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雨过后，太阳偏西，大芬村潮湿的地面升腾起一股暑热。处暑已过，但九月的深圳还未入秋。画廊里也很闷热，年轻画工邓进建顺手打开了挂在墙上的吊扇。
他将一幅卷成筒的油画小心打开来，钉在墙壁的木板上。
这幅油画是被客户退订的产品。
“被客户退单，这还是第一次。”他有些尴尬地笑了下，撕开画上的保护膜。这幅画长1.5米，宽1.2米，占了画板的三分之一，整块画布被印象派的枫树和草地填满。
这幅画邓进建本来已交货，但客户希望能加进一些原创的元素，笔触也要加粗。
邓进建是个90后，2011年来到大芬油画村。刚来时跟着师傅学了一年多，由于他有绘画基础，师傅常常放手让他自己琢磨。技术稍微成熟，邓进建从师傅手上“继承”了这间墙面画廊，省下了一笔转让费。经过这几年的磨练，他已能轻松应付日常的订单。
大芬油画村位于深圳龙岗区，像邓进建一样的墙面画廊画工不下300人，加上其他画工总数超过3000人，如果算上裱画工、画商在内的油画从业者，人数已近万。
过去二十多年来，大芬村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油画产业链，依靠复制世界名画，大芬村有了“中国油画第一村”的称号。
早期，大芬以临摹世界名画为主，并成功打进了欧美市场。鼎盛时期，大芬村的产品在国际油画市场上的份额一度占到70%以上。
然而近几年来，由于境外订单减少、国内市场不景气，数以千计的画工和画商显得有些迷茫，他们不知道，大芬油画产业将何去何从。
“中国油画第一村”
从大芬地铁站出来前行不到700米，大芬油画村的招牌便赫然入目。但让人真正意识到这里盛产油画的，是从周遭散发出来的油画染料气味，以及裱画店里传出的电锯与木头间的摩擦声。
密集的小巷从东贯穿至西，纵横交错着向里延伸，从“第一巷”数起，老围东一共有十四条巷子，老围西有五条。巷子两边是一排排店面，有了画廊之后，画具店、裱画店和物流也应运而生。
几乎每一条南北向的巷子，墙壁都被卷闸门和铁皮雨棚简单隔开成几间店铺。一条短巷12米，往往被隔成三家，算上巷子两边，最热闹时，六个墙面画工同时作画。
大芬村的巷壁就像一个巨大的展览厅，挂满了画工不同风格的产品，印象、写实、肖像、风景，一应俱全。在空余的地方，画工们贴上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若是来往的客户看上，方便留下联系方式。木板搭起的隔板当桌子，堆放着不同品牌的颜料画具。
一两张小凳子，闲暇时画工们会坐下来刷刷手机，跟邻居画工们聊上几句，朋友兄弟过来串门也能坐下来歇个脚。歇息好了就在墙板上钉上画布，钩底、上色、听几首民谣，而有的画工怕吵，喜欢等晚上安静下来才开始作画。
画工作画时，若是来了行人驻足观看，或拍照留念，也不招呼一声，若是遇上有人问价，则能卖就卖，卖不掉也不多推销，毕竟接订单才是主要营生，零售只是运气。
大芬村能成为举世闻名的“油画工厂”，画工们曾经人人手握大把订单，还是得益于画商黄江上世纪的一次无奈之举。
大芬村本是一个只有300余人居住的客家村落，1989年，由于罗湖黄贝岭的画厂涨租，黄江不得不重新找地方。后来，他发现了离布吉镇三公里远的大芬村，就决心落脚于此。
从此“行画”（以临摹世界名画为主的复制艺术品）这门生意被黄江带到了大芬村。当时的深圳，长龙新三村，布吉街等地也散布着不少画工，常有香港画商定期过去收发画单，但始终在小圈子里进行，生意不温不火。
随着大芬村的名气越来越响，深圳各处，甚至周边县市的油画工和画商们陆陆续续搬进大芬村。从那时起，昔日的破旧村庄终日弥漫着油画颜料的味道，被厚重的色彩渲染出一丝艺术的韵味。
后来的发展更显得有些魔幻现实主义，大芬村生产的油画一度畅销海外，有媒体报道，鼎盛时期的大芬村，在国际油画市场上的份额一度占到70%以上。
孙立明的第一幅复制作品
25年前，孙立明画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幅商品油画。25年过去，画上的细节他丝毫没忘。
“一个上身半裸的女人坐在小溪边的石头上，上衣褪到腰间，手上抱着一只小狗。背景有云有太阳、有树有羊群，还有些花花草草。”这幅构图元素复杂的名画，孙立明认真地临摹了一个星期。
这幅画卖给了黄江，孙立明换回了120块钱，相当于在老家三个月的工资。回想当时拿着画来给黄江挑选的情形，孙立明说，“像拍戏选角一样”。他看到了希望，觉得自己有能力吃这碗“饭”。
孙立明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学画，绘画基础很扎实。中专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武汉的一家商场做美工，每月拿40元钱的固定工资。他的同学不少考上了大学，他也想继续考美院，但是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条件，还是作罢。
1991年，改革开放不久的深圳朝气蓬勃，无数内地人离开家乡来深圳打拼。年轻气盛的孙立明不甘心每天在朝九晚五中度日。想着画画轻松自由点儿，还说不定挣得更多，孙立明辞了职，跟随南下大潮从武汉慕名来到深圳。
那时的大芬村道路两旁还是平房，布吉河还没有成为深圳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农田密布，鸡鸭和鸣。油画村雏形未具，孙立明转身去了离大芬村不远的长龙新三村。
如今，当初和他一起来深圳布吉画画的两个朋友已经回了老家，但孙立明留在了深圳，并从长龙搬来大芬村。孙立明擅长人物肖像画，他以每月800的租金租下了老围东的一处墙面，专攻肖像画。
“以前学画的时候老师也说过，画画是苦行僧的生活，确实很苦。”当初转行来画画，孙立明本来只想着换个行业试试，没想到一换就换了二十多年。
期间，孙立明也曾动摇过，觉得这样下去发不了财。在传销疯狂的年代，他甚至在传销组织待了两年，身上的钱被骗光后，幡然醒悟的孙立明又回到了大芬村。
在深圳的二十多年，孙立明很少回家，觉得自己混得太差，无颜面对家乡的亲友。2013年母亲生病，孙立明带着3000多块钱积蓄回到武汉。见到母亲后，孙立明跪在地上磕头，泣不成声。“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母亲。”忆起往事，孙立明红了眼眶。
孙立明至今独身，给他做伴的是一只流浪狗。三年前，孙立明在路上碰到这只小狗，小狗一路跟着他回了家。“我跟狗有缘，我把它当兄弟。”孙立明不管走到哪，小狗都紧随其后；画画的时候，小狗就安静地趴在一旁。
十多年前，孙立明曾遇到过一段爱情。因为合租室友是女孩的朋友，女孩常来做客，一来二去，两人擦出了“火花”，但因为女孩家人嫌孙立明的经济条件差，“火花”没多久就熄灭了。
“深圳就是一个拿青春赌博的地方，有些人赌到房，赌到车，有些人没赌到的就没饭吃，今天不知道明天在哪里，”孙立明说，赌资就是每个人的青春、人际关系以及真材实料。
办个人画展、出书是孙立明一直以来的梦想，他曾离梦想一步之遥。两年前的一天，一位和孙立明素不相识的文化经纪人在他附近的铺位看画，刚好转到孙立明所在的巷子，停下来看了很久。
“要不你也给我试一试？”那人说，他是美院研究生毕业，想从大芬村中包装几个画家出来。除了孙立明，他还找了大芬的另外两个画工。
孙立明感觉生活的天平终于向自己倾斜了一次，很快就答应了下来。按照这位文化经纪人的做法，孙立明需要画一批作品出来，50张左右，他帮孙立明炒作，办个人画展，然后出版书籍。
孙立明的第一批画画了10多张，这位文化经纪人买走了6张，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办个展的事情被耽搁，最终不了了之，定金也没能拿回来。孙立明把其中两张画挂在墙面画廊上，作为自己最高水平的展示。
办个人画展也意味着花钱。即使在深圳普通的酒店一楼办个展，也需要几万元，普通画工为了增加人气，经常会邀请名人捧场，需要承担其差旅费，另外在宣传、推广上投入的费用也不少。
“要是按照前两年的设想顺利进行，我现在也许已出书，或者完成了其他作品。”孙立明说，能被别人看中，已经相当幸运，要出名是十分困难的。
理想与现实
1998年，香港爆发金融危机，来自香港画商的订单急剧减少，为了大芬油画村的发展，深圳市加强了干预力度，并大力宣传，希望将大芬油画村打造成独特的文化产业品牌。
也正是在这一年，距离深圳700多公里外的湖南长沙，主修工艺美术的陈其文大专毕业，来到深圳成为了一名职业画工，每个月七八百的工资，陈其文很是满足。
陈其文最早和大芬村产生联系，是在1996年的暑假。趁着没课，陈其文想攒点生活费，他找到校外开油画培训班的老师，帮老师画订单。这些订单中的一部分就来自大芬。
2003年，大芬村的墙面画廊还很少，陈其文在店铺楼上租了间房画画。也是那一年，非典肆虐，大芬的油画生意受到很大打击。刚来大芬村的陈其文基本接不到订单，但好在有些积蓄，勉强撑过了那段日子。
次年，大芬村被评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单位”，当年年底也成为深圳首届文博会唯一一个分会场。作为九个活动项目之一，上千名大芬画工同画一幅油画的表演，震惊了世界，也让大芬村声名鹊起。
从2004年到2008年，大芬村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大芬油画工的油画远销欧美，中东，东南亚、澳洲、非洲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据媒体报道，2006年至2008年间，大芬村每年的出口额达到12亿元。
陈其文的墙面上挂着的全是写实风景画，以牡丹和荷塘为主。而像“九鱼戏水图”这种订单，因为在中国传统里象征着吉祥，陈其文已经画过上百幅。眼前这幅也基本完成了，就等晾个一两天，画干之后在肚皮和鱼眼处点下高光，就可以交货了。
现在，为了多接点订单养家糊口，陈其文并不排斥喷绘构图，除非客户明确要求手绘，因为喷绘“至少可以节省1/3到1/4的时间”。不过，手绘的价格通常会高30%左右。
早些年的陈其文并不如此想。日复一日地画订单，让陈其文觉得乏味，有时遇到刁钻的客户，还要按照他的意思改个五六遍，直到满意为止。他也想画原创，但画了几十幅，一张也没有卖出去，只好都堆在家里。
陈其文认清了现实，看着家里一堆无人问津的原创画，他安慰自己“都是成年人了，这种承受能力还是有的，现实和理想是两回事，有落差也很正常”。
“原创画成本太高，挂在这里太贵人家也不买。”陈其文曾在太阳山艺术中心画过原创画，在展览厅里现场作画，客人来了也可以看到作画过程。陈其文在太阳山画了十多年，最好的回忆也留在了那里。
2015年，陈其文出来单干。他继续画了一些原创画，想着去艺博会、文博会参展，如果能拍卖就能挣钱，或者平时能卖掉一两幅，也能有大几千的收入。但是没想到行情式微，原创画在大芬已不像太阳山时期那样吃香。陈其文在龙岗区参加过一些小展览，但画作没有卖出去。
“绝代只西子，众芳惟牡丹。”陈其文把白居易的诗作为微信朋友圈的个性签名，这也是他心里的原创梦。
陈其文想着有一天，自己画的牡丹能挂在牡丹园里，画上署着自己的名字。
走出大芬村的人
日复一日的临摹工作中，日子也像流水般悄悄流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固然存在，但大芬村的很多画工仍有着自己的“成功梦”。
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各有不同。有人认为无温饱之忧，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创作是成功，也有人认为走出大芬，仍有人记住自己的作品是成功。在一些人眼中，黄凤荣便是成功走出大芬的人之一。
19岁那年，黄凤荣的父亲不幸去世，对他打击很大，也改变了他对生活意义的看法。第二年，他选择了追逐自己的兴趣——跟一位老师学习画画。黄凤荣学成后曾在北京闯荡过几年，2006年，黄凤荣来到大芬村，组建了一条十多个人的油画生产线，自己也成为生产线上的一名画工。
“很快就发现这条路不适合我，我当时算了一笔账，每天都要房租、水电费，如果某天没有画画，就入不敷出，很难有积蓄，而且画工按照客户的要求来定制，很难形成自己的风格和艺术主张。”黄凤荣说，独立的风格对于一个画家来说很重要。
2010年是黄凤荣幸运的一年，两件事改变了他整个人生轨迹。黄凤荣报名中央电视台《我要上春晚》节目被选中，在舞台上，黄凤荣在短短三分钟内画出主持人董卿的倒立画像获得较高人气。同年，深圳举办首届画博会，黄凤荣用名片合成了《大芬名片》，获得了最佳创意奖。
此后，黄凤荣陆续创作了金粉画、脚踩画、重影画等绘画表演形式，活跃在多个电视节目上。黄凤荣认为自己像一个艺术家，还像一个策划人，但也有人认为黄凤荣“哗众取宠”、“会包装自己”。
“我想让很多人都记住，哪怕记住我是个搞怪的，就像记住周星驰的无厘头，但无厘头也不妨碍他是个大师。”面对质疑，黄凤荣说。
黄凤荣已计划好下一步的创作，他正筹划着“世界名画100幅”，想以拼贴艺术创作百幅世界名画，概括整个西方美术史。另一个是创作大型“演画剧”，在一个小时内讲述一个故事，将绘画表演和其他艺术元素结合在一起。
与黄凤荣想法不同，在大芬村，多数的画工还是走着传统的老路，寄希望于在接不完的订单中提升自己的绘画能力，早日结束“体力活”，靠技术赢得市场上属于自己的一杯羹。但大浪淘沙，这条道路的困难可想而知。
何况，大芬村正遭遇一场“寒冬”。
行画的“寒冬”
在大芬很多画工看来，到手的钞票才是“硬道理”，接订单、赶单、交单比遥不可及的梦想更加实际。不过，日益减少的订单量却在提醒着每一个画工，大芬行画“寒冬”正在步近。
“早些年，一次一两万张的订单经常会有。”何才文回忆说，尤其是越南客商，他们对画的质量要求不高，出的价格低，但是要的数量多，时限紧。何才文入行已20多年，他曾带领一批画工帮香港画商生产油画。2006年，何才文来大芬开了家画廊。
过去批发油画的火热场面早已不再，现在何才文的画廊里接的单以几张到几十张为主。生意的日益冷清不仅让画商们烦恼，画工们也陷入困境。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随后危机席卷了整个欧美市场，依靠出口的大芬村遭遇了困难的一年。但随着中国提出了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很多画商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国内市场。由于国内酒店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国内油画订单也随之增多，大芬村的油画生意仍然火爆，这冲淡了画工们对国外订单减少的忧虑。
当时，大芬村的油画，80%销往国内东部及东南部地区，其余20%则外销至欧美。为了减少中间差价，很多画商来到大芬村，他们不愿意去画廊拿货，而是直接去街边的墙面看画拿货。
从2008年到2014年，大芬油画村的年营业额仍持续了较快增长幅度，从2008年1.8亿元、2010年10亿元、2011年39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42亿元。但好景不长，2015年后，大芬油画村年营业额增长速度开始放缓，2015年产值为42.9亿元。
陈其文见证了自己接的订单从顶峰到下滑的过程。“这两年的生意和最好的时候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他说，以前画画基本不用担心订单，现在每天都在担心下一个单在哪里，画画收入比之前至少差了一半。
深圳市大芬美术产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罗孝逵分析称，画工们的订单减少，一方面是由于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另一方面是因为民众的艺术素质不够，部分人选择家装时宁愿选择塑料喷印的画，也不会花几千块钱挂个油画。
大芬油画村产值增速放缓还与异地油画行业的竞争，以及电商平台的冲击有很大关系。在国内，和大芬模式类似的还有北京宋庄、莆田仙游、厦门海沧以及浙江义乌等地。这些地方的油画行业虽然不及大芬有名气、有规模，但是油画价格相对便宜，批量更大。2007年，福建莆田和厦门乌石浦的油画产业销售额一度超过大芬村。
互联网购物的普及，则冲击着大芬以及国内其他油画产业基地的实体店。打开淘宝，除了深圳、浙江金华等地的网店比较多外，也有长沙、广州等各地的网店，大大超越了地域的限制。
为了顺应“互联网+”的潮流，大芬美术产业协会目前和京东商城也达成了合作意向。罗孝逵介绍，京东放宽了对入驻网店的要求，只要注册公司，交满一年1.2万元的押金就可以了。不过，画工们对于开网店似乎积极性并不高，目前只有大约50家报了名，离原定100家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即使达到与京东协商的100家网店目标，相比于大芬村近2000家实体店，也只是1/20。“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很少有心思去天天搞网店，做网店要找年轻人，但是他们一般做一两年就不做了，等他们对这个产业链已了解，很多人就自己出去单干。”罗孝逵说。
孙立明也想过和别人合伙开个网店，去年在他的墙面画廊附近，有个画工就是在网上开店，搞得很不错，接单后找其他画工帮忙画，比他自己画要好。
“等时机合适的时候，我也要试一下，哪怕头破血流也要试一下。”孙立明也知道，要开网店必须要赚够前期成本，不然到时候运转不了。他估算过，开个网店至少需要5万元，每个月的广告费像“烧钱”一样，钱烧少了广告效益就差。
产业转型之困
大芬村的每个油画从业者几乎都感受到了油画产业面临的危机，“转型升级”成为了政府和民间探讨大芬油画村未来发展时一个绕不开的词，不少人认为大芬应该从低端行画向高端原创转型。
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些引导措施，试图扭转大芬油画行业目前的困局。2016年，由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艺术家代表组成的一个文化交流团赴法国进行文化交流，并促成了大芬与世界油画圣地法国巴比松艺术小镇结成艺术友好合作关系。
同一年，深圳市龙岗区政府发布了《大芬油画产业基地综合发展规划》，计划未来用3到5年的时间，将大芬油画村建设成为国际化的油画生产基地、油画交易平台、油画展览中心、油画培训基地和油画旅游小镇。大芬还在打造“国际艺术创客小镇”，并筹办大芬国际油画双年展，希望将大芬油画国际化，再度“走出去”。
但是，以临摹名画起家的大芬村，想向高端原创方向转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012年，深圳曾开展过题为《深圳市大芬油画文化产业园城市更新规划-产业发展专题》的研究，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信息出版部主任钟雅琴是研究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
钟雅琴表示，从大芬的产生和发展来看，完全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文化空间，产业是原生态的，转型升级需要遵从作为自发生成的文化空间发展规律。
“大芬原本是做行画为主，后来包括政府对它的规划，在讨论转型的时候都觉得应该加强原创。”钟雅琴认为，大芬品牌的标识并不是高端原创，行画领域仍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培育，这个时候往原创转型难度会很大。
事实上，大芬村的行画生态正在逐步遭到破坏，铺租、房租以及人工成本的上涨加剧了这种破坏的程度。现在大芬村的店铺和墙面画廊在转让过程中，除了不断上涨的房租，往往还需要交纳一笔转让费，一个店铺的转让费动辄超过10万元，位置好的可能要几十万元，这些成本最终体现在油画的价格上。
与大芬村一路之隔的大芬南片区却是另一番景象。虽然大芬南片区有着大芬油画交易广场、大芬油画苑等建筑，但街道两边见不到集中的画廊，和北片区的大芬油画村比起来，显得格外冷清。
钟雅琴称，大芬村能形成自发的产业和最初成本低有关，随着区域硬件形态和软件配套上升，引发产业成本的上升，若要解决租金上涨问题，需要当地村民自治组织、政府进行相应的引导和保护。此外，有必要将南、北片区贯通起来，因为南片区还有很大区域未被充分使用，也一直没有很好的产业机制。
大芬低端行画向高端原创转型，还存在一种可能——引进原创油画人才。大芬村以画行画出身的画工们由于缺乏专业训练，转型画原创作品的难度不小，作品也很难得到业内认可。
“大芬从根本上是产业集聚，商业是最核心的气质，引进怎样的人才，如何实现真正有效的引进是个问题，事实上，大芬难以提供油画人才需要的艺术生态。”相对高端原创，钟雅琴更提倡大芬将行画做成高端产业。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王为理则认为，往高端原创转型对大芬发展的利弊需要通过市场来检验，大芬的成功是靠市场力量推动的，如果市场需要原创，往原创转型也未尝不可，如果没有这个市场，就没办法一味强调做原创。
在大芬油画产业谋求转型的同时，大芬村的市容也被更严格地规范起来。今年6到7月，政府部门对大芬村部分墙面画廊下发了整改通知，指出巷子内的雨棚等未经许可擅自搭建，占道经营，要求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清理。这期间，有几家违建的墙面画廊被拆，也一度引发大芬300多间墙面画廊画工们的担忧。
“大芬转型升级的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协调当地村民、政府、画工和画商，目前这几方的沟通并不通畅，没有充分的协商。”钟雅琴说，当初是画工和画商自发聚集，支撑起号称“中国油画第一村”的大芬，但在后来的发展中，画工和画商的声音并未太多被关注到，这对于文化产业发展不利。
部分画工办起了培训班
面对日渐冷清的油画市场，一些老画工选择离开大芬村。这两三年，陈其文身边已有四五个画工离开了大芬村，有的回家乡开画廊，办加工厂，有的在画廊的业务里融合了做框和裱画，更多人选择了转行做美术培训。
留守在这里的画工，对未来油画市场的发展也不及以前自信。孙立明想到自己的墙面画廊可能随时会被拆，总是没法静下心来画画，他很珍惜现在还能通过墙面对接市场的机会。
何才文更担忧大芬转型升级失败，被市场淘汰。他说，大芬村很多画工在尝试创新，但是创新出来的画在市场上不受欢迎，画工们也不知该画什么了。投入没有预期的回报，大家渐渐失去了创新的信心，只好又回到商业画上来。
陈其文很早就暗自规划后路。面对深圳的房价望而却步，他把视线转向了长沙。今年，陈其文在长沙看中了一套靠近某所学校的房子，交了首付。房子买在二楼，离学校很近，方便开个培训班。他盘算着等交了房装修好，后年就和家人离开大芬，到长沙发展。
陈其文的妻子也曾在大芬村画过行画，有绘画基础，夫妻俩决定回家后一起做培训，从3到12岁孩子的兴趣班做起，教素描、创意画、手工、书法等，顺便也兼顾素描，速写考级。
何才文也想过转行做教育培训。画廊里的画不好卖，他心里着急，本来开价两千元的画因为一直卖不出去，有时甚至想五百元处理掉。
“我真的做累了，”何才文说，“我想选个地方，开一个美术教育机构。”说到未来的打算，他重新燃起了希望，如果第一家办得好，他还计划开连锁机构。
在大芬村，画工开美术培训班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不论是店铺还是墙面，不少人挂起了“美术培训”、“美术体验”等招牌。每逢寒暑假和周末，一些家长带着孩子来大芬村体验画画，也有一些学生利用周末时间过来学习画画。
孙立明的墙面画廊上没有挂出招生的招牌，但他已开始了绘画培训的生意。孙立明买了几个画板，架在自己身旁的空地上，每天下午，孙立明赶订单，学生画素描，指导起来也方便。
这几个学生来自不同地方，一个专门从湖北过来，租了房安心学画，想跟孙立明一样做画工接订单；一个从江苏过来，想为以后开画廊打基础；还有从湖南来的美术老师，白天教小朋友，下班了来练练笔。孙立明觉得这样挺好的，这是在为自己寻找机会，也是在打造大芬的“名片”。
“这是双赢”，孙立明说。
不同于孙立明和陈其文，邓进建还没有那么多忧虑，他喜欢画画，想坚持画下去。谈及未来，他希望能开个工作室。
陈其文有时会庆幸自己较早踏入油画行业，这么多年来攒下了一些钱，将来转型能周转得开。不过，即使回到长沙开培训班，陈其文也不想放弃画画，如果有客户，还是会继续画下去。
和大芬村很多画工一样，陈其文早已适应了这种生活。“爱好画画的人，舍不得丢掉。”陈其文说。
（应受访者要求，孙立明、何才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