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我和约翰住在洛杉矶的富兰克林大道。但是1970年，我们搭飞机来到南部，并在那里居住了一个月。起初，我们并没什么规划，想着先在新奥尔良落脚，接下来的行程再边逛边想。1942-1943年，我因父亲驻扎在北卡罗莱纳州的达勒姆，探亲时曾在那里住了一段之间。此后的近30年，我再也没有回去过。再次到访这片土地，感觉这里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新奥尔良
新奥尔良六月的空气里充斥着性和死亡的味道，并不是指被暴力杀害那种死亡，而是衰退、烂熟、腐朽，还有溺毙、窒息、被不明病原体感染的死亡气息。
这个地方非常黑暗，字面上的黑暗，就像相机底片，X光照片那样黑暗：这里的一切似乎把光线完全吸收掉了，没有一点光亮反射出来，只是一点点地吞噬着光芒，直到一个物品发出了恐怖的冷光。地上的墓室成为了景观的一部分。在这沉重、昏昏欲睡的环境中，所有的情感都像舞蹈那般被放慢。人们在街头游荡，就像悬浮在液体中的小液滴一样。活人几乎也和死人一样，几乎看不出差别。
一天下午，我在圣查理大道目睹一个女人死去，面朝下倒在她自己座驾里。“死了”站在我旁边人行道上的一个老太太说，当时我们俩离那个女人开车撞上的树只有几英寸。在警车、救护车到来以后，我跟着老太太穿过庞恰特雷恩湖酒店的车库，走进咖啡厅。死亡看起来是如此的严重而又随意，就像在前哥伦比亚时期的城市发生过的那样，那时候，我们都知道死亡会来临。同时，从长远来说，死亡并不重要。
“这是谁的错，”老太太对咖啡厅里的目击者说道，她的声音越来越小。
“没有人做错了什么，克拉丽丝小姐。”
“他们也帮不了什么，真的。”
“他们完全帮不上忙。”我曾想象过他们会在一起讨论死亡，但他们没有，他们在谈论天气。“理查德以前在警察局工作，他告诉我，他们无法阻止即将发生的事情，”似乎是为了强调接下来的话，那个目击者停顿了一下，“他们仅仅是不能证实这一切。”
“他们不能，”老太太说道，“老天已经算好了这一切。”
这几句话飘散在空气中。我吞下了一块冰。
“我们懂的，”过了一会，老太太又说。
这是一个宿命论，我把它看作是典型的新奥尔良人生活态度。香蕉会腐烂，然后狼蛛在里面繁衍。天气会如预期一样到来，变坏。儿童会发烧，然后死亡；国内的争论会在斗争中结束；建造公路意味着贪污和即将碎裂的路面，然后藤蔓植物会在路面上重新长出来；国家大事会引起关于性别嫉妒的讨论。在新奥尔良就像在太子港，而国王身边的侍卫会背叛他。这里，世事都是歌剧般的、天真烂漫的，这种文化的宿命论被原始的野性所控制。“我们知道的只有，”卡尔·奥斯丁·韦斯的母亲说道，“他把生命看得很重。”而她的儿子——卡尔·奥斯丁·韦斯在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吞鲁日的州政府大楼的走廊上射杀了休伊·朗。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向一个路易斯安那州来的人学习烹饪，我不太习惯和一群男人全神贯注地狂热讨论食谱、食材。我们同居了几年，而我认为我们对彼此最了解的一次就是我试图用一把菜刀杀死他的那次。我记得我花了一整天和N.一起烹饪，可能是我们在一起过的最开心的一天。他教过我炸鸡块，配上棕色米饭，还有切碎的莴苣配上蒜蓉和柠檬汁，然后把所有东西装饰上塔巴斯科辣酱（一种墨西哥风味酱料）和伍斯特辣酱（英格兰改良的一种辣酱，始于印度），还有黑胡椒。他给我的第一份礼物是一个压蒜器，第二份也是压蒜器，因为我弄坏了之前那个。有一天，我们花了一整天在东海岸烹煮虾浓汤，然后为了放多少盐的问题，我们吵了一架，由于他喝了几个小时的萨塞克斯鸡尾酒，他冲动地把盐倒进汤里以证明他的观点。汤喝起来像盐水，但我们两个都装作很好喝的样子。把鸡或者朝鲜藓扔地上，把买回来的螃蟹煮了。没完没了地讨论朝鲜藓配牡蛎搭配的可能性。我和他结婚以后，他有时候还会把我叫上，一起研究食谱。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南部，是1942年末，1943年伊始。我的父亲驻扎在北卡罗莱纳州的达勒姆城，我的母亲、哥哥和我辗转乘一系列又慢又拥挤的火车来到这里见他。在加州的家里，我哭了好几个晚上，消瘦了不少，我想见我的父亲。我曾想象过二战是一个专门为了把我和父亲分开而设计的惩罚，我曾数过我的罪状，从一开始的自私自利到几乎自闭症一般，直至今日，我做梦中或者高烧时或者在婚姻中的还受那些日子的折磨，我觉得自己有罪。
关于那次旅程，我回忆得最多的就是太平洋黄蜂号上一个被鱼雷袭击的水手，他给了我一个银色和宝石绿相间的戒指。我们都很怀念彼此在新奥尔良的联系。我们无法在圣查尔斯酒店拿到一个房间，因此只能在一个有顶棚的露台坐一晚上。我哥哥和我都穿着泡泡纱做的日光浴装，母亲穿着海军蓝和白色格子花纹的丝绸裙子——这裙子早在火车上已经被灰尘弄脏。她把我们包裹在她结婚前带来的貂皮大衣里，这件大衣她一直穿着，直到1956年。我们当时乘火车而不是开车去找父亲，因为在加州出发的前几个星期，母亲把车借给一个熟人，结果那个人开着车在萨利纳斯周边撞上一辆装满生菜的货车。我很确定有这么一件事，因为直至今日，用我父亲的话说，依然是熟人与我们之间敌意的来源。我最后一次听到这件事是一个星期前。母亲会有回答，只是又打出了几张牌。
在达拉姆，我们在牧师的屋子里有个带厨房的房间，牧师的孩子一天到晚都在吃面包——上面涂着一层厚厚的苹果酱，他们在我们面前提到父亲的时候用的是“牧师考迪尔”。晚上，牧师考迪尔会带着5到6夸脱（0.946升）蜜桃冰淇淋回家。然后，他、他的妻子和孩子会坐在门前走廊上，拿勺子从盒子里挖冰淇淋吃。这个时候，我们则会呆在房间里，看我母亲读书，等待着星期四的到来。
星期四我们就可以乘巴士去杜克大学和我们的父亲呆一个下午——那时候，杜克大学已经被军方借用。他会去学生会给我们买可口可乐，带我们在校园里散步，用拍立得给我们拍照。我到现在还保留着这些照片，偶尔还会拿出来看看：照片里有两个小孩还有一个和我非常相似的女人，他们或坐在泻湖边上，或站在许愿池边。拍立得照片通常都是过度曝光或者焦距模糊，并且无论如何，现在也已经变得模糊。30年后，我依然可以肯定，父亲曾经在周末陪伴过我们，但我只能说，他在小屋子的出现、他的精神紧绷、他那咄咄逼人的隐私和他爱射杀螃蟹多于吃蜜桃冰淇淋等特点，似乎对我的精神产生潜在破坏，以至于我抹去了所有关于周末的记忆。
星期一、二、三、五这几天，我和考迪尔太太借给我的纸娃娃玩耍。娃娃有着费雯·丽、奥利维娅·德·哈维兰、安·卢瑟福、巴特弗莱·麦昆的脸蛋，就像几位演员在《乱世佳人》中的角色那样，我还跟着邻居的小孩学会从屋子下面的软泥中找生土豆吃。我现在知道在营养不良的南部，吃喜鹊是很常见的，就像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第一个星期四开车载我们去杜克大学时，巴士司机一直停靠在路边，直到我们从后面的座位跑到前面来，但我当时并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那时候，母亲那时已经发现我们在达勒姆停留的几个月并不如理想般开心。
我无法精确说出是什么驱使我在1970年夏天回南部去呆一段时间。我那时候去的地方，没有任何值得报道的事情发生：无论我去到哪里，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著名的谋杀，没有审判，没有集合命令，没有战争，连著名的关于上帝的表演都没有。
我只有一些模糊的、未成形的感觉，这个感觉时不时地冲击着我，我无法清楚解释为什么。因此，好几年里，关于南部、特别是海湾滨海地区就像今天人们谈论的加州一样：未来、一切恶与善的能量源、灵媒的中心。而我心中的加州并不是这样，我不太想说这些。
我只有脑海中一个转瞬即逝的“画面”。如果我谈论这些，我能提到的只有克雷·肖和加里森，还有我有一次遇到的一个飞行员。好几年里，那个飞行员开着小飞机穿梭在海湾滨海地区、加勒比海说不出名字的地方还有美国中部的航线上，载货单上写着“热带鲜花”。我可以提到的只有一些偏执狂、头脑发热的阴谋、巴洛克式的操作、蜜桃冰淇淋还有我1962年在东海岸的马里兰度过的那些不愉快的夜晚。简单来说，我能说的话听起来都很疯狂。因此，我选择1970年夏天的某日飞去南部，租一辆车，花上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开着它绕着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马州到处游，不见任何代言人，不参加任何活动，除了寻找是什么造就我记忆中的画面意外，什么都不做。我选择这些，而不是去谈论那些记忆。
一天下午，我们乘坐快艇去阿尔及尔（这里指美国新奥尔良的阿尔及尔地区，不是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的首都——译者注），然后开车向河的下游走了一个小时左右，到达普拉克明教区（Plaquemines Parish）。阿尔及尔城是白色木框架平房和豆腐渣公寓组成的令人生疑的混合体，还有公园喷泉公寓（Parc Fontaine Apts）等等。沿着和往下游开的的旅程，我们穿过了一系列地标。这些“地标”和我在索诺兰沙漠之外看到的任何地标相比，都只能算是意义上的地标（并没有什么特色）。
我时不时地会留意到左边的堤坝。玉米和西红柿漫无目的地长着，就像是天然生长的一样。我太过于习惯把农业当成农业经济来理解，加州山谷那丰富的景色，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和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带来的所有资源，保证了当地生产力的平稳持续。“禁止猎杀四足动物——贝拉沙斯（Belle Chasse）”，一个牌子这么写道。禁止猎杀四足动物是什么意思？那可以杀爬行动物吗？两足动物呢？
路边有死去的狗，橡树林中还有一个下沉的墓地。
快到萨尔弗港（Port Sulphur）的时候，我们开始看到硫磺工业（萨尔弗港英文意思为硫磺港口），那些罐子在诡异的光芒中散发出奇怪的光。我在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中，碾过了3条蛇，其中一条是扭曲躺在车道上已经死去的粗壮黑色嗜鱼蛇。那里有收集古玩的地方，卖西红柿的小摊，还有一个叫女人味（Feminine Fluff）的化妆品店。蛇、腐败的灌木、硫磺发出的光：我们停车加油或者问路时候看到的景象基本就是噩梦专用配置。为了迈步下车，踩到加油站前那满是牡蛎壳的地面上，我必须给自己打气，把每一根神经绷紧。当我们回到酒店，我在淋浴间呆了半个小时，只为了洗掉下午沾上的脏东西，但之后，我开始想象淋浴的水是哪里来的，又会流去哪个黑暗的地方。
现在，我回想起新奥尔良，我主要记得的是它那浓厚的执念，它那眼花缭乱的种族、阶级、传统、风格以及平庸的成见。当这一切发生，这些特定的成见基本上就是前沿道德教会西方孩子去否认和谨慎提及的内容，但在新奥尔良，这些特点是大多数对话的基础，让那些对话增添它独特的幼稚的残忍和天真。在新奥尔良，他们同样会谈论派对和食物，他们的声音时高时低，从不会平稳地说一句话，似乎讨论任何东西就可以把野性驱逐到海湾上。在新奥尔良，你可以感觉到原始野性离你很近，很危险，并且充满殖民主义色彩。这里的野性并不是西方想象中那种救赎般的野性，而是一些很讨厌、古老而又恶毒的东西。在这里，野性的意思不是对文明的逃离和不满，而是对社会的致命威胁。野性的影响是非常活跃、贪婪而又十分自恋，这种语气在殖民城市并不少见，而我发现其主要原因就是城市发展。
比洛克西
这里一切似乎都来自于海湾地区：沾满污渍的墙，锈迹斑斑的窗户，发霉的窗户，弯曲的木头。空调也没法运行。我们每次打开我们在滨水海湾酒店（Edgewater Gulf Hotel）的房间的空调，它都会剧烈震动，考虑到这个酒店还是密西西比广播员会议的举办地，这样的设施令人非常恼火。滨水海湾酒店是一幢巨大的白色酒店，就像一个巨大的洗衣机，并且看起来像是快要（由于经营不善）被征用一样。游泳池很大，却很脏。泳池里的水闻起来有鱼腥味。酒店后面是一个新的购物中心——带空调那种。我一直往那儿跑，这样我像回到了正常的美国。
在默里迪恩（Meridian）去阿拉巴马州的塔斯卡卢萨（Tuscaloosa）的路上
一天下午大约5点种，在塔斯卡卢萨的华美达酒店（Ramada Inn），我坐在游泳旁边，读着莎莉肯普顿的《绅士》（Esquire）的节选。《绅士》是关于作者父亲和其他认识的男性。那天没有太阳。空气像池子里的水一样厚重。混凝土和湿气似乎构成了这里的一切。有几个穿着短袖尼龙衬衫的满人坐在另一张金属桌子上，喝着罐头啤酒。过了一会，我们试图找一家仍然营业的餐厅吃饭。我决定在大学大道一个地方吃饭，我打电话过去，那里的老板让我们左转去Skyline外卖。在去那里的路上，我们迷路了，为了问路，停靠在一个加州站。加油站服务员完全不知道大学大道（阿拉巴马大学就在大学大道）在哪里，但可以告诉我们去Skyline的路。
古因（Guin）
夏季在美国南部乡村旅行的结果就是，晚饭永远都吃得没精打采。太阳落下并没有让炎热的气温下降多少。其中一个吃饭的地方在几百英里之外，而且由于不知从哪里传承来的习俗，这里只在7点30分到8点供应食物。有一天晚上，我们在温菲尔德和古因路途中的汽车旅馆吃晚饭。太阳依旧照耀在外面的人行道上，又穿过蓝绿色塑料膜窗户照射进来。食物看起来像是中午炸过，又放在蒸桌上保温到现在似的。吃饭就是受罪，就像在社会中，为了生存你必须忍受一些东西。没有饮料可以把这粗糙的饭菜冲下去。餐厅连冰块都舍不得多给几块。我记得在某个餐厅点了一杯冰咖啡，女服务员问冰咖啡是怎么做的。“就像冰茶一样。”我说。她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在一个杯子里吗？”她问道。
古因的服务员领着我去收银台。她拿起我落在桌面上的一个纸板火柴盒。“我在看你的火柴盒，”她说，“这是哪里来的？”我告诉她是比洛克西来的。“密西西比那个比洛克西？”他说，又仔细研究手上的火柴盒，就像火柴盒是尼泊尔来的纪念品一样。我说是的。她把火柴盒塞到自己口袋里转身走了。
牛津（Oxford）
用尽我知道的所有新闻报道手法都不足以描述南部。我知道，有一些事情我应该完成：但我从来不会去做。不管我在哪个地方，我从来不会与最大百货公司的婚礼顾问见面。我从来没有进入过“密西西比好客小姐”竞选的半决赛，即便这些比赛在我们离我们不远的小城镇举办。应该说，无论我们到哪里，都有类似的比赛。我无视我知道名字的某些人的电话，反而躲进了药店闲逛。整整一个月，我都沉浸在某些真实领悟的海洋中。
我在杰克逊小镇时一直和弗兰西丝·卡比太太通电话。卡比太太是包括克林顿（Clinton，犹他州的一个镇）、克里夫兰（Cleveland）、泉水湾（Bay Springs）、格林沃德（Greenwood）、格尔夫波特（Gulfport）、印第安诺拉（Indianola）、利兰（Leland）和路易斯维斯（Lewisville）在内的“好客小姐”比赛负责人。在比赛举办的那天，我在离克里夫兰只有几英里的一个地方。我打电话给赞助商和商会办公室，他们告诉我要求我“来乡村俱乐部”观看比赛，但我从来没这么做。
附：琼·狄迪恩关于出版笔记的问答
为什么你选择现在出版这个笔记？
琼·狄迪恩：我一直在翻看笔记，只是灵光一闪，觉得出版这些会很有意思。
将近50年后再去寻访这些记忆是什么样的感觉？
琼·狄迪恩：我更倾向于不把这些当作50年前的事情来回想。
在你的记者生涯中，你的笔记本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琼·狄迪恩：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保留着记笔记的习惯。笔记是我进步的基础部分。下一步就是对其进行修饰、整理，看看有什么收获。如果足够幸运，会有一些收获。如果不太走运，我会再做一些笔记草稿。我暂时没有计划出版其他笔记，但是将来谁知道呢？
出版笔记会比出版你其他的书籍更有启迪作用或者更能反映现实吗？
琼·狄迪恩：笔记是不加修饰的经历。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在你的旅途中，有几个很难忘的描述是关于恶心的汽车旅馆游泳池。为什么对于像你这样的作家来说，对游泳的印象如此深厚呢？
琼·狄迪恩：我喜欢游泳。在水源短缺的加州，游泳池的管理很严格。
尼尔·里奇（Nathaniel Rich）《南部与西部》（South and West）一书中，他说20世纪70年代在南部的经历和2017的美国令人惊悚地吻合。对美国政治危机是不是你选择回到那个时候的一个因素呢？
琼·狄迪恩：我觉得美国政治危机是我所有思考的背景，不管我知不知道我思考的是美国政治。这些东西总有方法挤到我的想法之中，我认为我们正活在最可怕的时代。
翻译：麦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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