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经济学家罗斯高在“一席”演讲引起后争论的回应，以及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公投风波。
发展经济学家罗斯高上月中旬在“一席”发表演讲，讨论中国贫困农村的幼儿教育问题，他认为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水平不足将在未来制约中国发展，因而提出要让“农村母亲回家”，并且教育她们如何给孩子提供优质教育。之后几天，他的演讲在网上被疯狂转发，也随即引发激烈辩论。月底，罗斯高接受媒体采访，尝试回应人们的质疑。他坚持认为，农村教育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将有可能“变成墨西哥”。而在面对为什么让母亲回到农村进行“丧偶式育儿”的质疑时，罗斯高又称母亲回家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我不知道一个经济学家要怎么改中国五千年的历史”。然而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些看上去充满了温情的回应，真的解答了“一席”演讲之后，人们从研究伦理到理论框架层面提出的质疑吗？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上周的国际新闻，则被两单独立公投风波所挟卷，先是伊拉克库尔德人进行公投，大比例支持从伊拉克独立，接着则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于当地时间10月1日开始公投。两单公投都涉及多方政治力量的博弈。对于时间上距离我们更近的后者来说，伊比利亚半岛的复杂历史，西班牙中央政府与地方权力分配的博弈，都在公投风波中结构性地展现出来。地方自治政府政治权力和财政权力的脱节、选举政治的需要，使得这次公投中加泰罗尼亚与西班牙政府之间难以妥协，两者的关系走向剑拔弩张。而不具法律效力的公投遇上来自马德里的大力打击，也许会使得加泰罗尼亚问题在未来更难收场。
罗斯高回应“一席”争议，温情有余，思辨不足
长期关注中国发展的斯坦福大学教授暨发展经济学家罗斯高（Scott Douglas Rozelle）上月中旬在“一席”的演讲，在网络上激起了诸多讨论。罗斯高在演讲中称，63%的贫困农村孩子没上过高中，将使得儿童智力发展问题变得严重， 从而中国未来会缺乏足够水平的优质劳动力，会被拖入“中等收入陷阱”。从这一判断出发，罗斯高倡导妈妈们回到农村育儿、“政府每年应投入80亿做贫村儿童的早期干预”。
罗斯高的演讲被疯狂转发分享之后，随即引发了网上的激烈争论。反对罗斯高观点的声音，一方面质疑罗的“诊断”有误，一方面是认为他的“药方”有种种预设问题。
《财新网》上署名俞建拖的评论文章指出，罗斯高立论的“中等收入陷阱”命题本身是否成立，其实值得推敲。文章中指出，一般国家可能在低发展水平或高发展水平上陷入增长陷阱。前者是发展水平太低，人口增长消耗掉了成果；后者是人口进入老龄化，发展进入“稳态”。而对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并没有这两种问题。作者援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的结论：中等收入国家上可以引入新技术，下不缺人力和资源积累，因而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个伪命题。
况且，就算按照罗斯高的说法，有这样一部分国家，经济发展长期“不上不下”，那也要深挖这些国家的具体历史情境，而不是简单用几个经济变量去建构计量模型，用“中等收入陷阱”代之。俞建拖指出，这类国家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拉美等地，大略分类的话，它们陷入中等收入，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或是政治不稳定，或是国家货币政策过于宽容，或是产业结构单一，或是国家体量较小以及缺乏应对外在冲击的抵抗力等等。而中国并不符合以上这些情况，和这些国家具体条件非常不同，就算“中等收入陷阱”命题并非无效，也不是讨论目前国内问题的合适出发点。
除此之外，在同一篇文章中，作者还指出，中国人力资本近十年来的投入取得了显著成果，罗斯高的数据多集中在十年之前，因而有所误导。更重要的是，罗斯高在分析儿童智力、进行归因时过于简单，不够审慎，对智力测验这样需要严格临床诊断的论据，其给出的数据和结论过于草率，诸如“永久性认知能力缺陷”这样的辞藻，也非常容易对公众造成误导。
另一条批评集中在罗斯高对女性性别身份的忽略。微信公众号“橙雨伞公益”就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之所以罗斯高和很多人一样认为提高孩子教育水平的关键在于让母亲回到农村育儿，就在于人们往往预设了男女收入不平等广泛存在。人们以为，让女性回到农村，会比让男性回到农村在经济上更划算。
文章指出，这种思考方式的背后，是非常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预设，而父亲的角色在育儿中完全被忽略，而如果用这种思考方式去设计政策，牺牲的必然是女性，妈妈们会失去自己的经济来源，如果遇到家暴或者其他问题，处境将极为被动。而在微博讨论中，也有网友敏锐地指出：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罗斯高完全陷于传统性别分工的解决方案也是问题重重：假如让妇女回家，把女性的职责局限在家庭中，那么结果就会变成农村家庭教育女性的回报率持续变低，这样一来，在未来很多家庭就会降低对女儿的教育投入，继而母亲的教育水平也会降低，农村教育仍然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且性别问题会日趋严重。
面对这些质疑，罗斯高于月底接受了《财新网》的采访。在采访中，罗斯高再次重申了“中等收入陷阱”假设，他认为，中国过去的劳动力，以低智商从事农业或者大规模的工业劳动，但是在未来，劳动人口越来越少，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力价格就会提高，使用廉价劳动力的资本将离开中国，因而必须提高劳动力教育水平，所以他才提出要利用“最早1000天”的早期教育，要设立养育中心，教育农民如何养孩子。
而在面对性别视角指责时，罗斯高搬出了中国五千年“传统”，他认为，农村爸爸长期不在家，母亲回家更为现实，“我不知道一个经济学家要怎么改中国五千年的历史。”
然而，罗斯高的回应既没有足够论据回应“中等收入陷阱是伪命题”的批评，在性别问题上选择诉诸传统也站不住脚。罗斯高的发展经济学非常依赖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模型推导政策结论。但劳动力供求关系在现实中绝非如此简单。比如按照“人口红利”理论，在中国的制造业应该早已大规模迁出前往印度这样的国家，但实际是，这一过程则远没有达到预期中的规模。究其原因，是因为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诸如政策、基础设施水平、社会福利政策乃至机械化程度等等方面，都会影响到劳动力使用的情况。更不用说在今天，一国的综合发展早已不是简单用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就业这样的简单尺度可以下结论衡量的。
至于性别问题，罗斯高使用“五千年传统”为自己的结论辩护，也是完全忽略了过去70年间中国在男女平等上的种种成果——中国五千年男尊女卑的家庭关系，不是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大为改善了吗？为什么提出政策建议的时候，这些现实实践就不可以参考呢？
诚然，在学术界功利之风盛行的当下，像罗斯高这样沉下心做政策研究的精神，值得肯定和发扬。但一腔温情，未必代表着研究本身触碰到了真问题，也不必然意味着这些思考能够帮助我们摸索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济世良方。农村教育的政策议题，仍然需要社会舆论保持关注，实现更广泛，更深入的讨论。
历史与现实问题交织：加泰罗尼亚公投风波
10月1日，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开始了新一轮独立公投。在公投之前，西班牙政府宣布公投违反宪法，随即派遣警察没收投票设备，引发警方和示威者的对峙，公投便在这样混乱的局面中拉开序幕。回溯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中央政府之间从互有理解到今天剑拔弩张的经过，我们会看到，这一难解局面的背后，是西班牙历史和当代政治留下的多重复杂问题。
署名昭杨的作者曾在两年前的一篇刊载于《南方都市报》的评论中，预言了加泰罗尼亚公投问题会愈演愈烈。在文中，昭杨分析了历史和现实政治的两层维度。他指出，在历史地理上，加泰罗尼亚处于西班牙版图上的东北角。和法国之间仅仅隔着比利牛斯山脉，很早就被纳入了法兰克帝国的边疆地区。因而在穆斯林摩尔人统治西班牙的时期，加泰罗尼亚未被伊斯兰化。这导致了西班牙被基督教王国“收复”之后，加泰罗尼亚没有经历重新“再征服”的过程，由此形成了和西班牙其他地区不同的语言、风俗与政治传统。也型塑了加泰罗尼亚人相对于西班牙其他地区的自我优越感。
但正是这种独特性，使得加泰罗尼亚成为了近代西班牙王国中央集权的打击对象。现代西班牙和1700年的王位继承战争有着深刻渊源，在那场战争中，加泰罗尼亚支持的一方失利，因而胜利之后，统治西班牙的波旁王朝大幅度削弱了加泰罗尼亚的地方力量，代之以王权统治和西班牙语教育。但这一统治并没有让加泰罗尼亚完全“西班牙”化，因为加泰罗尼亚较早进入了工业革命，形成了庞大的产业工人和左翼政治传统。这一传统发展到20世纪初，加泰罗尼亚在左翼抵抗佛朗哥独裁统治的内战中扮演了重要作用。从而，在左翼输掉内战，佛朗哥政权上台后，加泰罗尼亚又成为了佛朗哥政权的重点镇压和关注对象。
昭杨在文中指出，加泰罗尼亚人的独立诉求，交织了历史上的优越感和近代以来的受害情结。1975年佛朗哥统治结束，西班牙开始民主化，加泰罗尼亚于1978年开始得到地方自治，拥有了加泰罗尼亚人的议会、行政长官和部分立法权。然后与此同时，西班牙中央政府在财政方面的权力仍然很大，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自主政治权力和财政权力呈现出不对等的态势——中央政府在税收上使用较为富庶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税款，分配给国内更为不发达的地区，这使得加泰罗尼亚人感到某种剥夺感，从而围绕着税收分配问题论述自己的民族身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缓和了多年之后，于近年重新紧张起来。
微信公众号“世界说”则刊出评论认为，西班牙政府应对加泰罗尼亚人公投的手段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导致了这次公投风波愈演愈烈。文中提到，西班牙政府上诉宪法法院判定公投违宪，之后采取强制手段处理公投问题，但作为依据的1978年宪法仍然保留不少佛朗哥独裁时代的痕迹，以此处理中央地方关系，容易导致加泰罗尼亚人重新回想起佛朗哥时代的黑暗，将马德里的现政府与过去的独裁时代划上等号，长远来看这无疑会激化西班牙政府与加泰罗尼亚人之间的仇恨，为支持独立的政治人物提供更多弹药，双方立场将更加极化，真正解决问题，将变得更加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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