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我“丧”必有用?科学家谈负面性偏见的利与弊

我们为何对坏消息或是悲伤的回忆如此狂热?这种“负面性偏见”又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何种影响?

没什么能让人笑的东西。演员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和维吉尼亚·福克斯(Buster Keaton),时间大约为1920年。图片来源:Springer Collection/Corbi

我这里好事坏事各有若干件。你想先听好事还是坏事?如果你想先听坏事,那么恭喜你,你和大部分人的选择一致。此话怎讲?

坏事对我们的影响比好事更大。我们对坏事的记忆更鲜活,而它们相对来讲也更能形塑我们的生活。离别、事故、父母照料不当、财务上的损失乃至于一句不经意的负面评论,都会霸占我们的精神空间,压抑那些令人欣喜的正面体验,使我们难以笑对漫漫人生路中的种种挑战。人类的适应能力极强,涨工资带来的喜悦持续不到一个月,便会催生更高的薪酬期望。我们就此感受到了痛苦,它似乎从来不曾离开过我们。

全球范围内有大量科学研究证实了我们的消极性偏见(negativity bias):好日子不会持续到第二天,坏日子一来就没个完。相较正面信息而言,我们处理负面信息的能力要快速而彻底得多,这些信息对我们的影响也更加持久。在社会生活中,相较建构正面评价而言,我们会花费更大的周折来避免负面评价。在情感方面,相较于品味美好一刻,我们也会消耗更多的时间来化解负面情绪。悲观者对自己健康状况的了解,或许比乐观主义者更准确。人们——哪怕一个只有六个月大的婴儿——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在人群中辨识出一张愤怒的脸孔,但要他们找出一张高兴的脸孔则要困难许多。事实上,哪怕人群中有再多笑脸,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把自己的目光聚焦在怒容之上。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至善科学中心”(Greater Good Science Center)高级研究员、神经心理学家里克·汉森(Rick Hanson)指出,协助我们辨识面部表情的器官位于大脑区域中的杏仁核(amygdala)部分,我们的本性在此表露无遗:杏仁核中三分之二的神经元都是专为负面消息而配备的,以便令我们及时对其作出回应,并将之存放于长时段记忆中。这一机制正是我们的“战斗还是逃跑”(fight or flight)这一应激反应的根据所在——它是一种快速运用记忆来分析威胁的求生本能。比较之下,好消息则要整整12秒钟才能从临时记忆转换为长时段记忆。我们的先祖只要看到一条类似于蛇的棍状物体便会迅速逃离,断然不会仔细察看一番再作决定,在这一点上,他们比我们要敏锐得多。

我们的“负能量癖”也反映在口头语言中,英文中含有负面意涵的词汇约占三分之二。具体到用以描述人的词汇时,这一比例更是飙升到了惊人的74%。这种现象并非英语的专利。除荷兰语之外,其它语言基本都有负面倾向。

我们是如此地“适应”负面性,以至于做梦都会想到它。美国心理学家加尔文·霍尔(Calvin Hall)四十余年来研究了各种各样的梦境,发现其中最常见的情绪是不安,负面感受(如尴尬场面、错过航班或是面临暴力威胁)也比正面感受要频繁得多。1988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发达国家居民中,美国男性的梦最有侵略性,占比50%,比例最低的是荷兰男性(32%)——这是一个多么有趣的正能量民族啊。

另一位研究人类负面倾向的先驱是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心理学家、2002年诺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他在开辟行为经济学这一领域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1983年,卡尼曼提出了“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这一术语来描述其研究发现:我们痛惜损失多于享受利好。丢了一百块钱的失落感总是要大于额外捡到一百块钱的幸福感。

“哪怕只是目击了一只蟑螂,都通常会使我们对美食弃之不顾。”

心理学家罗伊·包麦斯特(Roy Baumeister)现执教于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他进一步发展了卡尼曼提出的概念。“自古以来的文学作品与宗教思想,大都诉诸于善恶两股力量相斗的相关词汇来刻画人类生活,”他在2001年写道,“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代表着恶的神灵或恶魔乃是创造与和谐的神圣力量的对立面。在个人层面,诱惑与毁灭性的冲动则与美德、利他倾向以及追求成就的努力交战不休。‘好’和‘坏’差不多是小孩子学到的第一个字词和概念(甚至家养的宠物也受此影响)。”在研究了海量的文献资料后,包麦斯特及其研究团队得出结论:卡尼曼的发现几乎可以扩展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爱情、工作、家庭、学习、社交等等。“坏比好要有力得多,”他们在那篇影响深远、曾使其一举成名的论文中如此宣称。

紧跟包麦斯特的研究,来自宾州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卢辛(Paul Rozin)和爱德华·鲁伊兹曼(Edward Royzman)在2001年发表的论文中随即又提出了“负面性偏见”这个概念,他们认为负面事件是极具传染力的。所用的例子是,目击一只蟑螂“通常会使我们对美食弃之不顾”。“这一现象的反面——即将一小撮蟑螂混入装有某人最爱吃的食物的大盘子里,使其显得仿佛可以食用——则根本没人注意。用个不那么恶心的例子讲,请联想一些你不怎么爱吃的食物:利马豆荚,某些鱼或者是别的什么。你会刻意掺点什么来让它显得更合胃口吗——这即是说,有什么东西能用来冲抵一开始的恶心感吗?答案是没有!”两位学者就此指出,一丁点儿负面因素就能让人们完全不去关心整个事物的本质是好是坏了。

在各种认知性偏见中,负面性偏见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可能最为显著。不过时代已经变了。我们已经不再是这样的人:游荡于茫茫草原上,直面大自然的风吹雨打,安于一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人类进化历程中保护了我们多年的本能,如今反倒容易拖后腿——它威胁着我们的亲密关系,使团队合作变得不再稳定。

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家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专攻婚姻稳定性问题,他的研究表明了人性黑暗面的极端破坏性。1992年,戈特曼提出了一个号称准确率达到90%以上的离婚率预测公式,新婚夫妇只需花15分钟做个问卷即可得知结果。他花费大量时间统计了夫妇间交换意见时正面及负面表达各自所占的比例,动作与肢体语言也一并列入计算范围。戈特曼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对夫妇维持关系所需要的“黄金比例”是五比一,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五次正面表达来平衡一次负面表达。因此,如果你刚刚因家务琐事对配偶唠叨了一阵子,请赶紧再表扬人家五次。关系极为和谐的夫妇在这个比例上能够达到二十比一——这对亲密关系而言无疑是个福音,但对于在外面打拼时亟需诚恳协助的伙伴而言,一味表扬也未必会有好效果。

其它一些学者将这些发现应用到了商业活动中。譬如,智利心理学家玛西亚尔·洛萨达(Marcial Losada)研究了某家信息处理公司的六十支管理团队。在最高效的团队中,成员被表扬及批评的比例为六比一。在特别低效的团队中,这个比例则降为了一比三。

洛萨达这个不乏争议的“批判的积极性比例”(critical positivity ratio)概念,是与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心理学家芭芭拉·弗里德里克森(Barbara Fredrickson)合作提出的,更运用了复杂的数学分析,藉此发展出一个完美的公式:三比一至六比一之间最好。换言之,一次批评后最好以三到六次表扬来平衡,便能增加雇员的满意度,提升爱情质量,或是在其它某些方面促进日常生活繁荣而幸福。提出这一公式的论文题目为《积极效应与人类繁荣的复杂动力学》(Positive Affect and the Complex Dynamics of Human Flourishing),于2005年发表在知名心理学期刊《美国心理学家》(American Psychologist)上。

“解决国家间争端并不能简单诉诸积极思维,还要辅以健全的现实感。”

如何实现这个黄金比例迅速成为了“积极心理学”的关注焦点及治疗工具,与传统心理学偏向于矫正精神失常等负面心理状态的做法相比,这个新兴的子学科更侧重于培养诸如幸福及恢复力(resilience)等积极心态。然而,所谓的黄金比例也遭到了一些反驳,东伦敦大学的心理学硕士生尼古拉斯·布朗(Nicholas Brown)就认为,这方面的数学论证完全是一派胡言。他找到了纽约大学与伦敦大学的数学教授阿兰·苏卡尔(Alan Sokal),两人合作推翻了一篇2013年的论文《正面思考的复杂动力学:再论批判的积极性比例》(The Complex Dynamics of Wishful Thinking: The Critical Positivity Ratio)当中所提出的公式。自那以后,弗里德里克森和洛萨达合作的论文被部分撤回——而前者更完全拒绝对此承担文责。

归根结底,能够根除我们心灵中的负面偏见的有效措施可能根本不存在。既然赞赏、肯定或是各类神奇的“公式”等等都没法令我们从负面性偏见中自拔,那么我们似乎应该转而去拥抱它的积极一面——更具体地讲,即是洞察现实、调整行动方案并寻求生存的能力。事实上,有研究表明,情绪低落的人们虽然更加沮丧,但他们也更明智,正如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的名言那样。这种“低落的现实主义”(depressive realism)令陷入绝望的人们能够更准确地感知现实,尤其能够恰当地估计自身在世界上的位置及对于各种事态的影响能力。

当考虑如何化解全球层面上的冲突时,负面性偏见是必须加以考虑的一个环节。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并不能简单诉诸积极思维,还要辅以健全的现实感。说到底,为了共享资源,进行和平谈判并维持这一状态——正面与负面思维对我们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的政治学者约翰·海宾(John Hibbing)带领的研究团队今年6月在《行为与脑科学》(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发表论文称:保守派与自由派的分歧,至少部分地可以透过他们对环境中的负面因素的心理及生理反应来加以解释。论文还认为,比起自由派而言, “保守派对负面刺激有更强的生理反应,并且会投入更多的心理资源来应对它”。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拥护传统及稳定性的人们会很容易被支持改革的人激怒,也解释了为什么两派之间的斗争会经常以中间立场告终。

2016年11月,丹尼尔·卡尼曼接受了“新以色列基金会”(New Israel Fund )的希伯来语专访。在访谈中,卡尼曼谈到了负面性偏见在巴以和平谈判中可能产生的种种影响。他声称这种偏见助长了鹰派立场,使偏向于鸽派的计划(这一计划更多地强调未来获得利好的机会)难以实现。卡尼曼还表示,最优秀的领导人应当能提出这样的一幅蓝图:未来的好处应当足够大,大到可以补偿和平进程中的各种风险——当然这没法靠一个什么公式就轻松搞定,对每一方来讲,负面性偏见都是客观存在的。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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