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证据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破纪录的气温，超级风暴，还有拉森B冰架（larsen B Shelf）的裂缝。新闻里的报道越来越可怕，如果认真考虑未来几十年里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你很难不大惊失色。然而，假如全球变暖是地球面临的最严峻问题，那么为什么除了后末日主题的科幻小说之外，我们很少能看到反映这一问题的当代小说呢？优秀的气候变化小说在哪里？
这些问题困扰着备受赞誉的小说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他认为，所有类型的艺术家——特别是作家——都肩负着直面这些问题的道德责任，而到目前为止，艺术家们在这一点上的表现极其失败。在最新的非虚构作品《大错乱：气候变化与无法想像之事》（The Great Derangement: Climate Change and the Unthinkable）里，高希写到，气候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应该丢给科学家、技术官僚和政客。“气候危机同时也是一场文化危机，因此也就是想象力的危机，”我们需要激进的新思路，甚至一种新的范式，才能看到人类中心主义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谁最有办法把这幅重新想象的图景展现出来呢？当然是艺术家了。
这是一场微妙又让人眼花缭乱的争论。高希在书中旁征博引了许多材料，来自气候科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等哲学家，还有教皇方济各的通谕、后殖民理论家的理论。他相信现代艺术的内在转向已经将艺术与自然世界切开了，我们急需新的进路。
高希多年浸淫于文化和政治维度的文学当中。在小说《玻璃宫》（Glass Palace）和《罂粟海》（Sea of Poppies）里，他记录了一文不名和无权无势之人的生命。他自己也承认，他的小说仅仅间接触及过气候变化的问题。这项挑战令人生畏。怎样才能从渐进的气候变化这一抽象概念里发展出一个吸引人的故事呢？即便是洪水和飓风这样的灾难——高希称之为“气候变化的指纹”——也都会有各自在艺术表现上的问题。
在下面这篇访谈中，《洛杉矶书评》和高希讨论了当代艺术的失败、为何文化不能与自然分离，以及他个人遭遇极端天气的创伤经历。
提问：你曾讲过一个故事，说1978年在德里上学时，一场暴风雨席卷了整个城市。当时发生了什么？
高希：当时的情况远比暴风雨更奇特。在那个季节，那一区域本不该有暴风雨的，那天却下了一场大冰雹。当时我21岁，我决定收拾好书往学校宿舍走，可天气忽然恶化了。我抬头望天，看见云里面伸出来一根像手指一样的奇异之物。当时我真的只能用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它，因为这种现象从来没有在印度北部发生过。忽然间我看见这个东西直直地扫向了我，我当时竟然知道找个地方躲起来。如果是现在的话，我可能会先停下来拍张自拍，那样我也就活不到今天来讲这个故事了。那是一场龙卷风——自德里有气象学记录以来唯一的一场龙卷风。龙卷风从那条路上扫过了大约四分之一英里，而就在那一天的那个时刻，我正好就在那条路上。
提问：你写到你差点躲到了一个后来被龙卷风摧毁的地方。
高希：是的。好多人都挤在一个遮阳伞下面，靠着玻璃门站着。我看出来那个地方没法提供什么保护，所以我就跑过拐角处，找到了一个小阳台躲在了下面。这一切花了我一分钟时间，但在记忆里似乎有一辈子那么长。龙卷风扫过之后，我跑回去一看，那些人从门里面被刮了出来。我想大概有十几个人遇难了，许多人严重受伤。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难场景，太不可思议了。我沿着路看过去，公交车被刮到了大学里，建筑物的表面被整块刮掉。我简直目瞪口呆。
提问：回首往事，你怎么看待这次经历？
高希：那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这么多年来我确实曾经尝试将这段经历写出来。我是个小说家，小说家喜欢把这种事情添加到自己的书里。但我始终写不出来，因为这次经历太奇异、太难以置信了，根本无法写到小说里。小说有自己约定俗成的可能性和可信度范围。某个人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发生了一件闻所未闻的事情。你该怎么把它写到小说里呢？
提问：你的意思是，真实比虚构还要奇特？
高希：的确是这样的。真实比虚构要奇特得多。事实上，大多数时候虚构作品只是真实世界的掺水稀释版本。在小说里你尝试创造一个读者可以理解的世界，然而有些事情可能性太低，超出了小说的参数范围。
提问：不仅仅是小说家不愿意处理这些极端的事件，更大范围的智识文化圈也不愿意。我们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谈论这类灾难性的事件。当然，时不时总有大暴雨或大地震发生，但只是被当做罕见情况草草打发掉了。大多数时候，我们总是以为自然界的事情都是慢慢逐渐发生的，而不是突然发生且规模巨大的。
高希：比你说的还要奇特。对我而言，这个问题越来越紧迫，特别是在当下气候变化的环境下。我经常问我的朋友们——很多都是作家和艺术家——如何回应那些明显带着气候变化印记的事件。这一切太非同寻常，我们能够看到数不尽的小说和电影，描绘未来纽约城被淹没的情景。
提问：末日毁灭的故事多得数不过来了！
高希：的确。然而如果你问问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有没有人用小说、电影或者绘画来反映2012年纽约市真正被淹的那一次事件。绝对没有。
提问：飓风桑迪没有催生出大量小说？
高希：什么都没有。与飓风桑迪有关的故事我一个也没有看到。这很不寻常，因为纽约市聚集了大量的作家、电影人以及各类的艺术家，他们中很多人都曾受到飓风桑迪的严重影响。飓风袭击了纽约的切尔西，这一区域在过去20年里一直是重要的艺术街区。许多艺术家住在那边，其中很多人丢掉了工作，很多大型画廊丢失了作品。然而，如果你问一个艺术家，他是否创作过与此相关的作品，他多半只会吃惊地看着你。这种想法从未进入过他们的脑海。
提问：你会怎样解释这种现象？
高希：（笑）只能尽力解释。我刚才说的是纽约，在孟买也是一样的。孟买这个城市有着发达庞大的电影产业，许多作家、艺术家和画家住在那儿。我最近见了一个朋友和他的妻子，他们是印度最重要的艺术家。几年前孟买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暴雨，他们的房子被淹了。他俩和女儿被迫分开了好几天，这件事无疑给他们留下了创伤。我问他们，这场灾难是否曾在他们的作品里出现过？他们也是一脸震惊。这些事情并不在现代创造力的想像范围之内。
我来告诉你原因。如果你问一个艺术家或作家他们的作品是关于什么的，或者艺术与文学的领域是什么，他们想到的第一个回答就是：艺术活动在绝对自由的领域里。那么西方传统里的自由意味着什么呢？从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来讲，它是摆脱自然控制的自由。只有从自然里挣脱开来的人，才被认为有能力创造自己的历史和艺术。那些不得不时时回应自然的人，被认为是没有意识、没有历史、没有艺术的人。
提问：那是文化的传统定义。文化就是非自然的东西。
高希：但是，这只是从18世纪末以来才成为传统，这些区分才设立起来。在那之前，这些区分从来没有应用过。在启蒙运动里，人性被神圣化了，人类占据了中心位置，非人类被排除在所有事情之外。如果你想一想大学的设置方式，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科学，处理的是自然；我们有人文学科，处理的是人类。那么那些非人类的东西呢？你大概可以说：“管他们呢。”
我想说的是，气候变化完全消解了人类和自然之间的虚假区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环境这一非人类的世界完全被人类活动所充斥。事实上，正是我们排入大气里的那些东西，造成了难以置信的紊乱，比如飓风桑迪。我们不能说这些事情是“自然的”，我们在这些事情上留下了印记，它们就以这样的方式回馈我们。
提问：我们常常把气候变化看作科学问题。我们排放了太多温室气体到大气中，因此需要一个技术上的解决办法。你的意思是问题并非仅仅如此？
高希：要深刻地多得多。在我看来，科学只能告诉我们症状，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症状而已。科学很重要，它提醒我们注意这些症状。如果没有科学家来提醒，我们可能会想要忽略它们，因为所有这一切与我们的知识构成、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教育深深地相抵触。
提问：如果气候变化在本质上并非一个科学问题，那它是什么？
高希：我想说这真的是一个文化问题。是我们欲望的问题。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到中东或者澳大利亚缺水的区域去，你会看见人们在努力种植草坪。他们使用石化燃料生产水，他们把海水净化，通过非常耗费能源的方式来创造水，为的是造出草坪来。
说真的，为什么？两三百年前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不知道草坪为何物，也不操心草坪，也不想要草坪。那么对草坪的渴望是从哪儿产生的呢？你就得去思考整个历史和文化，比如人们阅读简·奥斯汀的小说，想像着英国的碧绿草坪环绕着他们——草坪于是成为了美好生活的样板，我们所有人追求的都是一种来自文化的美好生活样板。
小说强有力地塑造了我们的欲望和想象力，但更加有力的是由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如果你思考一下自由的图景，在今天自由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通常这一幅自由的图景会与汽车或者摩托车有关。
提问：在路上的生活，当你抛弃了所有文明的羁绊，踏上自己的狂野之旅。
高希：对的。飞速行驶在道路上，头发被风吹拂，这就是如今自由对我们的意义。然而我们从未考虑过，这种自由依赖于公路，依赖于大公司生产的机器，以及规模更大的公司为我们生产的汽油——这根本不是自由。
提问：我们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自由理念？
高希：当然。我们必须反思自由在我们对现代文化和美好生活的构想里所占据的中心位置，我们需要开始思考另一种想象生活的方式。就鼓励人们想象绝对的自由，鼓励人们任意地购买和消费而言，加州恐怕是最好的例子了。然而当前几年加州遭遇旱灾时，他们实行了用水限量配给，人们也没有抱怨，能够调整自己的生活来适应。我们真的该思考一下这些例子。自由不是你消费或购买多少，而是某种更本质的东西。它存在于你的脑海、身体和你的灵魂里。
提问：所以要真的处理气候变化，我们需要用全新的方式来思考根本的价值观，不论这价值观是自由，或是那种认为人类处在万物中心的观念。我们需要想象力的一跃。
高希：是的。我们需要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想像生活，技术性的手段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技术能够提供帮助。然而根据19世界中叶的教训，我们不能依赖于替代性能源。当时有一个名叫萨缪尔·杰文斯（Samuel Jevons）的经济学家，是最早的能源经济学家之一，他因发现了杰文斯悖论而著称于世。这一悖论显示，能源效率越高，导致实际上的能源消耗越多。这跟无纸化办公悖论是同一类现象。互联网产生后，所有人都认为纸张消耗会减少。然而事实与此相反，纸张消耗大大增加了。所以我们不能依赖于效率，我们要着眼于另一个方向，即消费。我们需要从欲望和生活方式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提问：你说过小说家不写暴风雨灾难等自然事件，是因为这些并非小说的题材。然而最近有一种“气候小说”的类型呈上升趋势。你怎么看待这些小说？
高希：确实如此，近期出现了很多预测可能发生之事的小说。但是，让我们再次回到一开始谈到的那个例子。关于纽约市可能被淹的小说和电影不计其数，然而却没有一本是关于纽约真正被淹的经历的。
这真的很困扰我。如果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把它们投射到幻想的图景中，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在否认生活中的现实，因为气候变化并非远在将来。它正在强有力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当我们把这些事情都推向未来，我们实际上给人们提供了一条不去着力处理它们的出路。十多年前的好莱坞电影《后天》是一部很好的影片，你认为它是否能警醒人们注意气候变化？也许一点儿作用也没起到，因为它把所有的事情都抛到未来了。所以人们习惯于把气候变化的影片与外星人和吸血鬼来访归为一类。
提问：所以我们称为“严肃小说”的东西大体上远离了气候变化。这一议题被留给了幻想和科幻小说。
高希：是的，但也并不完全是这样。伊恩·麦克尤恩在小说《追日》（Solar）里面写过气候变化。芭芭拉·金索尔弗（Barbara Kingsolver）写过一本很棒的小说《逃离行为》（Flight Behaviour），气候变化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因此气候变化也不是完全缺席，但是如果你看一眼当下的主流文学小说，似乎与20年、30年前没什么区别，似乎完全没有认识到将今日世界与1990年的世界分隔开来的深刻裂痕。
提问：在你的小说里气候变化扮演了什么角色？
高希：非常间接的角色。在这里我想说一下我的新书《大错乱》，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次内省，包含了我尝试处理我自己在面对气候变化时的无能为力。因此我不是在对别人指指点点，我也并不是想要因为写作题材的选择去指责其他作家，那不关我的事，我只是在努力探索自己的界线。
我曾经间接地写过气候变化。但是当我环顾世界，看到气候变化在我们身边产生的影响是如此深刻而重要时，我为什么竟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你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常常问父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你们做了什么？我们的孩子会问，你们是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我想艺术和文化界的人士无法给出一个令他们信服的答案。
提问：你说你的目的不是为了指责他人，但你确实点了约翰·厄普代克的名字，他在一篇书评里把小说的目的定义为“个人的道德冒险”。你对这个观念有异议，对吧？
高希：确实是的。但是我要说，相对于厄普代克以及当今世界大多数作家的写作，他的描述是正确的。他们写的是个人的道德冒险，写的是人们的私人生活。但对我来说最有趣的一点，是厄普代克的宣言刚好赶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被发明的时候，在这种经济学里，所有一切都是个人的选择。
提问：因此经济体系渗透到了小说的创作中？
高希：绝对是这样的。始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在许多方面对我们所有人的思维方式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也深刻影响了艺术家和小说家看待自己作品的方式。看看早前的小说，拿《愤怒的葡萄》这部经典的、非常伟大的美国小说为例，你怎么能说它是“个人的道德冒险”呢？《愤怒的葡萄》也许是美国人在20世纪创作的最具影响力的小说，从任何角度来看，它讲的都是集体的困境。读完第一章，我认为它真的是一部超越自己时代的气候小说，这一部分真的是非常有力的写作。再比如另一部非常著名的美国小说《白鲸》，我觉得它是19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如果不是所有时代里最伟大的小说的话。你怎么能把它描述为“个人的道德冒险”呢？它不是，它讲的是集体的困境。因此像厄普代克这样的人，不仅是小说家而且还一名美国批评家——那种代表美国文学说话的权威之声——他能说出那样的话本身就很荒谬。这些话只能显示出极度的盲目，没有看到这么多年来美国的文学传统都创造了哪些作品。
提问：厄普代克当时在评论一部1984年的小说——Abdul Rahman Munif.的《盐之城》（Cities of Salt），他说这部小说不够西方化，所以他相信小说按照定义来讲，就应该有个人道德冒险这样的西方价值。你的意思是说，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小说？
高希：绝对是的。如果你看看我们即将迎来的世界，你很难把它视作一场个人的道德冒险。某个人逃离可怕的飓风，你怎么能把它当做个人的道德冒险呢？我们是在回应身边的种种危机。
提问：然而如果你回溯小说的历史——我想我们这里谈论的是西方小说——难道小说不就是这样的吗？它们多是关于个人生命如何随时间而改变的故事。
高希：不，我真的不太同意。看看西方正典里的那些伟大小说吧，比如《悲惨世界》，这份关于集体困境的小说的单子还可以一直开列下去。但是让我再一次说明，厄普代克对小说的总结相对于他的时代、他的写作，以及同代作家大多数人的写作经验而言，是正确的。
提问：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代，就需要一种新的心态和不一样的想象空间，那么写作一个由非人类声音充斥其间的宇宙意味着什么？
高希：问题正在与此，不是吗？因为“非人类”在小说中没有位置，而小说这种体裁正是在将人类与非人类分离开来的过程中形成的。让我再一次回到《白鲸》。这部小说之所以伟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并不在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做出区分。对梅尔维尔而言，白鲸是一个有意图的生物，或许比那些和它作对的人类而言更有能动性。在书里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白鲸做了什么，白鲸是什么。在今天的文学世界里，这一点已很难想像，而这正是《白鲸》为什么如此具有超越性的原因。梅尔维尔可以说是一位泛神论者，对他而言，在这个由人类和自然构成的世界里，每一部分都被神圣的力量所激活。
提问：你批判的不只是当代小说，而是如今被我们大多数人接受下来人本主义哲学。人类占据了一切事物的中心位置，我们头脑中出现的年头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是否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艺术？
高希：我确信如此。对我而言，这很让人困扰和沮丧，因为毕竟我也是那个世界的一部分。然后你突然意识到，与我们面对的真实世界相比，那个世界有太多浅薄的东西，完全是掉头不顾那些威胁我们生命的紧迫问题。你该如何去看待这种现象呢？
提问：然而气候变化不是很难转化成吸引人的小说吗？它太抽象了。一点一滴的改变竟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我们的头脑很难去把握这个概念。你如何在小说中做好这件事？
高希：难点正在于此。人类在过去并非没有处理过这样的问题。事实上，人类一直在与这些问题斗争。想一想风暴和云在《奥德赛》里扮演的角色，想一想圣经里的天气灾难，甚至是弥尔顿在大规模气候紊乱时期的写作——他的写作里总是有一股黑暗。
我想，最重要的事情是小说家不应该写气候变化，这是整个要点所在。一旦你开始把写作对象设想为一个名为“气候变化”的东西，你的作品就消解了。应该写的是正在经历变化的周遭现实，小说家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小说家写过战争、饥荒和各种各样的事情，正是我们必须去面对的变动的现实。当我们用一个单一对象的方式来思考这件事时，确实就会变得非常抽象和枯燥。但如果你看看身边事情所产生的实在影响，它们一点儿也不抽象或枯燥，相反，它们极其有力量。卡特里娜飓风激发了许多重要的纪录片和非虚构作品，这很有意思，甚至桑迪飓风也激发了好些非虚构佳作的灵感。但是小说在哪里呢？文化在哪里？早在几十年前，哈佛大学的环保理论家比尔·麦克吉本（Bill McKibben）就曾指出过这一点，他问道，那反映了我们变化中的现实的文化在哪里呢？
提问：你是在说小说写作——比如卡特里娜飓风是如何影响情节的，还是在谈论某些更基本的东西？
高希：我认为我没法给出任何的计划，问题正在于此。每个作家都必须努力重新想象他们的作品，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自己的技艺，没有什么计划能帮你达成目标。如果你坐下来，尝试去写一本关于气候变化的大部头，那么你最后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是某种末日毁灭的科幻小说，并非我们居住其间的现实世界。
提问：在《大错乱》里，你说在亚洲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占据中心位置，但我们西方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为什么亚洲如此重要？
高希：有很多原因，我沉浸在气候变化的各类文献里，发现它们很有趣，相关话语几乎全部集中在西方。这很奇怪，因为没有人会否认，在过去的20年里，气候危机进程加快了。每个人都认为这场危机完全源自西方，历史能够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在印度，人们急切地想要发展19世纪以碳能源为基础的经济；缅甸这个小国家的石油经济可以追溯到一千年以前。
提问：如果我们把亚洲带到这个故事更加中心的位置，会有什么改变？
高希：一方面，气候变化的叙述历史会改变。其次，这也让我们意识到了气候正义的问题。亚洲人未能分享到石化燃料经济的果实，这是权力干预的结果。
提问：因为占领这些地方的殖民列强不允许某些类型的发展。
高希：对的。印度人民十分渴望发展石化燃料经济，但是殖民者通过行政、金融和军事手段将他们排除在外了。世界其他地方未能进入石化燃料经济，并非因为他们没有兴趣或者没有能力，因为他们被积极地挤出去了。因此，气候正义的论据变得更强了，这改变了我们考虑这些事情的方式。与此同时，亚洲和非洲人民也要承认，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难题，这一点很重要。你不能仅仅把责任推给世界的某一部分，然后说其他人都只是受害者。
提问：让我们回到你的祖国印度，你曾设想过：如果四级或五级暴风雨扫过孟买，这个拥有2000万人口的城市可能发生的情形。我们真的还没有准备好去应对可能发生的事情。
高希：因为飓风桑迪，我开始思考孟买的脆弱性。我一部分时间呆在印度，离孟买不远。当我看到桑迪对纽约造成的破坏，我开始问自己，如果类似的暴风雨袭击了孟买会怎么样。我们要记得，飓风桑迪虽然是超级暴风雨，但是当它肆虐到纽约时已经不是那么强有力了。与此相似，要对孟买造成毁灭性破坏，并不需要一场四级或五级的暴风雨。即便是二级或三级飓风，如果直接袭击孟买的话，也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要知道，孟买最初是由六、七个岛构成的，它和纽约一样位于河口地带。但与纽约不同的是，孟买现在的这种海角面貌是通过填埋大片土地而形成的，这被称为填海造地，但在海平面上升的当下，最终结局是海面填埋陆地。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情景每天都在孟买上演。在每年潮水特别高的时候，许多道路和街区已经多次被洪水淹没。如果一场大暴风雨袭击孟买——这并非完全不可能，因为阿拉伯海的气旋活动愈发剧烈——后果绝对是灾难性的。
提问：你是说会有上百万的人死亡吗？
高希：没有必要去猜测数字，但我想肯定会造成很严重的伤亡。根据我们现有的气旋警报，我们可能有四到五天的时间来撤离孟买居民。但是实际上孟买通往大陆只有几条主干道。因此仅从物流上来说，将所有人从孟买撤离非常困难。孟买人口最密集的区域有大概1000-1100万人，要将他们全部撤离将会是天大的难题。而且从卡特里娜和桑迪的经验里我们也知道，许多人实际上并没有离开。
他们没有办法，他们能去哪儿？他们会决定冒险捱过风暴。还有许多人害怕他们的财产被抢走，特别是那些中产阶级。公寓和汽车构成了他们财产的大头，他们不想离开这些财物。可以肯定，几百万人会留下来经历这场风暴。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梳理了一遍当地政府的灾难预防措施，他们完全没有准备好应对一场大气旋。
提问：孟买不是也有核设施吗？
高希：两座核设施。这座城市实际上挤在两座大型核设施之间，两个设施都直接坐落在水上。想想福岛的教训，人们真的不想去思考这种事情。但是这本书里还讲到一件好事：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气候科学家亚当·索贝尔（Adam Sobel）参与了对孟买的研究，他曾经写过一本关于桑迪的重要书籍，他有一个团队正在研究一场大风暴会对孟买造成何种影响。许多市民团体也开始响应起来了。
提问：预估的前景相当灰暗。你觉得我们在气候危机环境下生存的前景如何？
高希：我认为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尽力去应对。即使我们在今天做出所有必要的改变，比如从现在起停止所有的石化燃料排放，我们也知道，有些影响已无法阻拦。举例来说，我们已经无法阻止海平面上升的趋势了。传统碳汇（如海洋、森林、土壤）似乎已经超出了吸收的节点，而开始往外排放二氧化碳了。这一切情况都十分棘手。我不是科学家，我无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但从经验的层面上来看已经很清楚，人类必须要做好准备。
今年早些时候我在亚利桑那的凤凰城，那儿有一个非常棒的气候变化群组。许多人告诉我本来绝不会把地址定在这里，仅仅是因为空调的原因才定在凤凰城，但你也看到了最近凤凰城的热浪。到了一定时候，连空调也无法奏效了。如果室外温度达到摄氏50度，就像最近科威特那样，你能怎么办？这些事件对于我们的影响，正每天在我们身边逐一显现出来，可是我们仅仅把它们想象成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这太匪夷所思了。
（翻译：李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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