露天理发师和他们的街边江湖

一把推子、一张椅子、一件白大褂,构成了北京露天理发师们的街边江湖。这江湖里有门派纷争,有爱恨情仇,也有历史流变。

图片来源:周卓然

最毒不过秋蚊子。个大、嘴尖、心狠,哪怕穿长衣裤的人也会被隔着布咬,而离草木近的地方就更严重了,比如北京西大望路上,靠近八王坟车站的天桥,虽常年通行着绿皮火车,铁轨上却依然是杂草丛生——这吸引了无数的蚊子,也殃及了桥下的人。

天桥下飞驰的车辆和奔走的行人倒不会受到影响,但有三个人的体会很不同,他们是“东北大姐”、“沉默大姐”和“害羞大叔”。这三人都是露天理发师,各自支的摊儿都在桥下不到三米宽的马路边,为了遮阳,摊边还会竖起一把大伞,伞下就是他们终日的活动范围。

这种相对静止的状态,蚊子颇是喜欢。

也正是因此,防蚊防成了街边一景:三个人的打扮高度相似,都是清一色的长衣长裤,外披一件白大褂。即使是夏天,帽子和口罩也绝不离身。从头武装到脚的三个人,每天从早八点到晚七点,靠一张椅子、一个招牌、一个工具箱,能接待近百顾客,像是谋生,也像是行为艺术。

过去,想见到这场景并不难。这些京城里数量正在变少的街边理发师,曾常出没在马路边、公园里或小区门口。和医生似的,白大褂是他们的制服,电动推子是他们的神器,还有件事不言而喻,就是服务价格的统一:“理发一次都是5元。”

谁也不能破坏规矩。这个,是江湖道义。

“沉默大姐”正在收拾理发工具 图片来源:周卓然
图片来源:周卓然

一把推子背后的一群人

三个人中,“东北大姐”最晚到桥下开摊儿,但生意却最好。傍晚临近下班时分,半小时内就能招待三、四个客人。

“东北大姐“琢磨了一下,觉得是自己招牌的功劳。和其他人只简单写着“理发、烫染”不同,“东北大姐”挂在马路栏杆上的小木板上整整齐齐地写着几个大字——“东北理发,可烫可染”。这个口号就像烧烤、火锅一样带着远方的气息,但其实和东北Style无关。

“管他是东北还是别的,剪头不都一样嘛,只是我们在马路边,戴上帽子,分不出来谁是谁,我是为了给我的顾客一个区分。”这是“东北大姐”的差异化策略。

的确,剪头技术在街边理发师这里不存在太大的差别。他们有几个共同的特征:快、准、稳。手艺嘛,靠的是数十年的积累和磨练——这是四川小伙小李总结出来的,家住附近的他常在这里理发,已经算是半个老主顾了。

小李二十来岁,在媒介策划行业工作,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街边理发可谓是凤毛麟角。他的发型挺潮,头上顶了个辫子,两边刮光。刚来北京打工的时候,他也去过那些“正经”的理发店,但慢慢就发现,年轻人头发长得快,15天就得来一次,但理发店价格动辄一百多、手艺却一般,“我妈就说,你就只用刮一刮,不需要那些花里胡哨的。”就这样,小李转投了街头理发。

小李一开始怀疑,这群整齐划一的人是不是在拍电影。来剪发的多是老人,对发型没要求,顶多焗个油。但后来,阿姨们用手艺征服了他,她们不用梳子,只用手指,夹起一缕头发,咔嚓咔嚓,就能剪得异常平整。

因此,街头理发的好处是要慢慢品的,第一是实惠省时,下班回家路上就能顺便理个发,只用几分钟,不用再拖着疲乏的身体去找发廊;第二是轻松省心,在这里,谁也不用记得谁的英文名。

“这里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Tony老师!没人推销卡,多清净!”小李兴奋地说。

事实上,街边理发师不仅不和顾客聊天,彼此交流也极少。“沉默大姐”和“害羞大叔”都是河北人,河北人来北京有点“天经地义”,属于最早来北京务工的一批。

紧挨着“东北大姐”的“沉默大姐”,家住在天桥旁火车会经过的平房里,还有个从同村来的闺蜜作邻居。每天下午,“沉默大姐”把推子放进黑色的Toni&Guy工具箱里准备收摊时,邻居都来帮忙搬东西。但两人从不拉家常,更多时候,她们只是沉默地站着。

“害羞大叔”也是一样,现在,他把摊位摆在远离女理发师的另一边去了。

三个人并不是无事可分享,“沉默大姐”有个孙女,逢人就爱给人看照片,只是不给“东北大姐”看;而“害羞大叔”其实心系天下,他说自己最近正在研读“印度和中国的纷争”,但这话却不给“沉默大姐”讲。他们的摊位彼此间只隔了几米,却犹如隔了一个银河系。

街边理发师之间有一些不成文的默契,既不聊私事,也不大声吆喝生意。如果有路人走过,转过头问一句:“理发吗?”,就是全部了。三个人一天下来,默默做事,甚少言语。

所以小李说:“现在不是老说工匠精神吗,他们就是啊,少说多做,干了几十年能干不好嘛。”

但恐怕,街边理发师们很少想什么匠人精神。他们要么是阴差阳错,要么是生活所迫,才选择了这个行当。

“东北大姐”以前不干这个,五六年前,她才从别的地方搬到了天桥下。她不知道从哪里听来,这片的理发事业已经做出了气候,顾客众多。传闻里,天桥下有位剪了20多年头发的奠基人,正是他开创了天桥美发事业的局面。可惜搬来后,奠基人却离开了。

起初天桥下还有不少同行,人人都是白大褂加电动推子的装备,不知道的还以为真是个统一着装的正经理发店。但忘了从什么时候起,这窄窄的隧道口就只剩下了他们仨。

三个人之间存在沉默式竞争,有点像二战期间的“树林静坐站”,看着挺激烈,却不晓得枪子飞在哪儿。“害羞大叔”作为唯一的男性,性子内向,招揽不了什么生意,因而暗暗对两位女性颇为不满,他觉得是自从她们来了以后,他的生意才被抢走了。

“技术再好也没用,有的男的来了专门往女的那儿跑,有一句话叫同性相斥,反正我的熟客比较多都是正人君子。”言下之意,是他的技术最好。

焗油膏 图片来源:周卓然
小李 图片来源:周卓然

国营理发店的衰落和街头理发的兴起

这点自信来源于“科班背景”。数年前,“害羞大叔”放下做了几十年的各种杂活营生,去东直门的196中学学习理发。但毕业后,只要二十几岁年轻人的理发店是去不了的,“害羞大叔”决定加入街边理发队伍。他在家附近的路边挂起一块大招牌,学着理发店的样子打出了“专业美发“的广告语,很快吸引来了顾客,后来碍于影响交通,牌子被城管摘了。

2000年的街边理发欣欣向荣,偌大的一个北京城,不怕找不到有旺盛需求的社区,想要学习理发的人因而也变多。理发摊儿的优势是灵活,这地方不行就换一个,堪比如今的快闪店。而这幅景象的成因,是源于国营理发店的没落和非典的来袭。

19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起来的个体户们,完成了基本的财富积累,房地产生意也开始爆发,第一批人涌入城市,租下店面搞起了私营专业理发店。但理发业在中国有点复杂,甚至有时候也不只是理发,还要和色情混在一起。

最早是发达的江浙沪一代有了以咖啡店、旅馆做掩护的色情产业,据说是从海南掘金回来的商人带来了这种习气。又过了几年,“有内涵”的理发店也加入了掩护队伍,从郊区渗透进城市,市面上出现了“洗头妹”的说法。

国家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资本和色情也加速了私营理发业的蓬勃,国营理发店被慢慢挤得没有了活路。2000年左右,北京四联理发店等国营企业已经出让了大部分业务,最早一批进入国营理发店的员工们面临下岗。

17岁就开始学习理发的“小美姨”记得,下岗那年她正好45岁。同一批失业的多为女性,因为往前推,1970年代的理发师傅招收徒弟,还是收女孩居多。自古以来,中国人虽对脸面和头颅看得重要,但美容美发行当却一直算不上体面,除非迫不得已,男人都很少入行。

理论上,剃头匠比理发匠高一档。学校里要先学更难的剃头和磨刀子打基础,这是皇城旧岁传下的传统,然后再学理发。但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市场上,理发或美发才更受欢迎,“小美姨”作为理发师,在下岗后进入了中关村附近一家私营老板的店,却因为上了年纪备受冷落,但作为单身母亲,她不得不为了孩子和生活忍耐下去。

每次说起这段往事,“小美姨”都容易哽咽。好在生活充满了戏剧性,2003年非典爆发,北京的理发店有许多都不让开了,被老板辞退的“小美姨”被困在小区里。

“一个亲戚说,正好不用受气,自己干。”“小美姨”听了,决定上马路边干活。考虑到要照顾孩子,她选择了离家近的菜市场。她弄了个电瓶车,买了个推子,准备好理发的白大褂,学徒时期师傅就说了,理发一定要穿白大褂,干净、醒目、一目了然,理发环境再简陋,人还是要干净。这是仪式感。

一开始,“小美姨”放不开,“都是中老年了,后来我爸爸鼓励我,陪着我去,我一看,马路上干活的都是45岁以上,都是下岗的,慢慢地就放开了。”

街边理发成本低,成了下岗工人们最容易做起来的营生。一把推子、一把伞、一个车,“小美姨”算了算,100-300块就能开张。菜市场是个好地方,在家带孩子的街坊领居老人有许多都会起早逛逛,人来人往,街边理发的需求不小,生意好时,一上午就能理上20个客人。

街边理发师慢慢多了起来,蔓延到了北京的各个角落,也许天桥下的奠基人也出自此时。从业的人里有“小美姨”这样的本地人,也有外地人。总体来说,本地的不如外地的胆子大,也不如外地的年轻,所以外地人的生意更好。

不过,这理发江湖里不讲个人品牌,讲的是区域优势。

都说同行是冤家,理发行当说来依然是门手艺,和如今的相声差不多,要讲究门派和沿袭。东城的、西城的、海淀的、朝阳的,互相鄙视、互相看不惯,师兄得罩着自家兄弟,以前的理发大赛也是如此,海淀的评委就向着海淀的,“我师父就是海淀的。”“小美姨”说。

竞争挺激烈,有人还开发了新服务——允许烫染。但街边没有水,烫染得去家里。而正因为这个转变,做了街边理发七八年本来还挺开心的“小美姨”在2014年被迫再次转了行。

父亲去世了、孩子去国外念了书,三年前的一天夜里10点,“小美姨”一个人在家,听见有人敲门。她一想,怕是有熟人来理发,就去开门,没想到看见外头站了几个年轻小伙,其中一个是光头,一个有一点头发,并不是屋前屋后的邻居。几个人言语轻佻,问店里还有没有其他服务。

“小美姨”立马反映过来,她想关门,却被外面堵住了,只能一边硬顶着,一边说:“你看,我比你妈都大,我这里就是给街坊邻居剪发的,你想要找三陪,找错了,我知道哪里有。”外面人不听,一度想要硬闯,几番解释安抚后,才走了。

自从这件事后,“小美姨”觉得不能在家里理发了,有个老主顾托人替她找了个老年公寓干干活儿,省得以后担心害怕。说到这里,“小美姨”似乎又要哭了,这让人又爱又恨的理发生涯终于还是宣告结束。

事实上,2014年和过往比起来,已经有不少街边理发师消失了。随着大城市治理政策的改变,房价租金的上涨,一些外地人口离开了这里,城市里的公共空间也在整顿,随意摆摊儿只能越来越往外环移。虽然不像烧烤摊那样容易脏乱差,但已经被城管们温和对待的理发摊们,也依然不再如往昔般常见了。

“害羞大叔” 图片来源:周卓然
1999年,“四联理发店”搬到了王府井大街变为“四联美发店”,理发到四联 图说和图片来源:交响曲_yhy的博客

街边理发会消失吗

“好多人走了。”“害羞大叔”若有所思,他家住在十八里店,每天要骑40多分钟车来到八王坟汽车站旁边的这个天桥下工作。因此,他格外爱惜这个“办公室”。

天桥下的水泥瓷砖里早已塞满了短发,一看就知道是每日清扫的结果。除了这个证据,被理发师们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地面和别的马路没什么不同。“小美姨”说过,理发其实是个赔本买卖,想靠他赚大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坚持做这行的人多少有点喜欢。“沉默大姐”和“害羞大叔”都同意这一点,挣点小钱、做点小生意,日子也挺好。

街头理发随着岁月逝去已经成为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男理发师也多了起来。这个行当似乎已经被平等对待,自清朝开始,京城的经商者将商业活动划分为上下八行头,上八行为盐行、茶行、药材行、杂货行、油行、粮食行、棉花行、牛皮行八个资本导向的行业,下八行主要是些手艺作坊,理发也曾勉强被算在其中。“小美姨”曾问女儿,是否有对读研究生的男朋友坦露过自己母亲的职业,好在女儿的话让她欣慰多了:“我就说给人理发的呀,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工作。

“沉默大姐”的老公也支持她做这行,她去年刚当上奶奶,本来可以在家里享享福,但一件事做久了就变成了习惯。另外,10年下来,许多人坐上街边椅子的动作之熟练,就像坐在自家的饭桌前,她怕自己走了,老顾客找不到剪头的地方。

这些年,许多人都以为天桥无意中所形成的熟人社会终会瓦解。但“小美姨”并不担心街边理发会就此消失,“变少,但也不会太少,这个事儿政府也很难管,街边理发会传下去的,一代一代。毕竟人的生活习惯是很难改变的事,就像自由市场没了,人们还是会努力去找,便宜又方便还是挺符合人们的需要的。”

街边理发师们相信,中国人的精神头最反映在头上,这是一种尊重。理发是中国文化的民俗,到了龙抬头的日子,不管你是大店还是路边摊,都得从头忙到晚,那些外来务工的孩子,无论需不需要理发都会来剪两刀,以图个新年的好彩头。

那一天也是街边理发师们全年生意最好的日子。

 

注:文中小李为化名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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