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当然伴随着疼痛，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物质水平的提高，这种生产上的疼痛是否还是必要的？是否是可以减轻的？在历史上，疼痛是如何与生育行为慢慢松绑的，又遭受了哪些阻力？是什么力量让女性羞于启齿，羞于诉说生育时经历的疼痛，将其理所当然作为通往一位合格母亲道路上的第一道门槛？
更进一步说，怀孕和生产，不仅是一个自然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在有关生育的讨论中，自然-文化的分析框架一直存在。怀孕究竟是一种自然状态还是一种疾病状态？随着启蒙时代的到来，西方社会中的身体逐渐被病理化和医疗化。但在必要的时候，女性的生育行为又会被还原为自然的生理过程。在这种边界的不断游移中，女性可能从来没有享受作为女性的主权、也从来没能够真正地为自己的身体做主。
西方历史中的疼痛与生产
很多关于生育的研究着眼于生育方式的变化——从前现代的、助产婆接生的生育方式过渡到工业化之后、迅速被医疗化的、由生物技术主导的生产方式，这种从自己家中到作为社会机构的医院的过渡，成为了生育医疗化、病理化的有力证明。然后却极少有人关注伴随着生育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疼痛感。
在《圣经·创世纪》中，浑身赤裸的亚当和夏娃禁不住蛇的诱惑，偷吃了伊甸园中的禁果，这激怒了耶和华，耶和华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这种“原罪论”的基调，将女性的生育与疼痛密切捆绑在一起，同时也将生育之痛自然化了，疼痛变成了女性通往母职之路上的必经过程：只有经过生产的阵痛，才迈出了成为一名合格母亲的第一步。如今在一些社会中，生育仍然是应该在沉默中进行的，如果产妇因为疼痛而大喊大叫，那就是给家族蒙羞。
到了中世纪，已经有了一些减轻生产疼痛的方法，但却不总是有效。这些方法包含草药药膏、民间土方以及虔诚的祈祷。具体的方法有用玫瑰油按摩生产者的胁腹、喂产妇喝醋和糖水，以及为产妇涂抹象牙药膏或者是老鹰的粪便等等。宝石也常常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当时的人们相信，在待产者的手中放置一块磁铁或者是在颈部佩戴珊瑚能够缓解疼痛。12世纪时，圣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中世纪德国神学家、作曲家及作家,曾担任女修道院院长、修院领袖，同时也是个哲学家、科学家、医师、语言学家、社会活动家及博物学家。）曾经提到过一种名叫萨尔德（sard）的矿石（即红玉髓）：
如果一位怀孕的女性饱受疼痛的困扰，并且无法进行生产，请用萨尔德石在她的大腿上摩擦并且说出：“正如你这般，宝石，通过上帝的指令，照耀在第一个天使上，所以你，孩子，一个闪闪发光的、和上帝同在的人将要到来。”与此同时，将宝石放置在孩子即将来临的通道处，说出“打开你的道路和大门，在这个显现中耶稣同时以人类和上帝的面目出现，也打开了地狱的大门。因此，孩子，请你也从这个通道中出来，不要经历死亡，也不要让你的母亲死亡。”之后将同一块宝石绑在一个一条带子上，系在待产者的身上，她将会被治愈。
显然，这种减缓疼痛的方法充满了宗教色彩以及象征意义，对于女性本身的生产疼痛来说，并无实际性的帮助。真正实质性的突破，是医学发展带来的。
1847年，詹姆斯·辛普森（James Simpson）对一位分娩妇女使用氯仿（三氯甲烷，一种清澈、无色、比重大、有香味和麻醉效果液体，曾一度被广泛用于人类及兽医外科手术，现已普遍被低麻醉性且较易控制的药剂取代），这在当时引起了极大争议。他的行为激发众怒，很多人斥责他不虔诚，挑战了圣经戒律。詹姆斯回应道：“如果上帝仁慈地赐予我们一种减轻分娩痛苦的方法，那就表明我们应该使用这些方法，这是他明显的意图。” 他进一步写到：“事实就是，在一个文明国家的社会里，人类的所有意向就是按照他的设想去干预、改变和提高几乎是人体的每一项机能活动。” 通过麻醉剂减缓生育疼痛的方法慢慢开始普及，维多利亚女王也曾经使用此种方式诞下一名婴儿。
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工业化发展，孕产过程的医疗化倾向日趋明显。因不满对于生育过程的“病理化”控制，一场“自然分娩运动”开始兴起。该运动的发起人英格兰产科医生格兰特利·迪克·里德（Grantly Dick-Read）认为，妇女在分娩时所感受到的疼痛是因为她们预想了这样的痛，担心害怕导致了肌肉紧张，从而引起了宫颈压缩。格兰特利·迪克·里德进一步指出，顺利怀孕和分娩的良方是和自己的医生或助产婆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并从他们那里学会放松和呼吸，这些练习将在产妇分娩时有所帮助。
与此同时，格兰特利·迪克·里德（Grantly Dick-Read）也指出，对于“穷人”和“原始人”而言，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承受着苦难，那样的环境锻炼了她们的个人意志，培养了基本的生存经验，因此对于她们来说，怀孕和分娩并不是一件完全陌生和不确定的事情，她们的怀孕和分娩更加顺利。
值得注意的是，在里德使用“自然的”这一术语时，其实是在试图恢复“自然”作为一种仁慈的、甚至是充满神秘力量的形象，“赋予它一种后浪漫主义的内涵”。对于里德来说，怀孕是一种精神性的、甚至是宗教性的体验：“随着胎儿的发育，能感受到它在身体里游动，这对于一些妇女来说就是天使报喜、道成肉身，它的存在似乎已成事实。”
这种将女性生产与宗教性体验结合的论调，通过美化怀孕、通过与神性的接近而忽略了世俗意义上女性身体在生产时所经历的疼痛。这种浪漫的美化让个体女性成为疼痛的承担者，让生育与疼痛再一次被紧紧捆绑在一起。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硬膜外镇痛形式的分娩镇痛开始流行。有数据显示，1981年到1997年之间，美国的医院中有三分之二的产妇使用这种方法。如今，分娩镇痛在国外已经十分普及，美国的分娩镇痛率高达85%以上，英国则高达90%以上。而里德提倡的“自然分娩”，也演变为非药物镇痛形式，比如精神安慰法、呼吸法、水中分娩等等，但其镇痛效果一般没有药物性镇痛好。
痛感的私密性与女性的困境
在中国，自晚清以来，基于强国目的，当时的男性精英涉足育儿领地，试图将女性塑造为国民之母或者是贤妻良母。梁启超曾表示，要将中国女性从“分利者”改造成对国家有贡献的“生利者”。改造的方向之一，就是教育女性如何做好“国民之母”，首要的目标是“诞育佳儿”。这导致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大量以女性为目标群体的杂志开始发行，而编者却是以男性为主导。他们希望引进国外先进的育儿方法和育儿知识，对从怀孕到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进行了细致的讨论。比如教导孕妇如何实行胎教，在物质起居层面如何养胎，产前要如何准备，如何实践优生学的倡导……
在这一系列的讨论中，女性的身体成为了孕育新生命的场所，女性的唯一功能在于能够生产出有利于国家强健的婴儿，女性的爱、性以及日常生活，都有要胎儿为中心。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强国运动中，女性的身份变得模糊，她们成为了一个个移动的子宫，她们从活在当下的人变为未来的孕育者，她们在生育中的疼痛成为强国运动中的注脚，她们对于疼痛的忍耐成为一种必要的牺牲，成为通往“国民母亲”的重要一步。
与此同时，分娩镇痛的推广则不那么顺利。1916年，知新与琴宗编译的《无痛安产法》在《妇女时报》刊发，文章介绍了德国无痛生产的手术。但这种方法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伴随着革命意识和政治运动，随之而来的是一场群情高涨的女性解放运动。“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女性能顶半边天”成为了主流话语。女性被广泛组织参加体力劳动。在1950年代的一场发生在陕西关中地区农村妇女参与到棉田管理劳动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窥得已生育的女性在当时的处境。在高小贤的《“银花赛”：20 世纪50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一文中，有这样一段当时参与了运动的女性的口述资料：
“五八年大跃进，人人要到地里劳动,妇女刚生了孩子也要去。所以子宫脱垂比较多。很多妇女子宫脱垂非常痛苦，走路吧，一个大肉疙瘩。子宫就脱出来她还得下地劳动。有这个病还不能对别人说,拉个带子吊起来,挂在背上、脖子上，或腰带上。最严重的,我们发现,因为子宫脱出来,经常是臭乎乎的,有的被猫咬了,在被子里,被老鼠咬了。”
这里涉及的不是生育过程中的痛苦，而是生育之后马上投入生产劳动，对女性身体造成损害。在“劳动光荣”的话语中，女性得到了经济上的平等，但也和生育密切相关的疼痛则淹没在了革命话语中。“有这个病还不能对别人说”也体现出一种作为女性的羞耻感，仿佛和女性身体经验相关的种种，包括例假、包括子宫，都是一种私领域的、不可公开分享的羞耻的经验，仿佛生为女性，在忍受痛苦的同时，也要活在羞耻当中。
这让女性陷入了某种悖论，一方面，从民国时期开始，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以及富国强民的需求，作为生育者的女性被纳入了国家话语中，生育不再是私领域的事件，不再仅仅涉及单个的女性或者是单个的家庭，而是与国家的未来和命运密切相关。女性的身体从此被管理、被控制。而另一方面，女性和生育相关的疼痛却从来没有走出过私领域，从来没有从一种私人的体验上升为一种公共的情感。这种痛感伴随着传统父权制文化施加给女性的耻感，被个体吞咽、咀嚼，再形成新的痛感。
生育之“痛”在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分娩镇痛”已被提到议事日程。1952年，山东省成立了“无痛分娩法推行委员会”；1964年，第一届全国麻醉学术会议上报道了采用低浓度局麻药《连续硬膜外阻滞用于无痛分娩》的技术；“文革”期间，无痛分娩销声匿迹；之后，1989年的一篇名为《分娩镇痛法的临床应用与观察》文章中，才有一次见到了硬膜外分娩镇痛；分娩镇痛的大量临床应用始于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叶铁虎医师，他帮助和睦家医院在1997年10月开展了分娩镇痛；2001年8月，开创国内椎管内分娩镇痛先河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分娩镇痛走上了规模化的道路。
但目前在中国，分娩镇痛仍不普及，似乎在顺产和比例居高不下的剖腹产中间，不存在第三条道路。一方面，产妇的家人告诉产妇要能忍痛，因为这是一个女人通往母亲的必备之路，作为过来人的婆婆或者妈妈会告诉产妇“我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甚至在有些地方，他们认为女性承受了越多的疼痛，便越能凸显出其作为母亲的伟大。另一方面，无痛分娩的费用并不包含在医疗保险之内，这样一来，选择权便交给了产妇及其家庭，而在这个更为基本的社会单位中，权力的复杂博弈可能使产妇失去话语权，最终无权决定自己的生产方式，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做主。还有一方面，医院的运作模式也不利于分娩镇痛的施行。对于医院来说，分娩镇痛缺乏相应的经济回报，与此同时，分娩镇痛也增加了对于麻醉师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其他的疾病，生育又被划分到“自然”的范畴中，其他的“疾病”在生育面前则享有了优先权。
生育究竟是一种自然行为，还是一种疾病，很少由生育者自己说了算。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无痛分娩不代表生育之痛的完全消失，而是能够把疼痛等级控制在一个较轻的范围之内。生育之痛并非女性携带的一种原罪，女性现在首先应该做的，是将自己从生育疼痛的自然化过程中解放出来，不再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不再将其视为作为一个母亲所必须承受的痛苦，不再接受“是个女人生孩子都会疼，怎么就你这么多事”的谴责，不再让自己处于羞于言说生育疼痛的耻感之中。
在《像女孩一样丢球》中，政治理论家、女性主义者艾丽斯·玛丽雍·扬（Iris Marion Young）在谈到怀孕这种女性经验时曾说：“关于怀孕的话语忽视了主体性，对此我们不该感到大惊小怪，因为关于女性的特殊体验在我们关于人类经验和历史的大部分话语中都是缺席的。”这种主体性中包含女性因怀孕带来的身体改变而产生的或是惊喜、或是好奇、或是恐慌、也包含疼痛，妊娠反应带来的疼痛、生产带来的疼痛等等。这些都是真实的、只属于女性的独特感受，这些感受不应该、也不能够被遗忘、被消音。
[美]艾丽斯·玛丽雍·扬 著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5年
在具体生命的陨落面前，当然需要对于怀孕和生产医疗化、病理化的批判，以及从制度和法律的层面进行的讨论，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忘记作为个体的女性以及她们独特的经验。我们需要更多的女性勇敢地说出关于生产的疼痛。我们要让这种言说成为一种具有性别平等意义的、具有公共性的言说。我们需要让女性关于生育的疼痛经验，不再仅仅为自己所有，而是成为女性母职共同体的基础，进而为疼痛与母职的松绑制造更多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