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历史学家彭慕兰:历史课本从来不说“我们不确定” 我认为这是个巨大的错误

彭慕兰说,当教授历史的时候,要对学生很明确地说,什么事情是我们确凿知道的,什么是我们认为可能是真的但不那么确定的,又有什么事情是我们仅仅去猜测的,而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们连假设也做不了的。

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慕兰 (吕萌/摄)

很难说彭慕兰是何时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的,但这位以著作《大分流》研究中西为何在十九世纪走向完全不同的经济模式而声名鹊起的历史学家,在另一本著作《腹地的构建》中提供了一点线索:1979年秋天,当时还在康奈尔大学读大四的彭慕兰听了高家龙(Sherman Cochran,康奈尔大学清史研究专家,历史系教授)的中国史课。学期结束的时候,他萌生了从事中国史研究的想法。

1985年,当时是耶鲁大学一名历史系博士生的彭慕兰第一次来到中国,准备博士论文。第一站是济南,据他回忆,当时的济南是一座非常工业化的城市:“冷峻、寂静”。他主要在山东大学活动。学校离市中心很远,出了校园就能看到农田。2015年,彭慕兰再次回到济南,这一次,山东大学已经位于城市中心了,并非因为校址迁移,而是由于城市本身的扩张。

“那时候从事历史研究,不像现在这么便捷”。去山东之前,彭慕兰从耶鲁大学的图书馆里翻出一本山大的纸质本名录,大概是六年前的。他找到历史系的部分,按照上面的地址给几个人写了信,等了好几周,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回复。

到中国后,彭慕兰发现中国的历史研究和美国的截然不同。他尝试给山大的学者解释自己研究的关注点:从十九世纪末到抗日战争开始时的山东西部。

“所以你是对义和团运动感兴趣?”,中国学者问。

彭慕兰否认,说自己想关注的是更加长期的、逐渐发展的社会经济变化。中国学者又问:“如果不是对义和团运动感兴趣,那你就是对北伐感兴趣咯?”

这件事让彭慕兰感受到了中美两国在历史学上的差别:“在当时,中国学者认为历史研究就是关于重大事件和伟大时刻的研究,因此有一套关于何为重要的标准。因此他们无法理解我的想法,为何要去探索一个人们认为不那么重要的区域。”

在这种情况下,彭慕兰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他的研究主要涉及“黄运”(大运河与黄河交汇附近的山东、河南、河北非沿海的部分地区 )——华北平原中一片较大的内陆部分。这个区域曾经在中国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是核心区域。从十九世纪中期起,清政府开始推行富国强兵政策,民国时期的历届政府也延续了这一策略,这一地区随即发生了诸多变化。彭慕兰从1850年代以来国家治国思想和宏观战略的转变入手,解读中国区域社会经济的变迁,凸显出新的经济政策如何给黄运造成压力,带来贫困。这些成果,成为了《腹地的构建》一书。

《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
[美]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 著 马俊亚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8月

这本书于1993年出版,次年获得了费正清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被引进中国之后,也不断再版,日前,这本书再次被出版,彭慕兰也来到了中国。借此机会,界面文化(微信公众号ID:Booksandfun)对他进行了专访。

访谈:

谈历史研究:近代中国是被“束缚”的历史行动者

界面文化:你在《腹地的构建》2004年中文版序言开篇写到:这项研究始于1985年……那时中国史研究中存在着一些根本的变化”——这里的变化具体指的是什么?

彭慕兰:当我们回想中国史领域的变化,尤其是在美国史学的脉络中,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甚至是整个七十年代,我们讲述的故事是这样的:这是中国,在十九世纪的时候西方入侵中国,而接下来一百年的历史则是中国对西方的进入做出反应的历史。这是费正清等人的经典观点。

七十年代中期,人们对于这种论点开始表现出不满,于是有了“在中国发现中国历史”这个转向,赋予中国人能动性,而非简单地说中国人只是在做出反应。毋庸置疑,这种转变极具价值。但我认为在这类文献中失去的是:尽管是中国人表现出了能动性,但是他们是在一个并非自己制造的世界中做出反应。帝国主义的背景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腹地的构建》是一种回摆的开始,它当然承认中国历史是由中国人民创造的,但却是中国人民在一个互动的世界中创造的,这包括互动的帝国,互动的全球市场的野心等等。我认为这本书同时关注到了中国历史中的行动者和这些行动者被(互动的世界)束缚、限制的方式。这个思路是学界过去二十多年来的主要关注点,到现在仍然是,而这本书是这种思想潮流中的一部分。

拿书中提到的例子来说,如果你来自江苏,并且对于长江流域要负担治理黄河的开销感到厌倦,你不能直接说,我们不想负担治理黄河的开销了,让那些人遭受洪灾吧。但如果你说,实在是对不起,是那些外国人让我们这么做的,由于来自外国的压力,我们没有能力负担治理黄河的资金了(注:在《腹地的构建》中,彭慕兰试图分析为何晚清和民国政府的强国需要造成了华北腹地公共服务的缺失)。正是帝国主义创造了这种情境,但却是在这个情景之中的中国行动者在做决定。

界面文化:在《腹地的构建》和《大分流》中,一直有一条贯穿的线索,就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腹地的构建》中黄运区域和沿海区域的关系,又或者是《大分流》的序言中你提到的中国和中国各个地区的关系。你特别强调中国内部的差异性。在你看来,如何协调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关系?

彭慕兰:这部分取决于想讨论的问题。我在《大分流》中试图传达的一个观点是(历史的)分析单位取决于想问的问题。如果问题关于政治,那么国家通常是最理想的分析单位。但如果研究是关于经济发展,尤其是强国家权力之前的经济发展问题,区域(region)通常是较为理想的单位。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美]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著 史建云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年3月

因此《大分流》中对于江南地区的分析是想说明,中国不像一个欧洲民族国家,它比欧洲民族国家更大、更加多样化,它更像是欧洲国家的总和。如果为了经济目的,把中国和英格兰进行比较,这会是一个十分疯狂的做法。所以让我们比较英格兰——这个恰好是欧洲最为富庶的角落和江南——同样也是中国最为富裕的地区。针对这个具体的问题,聚焦江南区域是更加行得通的。

显然,如果要研究和政府政策有关的问题,就需要回到国家图景。因此我认为没有完美的总体单位(master unit),越接近现代,受到使用总体单位进行分析的诱惑会越大,因为国家收集各种档案和数据,这会让研究变得容易。但我们不该让数据的便利牵着研究的鼻子走。

显然,从很多角度来看,以国家为分析单位是有意义的,但作为一个进行过很多和中国相关的研究的学者,受众是美国读者,谈论(整体的)中国是更加便利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中国,而一旦你说“江南”,大概有95%的美国人都不知道是哪里。国家单位的吸引力是真实的,但有时候它确实不是思考问题的最佳方式。

从历史这个学科的角度来说,对于当下的美国,因为历史和情境、时间、地点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历史研究的主题常常是被时间和地点定义的。很多年前,我曾经浏览过美国不同学科提供的课程,当试图寻找以地区为主题的课程时(例如墨西哥社会学),我发现在研究生层级的课程设置中,除了历史学之外的所有的社会科学,以地点命名的课程基本上消失了。

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是件好事。我们拥有了更强的理论倾向,反映了一种更加强烈的全球化倾向,但一些东西也流失了。过去二十年获得美国历史协会历史类作品奖项的图书中,很大一部分都不是根据地区来组织的,这打破了区域研究的模式。再看看我们教育学生的方式,不像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课程,历史学的课程很多还是根据地域来组织的,仍然是时间和地点。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试图挑拣出地域、区域的含义是非常重要的,这当然不是毫不相关,但解释相关性也并非易事。我认为历史学仍然坚持这个假设:区域知识是重要的。我无法证实这点,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件好事。对我们来说,将这些知识挑拣出来并在公众面前讲述很重要。

彭慕兰(吕萌/摄)

谈史学的现实感:“没有另类事实这种东西”

界面文化:距离《腹地的构建》第一次出版已经过去25年,在你看来,为什么在当下这本书仍然重要?

彭慕兰:书中探讨的一些话题,至今仍然是存在的,比如关于地区间平等的问题,比如对于一个区域有利而会伤害另一个区域的政策,比如关于环境和经济发展的问题等等。

在当代社会中,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常常希望减少穷人的社会福利开支,但他们不能公开地表达。当外界给他们施加压力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说:“太抱歉了,但这是世界银行让我们这样做的。”因此这是一个复杂的世界。毫无疑问的,主要的矛盾是国内矛盾,但这些国内的权力斗争常常被外来的力量再次形塑。

与此相关的一点是,当我在研究生院读书的时候,关于清朝中期到1949年中国国家建构的标准历史版本是接二连三的失败。所以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关于不断衰退衰退直到触底反弹发生了革命的故事。而大概在我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人们开始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或者两个不同的故事。

其中一个是将清朝放在截然不同的比较模式下:清政府确实没能完全恢复主权,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也确实没有完全稳定社会秩序,并且如果把清朝和明治时期的日本进行比较(这是1960年代史学家们喜欢做的事情),会发现清政府确实是很失败的。但如果将清朝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到1900年代,世界上的84%的地方正在被欧洲统治着,而中国没有。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成功抵制了殖民的国家之一。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绝不是失败的。

因此是从这里开始,有人站出来说,让我们不要夸大中国的失败,同时也着手进行更加具体的、经验主义的民国时期研究。人们开始关注具体的机构,比如茱莉亚·斯特劳斯(Julia Strauss,历史学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侧重国家建构、机构建构以及治理的研究)关于外交部的研究,柯伟林(Bill Kirby,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关注国际背景中的中国商业、经济以及政治的发展状况)关于1930年代的国家规划委员会的研究。

在这些研究中,人们发现,很多诸如此类的机构其实上运作地相当顺利。而他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以一种十分有趣的方式,为1949年后发生的很多事情提供了原材料。比如在柯伟林的研究中,虽然规划委员会从来没能把他们规划的建筑建起来,但1949年之后很多计划被付诸行动。因此像卡比这样的学者开始提出,我们不应该将民国时期视作走下坡路的,失败的,相反的,我们应该将其视作一些后来在1949年之后在海峡两岸都取得了成功的事情的开端。我认为这部分是非常有趣、也有非常富有成效的文献。

但这其中也有几个问题。其一这是关于特定的管理机构的研究,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管理。其二这主要关于城市,没有涉及农村。因此我认为我的这部作品是较早的、成功的尝试。

我认为这些观点对于思考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十分有效,并且可以解释我们看到的这种有趣的组合:在一些领域颇有建树,而在另一些领域则十分糟糕。这是关注二十世纪中国的人应该思考的,可能也是关注世界上其他部分的人应该思考的。在这本书中的为数不多的部分,我使用了依附理论。如今回看,依附理论实在是太不成熟了,但最为基本的洞见是发展不充分(underdevelopment)不仅仅意味着发展还没开始,发展不充分可能是发展的一种产物。也就是说,腹地并非意味着一个尚未发展的区域,腹地可以是被制造的,有些时候,它是由将另一些区域变为核心的同一过程制造出来的。

界面文化:在你眼里,历史研究如何和现实发生关联?

彭慕兰:我认为历史研究和现实在三种层面上相互发生关联。

首先最为明显的是事实性的关联。比如如果想知道为什么美国和伊朗的关系这么差,就需要知道在1979年发生了什么。如果想知道1979年发生了什么,就需要知道在1953年发生了什么,诸如此类。这是非常直接的一种关联。

第二个层面并非关于事实,而是涉及模型(models)。有些地方的发展有时候可以和另一个地区的贫困联系在一起,当我们看到这种联系,这将会成为一种重要的洞见,你可以利用这个模型思考很多事情,从如今不再有工业活力的美国俄亥俄峡谷,到到中国由于经济繁荣发展而被超越的区域等等。这是第二个层次。历史能够创造并且检验一些模型。之后你可以说:也许这个地方的这个过程和那个地方的那个过程非常相似。

最后,是最为抽象的,也是最难理解的一个层面,但从某种程度来说,可能是最为重要的。那就是如何在使用模型的同时,警惕模型带给我们的局限性。

这种模型并非化学或者物理公式,是完全确定的,能够导向唯一的结果,人类社会并非如此。通往严密思考的唯一途径是像物理学或者数学一样吗?我们是时候放弃这种想法了。

历史学家在做的事情比单纯地讲故事更加科学。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我不认为目前为止我们做得足够好。尤其是在当下的美国,当很多人都在谈论“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另类右翼讨论的历史)的时候,我认为没有什么“另类事实”。我们确实需要表态,站出来说:“也许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确认可以得到绝对的真实,这不代表着怎么都行。”

我们要尝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于某些问题来说,永远都无法得到答案。当我们教历史的时候,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我们要对学生很明确地说,什么事情是我们确凿知道的,什么是我们认为可能是真的但不那么确定的,又有什么事情是我们仅仅去猜测的,而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们连假设也做不了的。

当专业的历史工作者和彼此交流的时候,或者他们在为专业杂志写作的时候,他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专业杂志上的文章充满了这种表述:虽然我们不确定……但这看上去似乎是……

可当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或者当我们随便拿起一本历史课本的时候,我们从来不这么说。课本读起来像是来自上帝的声音:这是真的。它从来不说:我们这么认为,但我们不确定。我认为这是个巨大的错误。

我们应该训练读者,不管是我们的学生还是普通大众,就像我们在学术圈内训练彼此那样对待他们,告诉我们:这是我知道的,这是为什么我认为我知道的原因,是的,我意识到有很多漏洞,但我为什么有自信得出这个结论。这是我们进行学术写作时的方式,我们没有试图去掩盖什么。在我解释我的观点的时候,如果我解释得足够好,其实是在和读者之前建立一种信任。因此问题变成,你会信任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事实,以及你需要经过什么样的智识过程。

彭慕兰(吕萌/摄)

谈史学方法:“文化”转向如何启发经济史?

界面文化:在《腹地的构建》中,译者马俊亚认为你的分析框架能够解决一些从文化角度来看比较模糊的问题,对此你怎么看?你在书的序言中提到,1980年代末期,史学界发生了一次“文化”转向,“新文化史”代表的潮流更关注文化面向,这个转向对你的研究是否有影响?

彭慕兰:说实话,我不太确定他为什么这么说。他可能不知道的一点是,在我博士论文原本的计划中,有一章关于大众文化,后来因为我没能在档案中找到足够的支持性材料而放弃了。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这个题目,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做了一个和泰山的女神相关的研究。

理解中心和腹地在某个时期渐行渐远,这样的一个故事确实能帮助我们了解乡村居民和城市的隔绝,以及乡村重建运动和民俗研究等诸如此类的现象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在五四运动之后,人们并非强调我们要跳过落后的地方,而是倡导重新回到乡村,强调和乡村重新连接?这其中包含了多重路径,从较为保守的梁漱溟式的、到毛式的,再到晏阳初那种基督教式的,这一主题内部有很多变化。但在这些变化中,又有一些共同的主题,这是三十年代很重要的事情。因此,《腹地的构建》这种书也许能够帮助读者间接地厘清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至于文化转向,我认为如果有,可能也是非常间接的一种影响。我在书的开篇也谈过,这本书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这基本是正确的,并且很明显不是新文化史所做的事情。新文化史所做的虽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却是十分重要的。无论你用什么方法研究历史,都需要想象新文化史带来的洞见。

无论做什么类型的历史研究,当我们拿起一本关于政府数据的书,材料根据某种特定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准备接受它之前问问自己,丝绸产量为什么被划分在农业,而不是乡村工业?如果这么思考,很多事情都会发生改变。所以我们需要问的是,为什么有人如此自信,知道一个内容一定属于某一个特定范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好的历史学家一直是这么做的。他从来不会把他所研究的人们的范畴直接拿来使用,视作理所当然。他一般都会进行适当的解构,新文化史的好处在于提醒我们这么做的重要性。

同时,把从一些其他社会科学中来的范畴为己所用、并且提出质疑,从而提出“是的,你可以去探讨这个经济现象,你可以用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但是回到经济下面的假设,比如“个人的偏好是先天的”这一假设,并且问自己,这行得通吗?如果你换一种想法,认为个人偏好是由社会建构的,又会怎么样呢?又或者是“物质”(substance)是社会建构的。”这实际上是我在教授革命前的中国历史时在努力做的事情。

当学生们看到“物质”这个词的时候,人们通常想到生理意义上的物质,比如一天要摄入多少卡路里。当你仅仅从物质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那么你会形成关于何为物质的一套想法。但在现实中,物质不是这样的。

最为基本的是,物质关乎社会和文化,你是否有能力完成你所在的社会认为人之为人所而必须要完成的事情?它确实有物质基础,但是却比物质基础含义更广阔。 想想穷人的革命和社会运动,有多少是从丧葬会社(burial societies)开始的。如果你是个严格的唯物主义者,你会认为穷人最不该担心的事情应该是他们父母的棺材究竟好不好看,因为逝者已逝。但这并不是个巧合,因为存在的意义,是抬起头来,让你所在社会的其他人看到你,并且认为你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个体。而在很多社会中,这意味着将你的父母安葬,你无法逃避。事实上,生物意义和社会意义二者是相互交织的。因此我认为分析穷人,尤其是革命前中国华北平原的群体时,认为他们醉心于活命生存的话,这个结论就太过简单和武断了。

相反的,我们需要拆解“物质”这个范畴,认识到“物质”并非那么简单的东西,而是很复杂的。当然如果没有新文化史,我们也可以得到这个结论,但新文化史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通往这个结论的路径。新文化史对于一种既定的普遍性抱有怀疑态度。就算对于我这种主要做社会经济和环境史研究的学者,新文化史的洞见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论是对于物质的思考,还是在《大分流》中关于工业革命的章节里:为什么人们开始努力工作,为什么在一个你需要工作更久才能养活自己的阶段,为什么还是想要得到其他东西,为什么在你拥有了能够养活自己的东西之后还想拥有更多?从人们仅仅是为了谋生而工作,到人们认为你给我越多工资,我会更加努力的工作,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在我看来,我们可以从文化角度入手进行社会经济史的写作。在这样的作品中,我们会回答与经济相关的重要问题,但是行文中可能完全不涉及公式和等式,而是关于文化的。

界面文化:这是否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经济史正在走下坡路?

彭慕兰:是的,尤其是在美国,但其他地方也类似,经济史其实走向了真正衰落。有一段时间,当我去参加经济史会议的时候,环顾四周,我发现自己是会场中最年轻的。我当时就觉得,这真是个糟糕的迹象。但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经济史该面对的问题,因为它变得仅仅是利用经济学模型,然后将其套用到经验数据上。这并不有趣。

现在,令人振奋的变化是,经济史又回来了,但不是旧时的经济史,而是一种全新的、受到了人类学、文学批评等学科启示的经济史。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关于经济学家的历史,又或者是全部和数据打交道的历史。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人们如何谋生的历史,我们需要更加广阔的研究工具,其中包括我们之前认为始于文化的、人类学的工具。我认为这是我在做的事情,也是很多其他人在做的事情,而这让经济史更加振奋人心。

谈环境与发展:“人类纪”的概念在历史研究中很成问题

界面文化:你也一直关注环境问题,在《环境和世界史》一书中,你提出了发展主义工程(the developmentallist project)这一概念,能否为读者谈谈这个概念?

彭慕兰:发展主义工程是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我用这个概念,是希望启发我们和现代世界早期资本主义增长的唯一形式保持距离。很多社会和国家都在促进某种形式的增长,不管是人均增长,还是其他形式的增长,但资本主义式的增长,或者我同事称之为的自由主义式的增长,不应该被视为唯一的增长形式,而仅仅是我称之为发展主义工程的一种形式。

《环境和世界史》
[美]埃德蒙德·伯克 彭慕兰 编
加州大学出版社 2009年

你想,发展主义工程可以视为加强能源使用的项目,而通过这些项目产生了不断增长的经济活动,你能看到在早期现代世界有许多诸如此类的发展主义工程。有清代版本的,有其他版本的,他们有一些共同之处:比如劳动力密集化(intensification of labor),在不同地方这些项目都在发生,但只是不同的表现形式。

界面文化:那么根据你的研究,这些发展主义项目是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的?

彭慕兰:这取决于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很明显,政府在其中起到了一些作用,比如政府在鼓励纺织品的生产上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他们也重新发展那些在十七世纪被抛弃的地区,同时政府也在传播知识。

与此同时,也有很多私人的项目,比如在贵州,十八世纪末期,贵州一些地区的森林变成招商管理的,这些商人通过理性地规划,决定在不过度砍伐的情况下,一年要收割多少木材。他们试图算出我们最大可持续产量(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是多少。这些来自不同的渠道,有的来自国家,有的来自私人部门,而部分其实是人们对于人口压力做出的反应。

在另一个研究中,我考察了往西南移民的人的态度,这个研究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在于如果你回看明朝和早期清朝的四川等地的山区,明朝基本的态度是如果那里不能耕种,那就不该有人定居,因为不耕种的人是危险的,他们随时随地都可能起义,他们很有可能是不结婚的单身男性。

早期清朝的政策类似于明朝,到了白莲教叛乱的时候,也就是十八世纪末期,清朝的态度改变了。有人在白莲教叛乱之后写到:如何让这个区域具有可持续性?十分有趣的一点是,与在他之前的那些持续谈论“农民”的人不同,他认为矿工可能是“良民”,但政府需要组织矿工定居,他们需要在保甲制度中进行登记,他们赚够了钱可以结婚生子,如果他们有了后代,他们就会在一个地方定居。这是个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如果仔细想想,这是富有革命性的,这意味着那些传统上被污名化的职业是没有问题的,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可以是好的臣民(good subjects),可以是西南地区一个定居和教化工程的核心成员。

一方面,这很可能反映了一种应对人口压力的实际调整;但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一种观念上的变化。

再想想清朝初期的边境政策,基本上最主要的诉求是和平,因为叛乱是非常消耗财力的。因此清朝政策,他们想做的其实是限制汉族定居者,这些定居者一直在制造问题,因此清政府一直想限制定居者,但在十九世纪末期,清政府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他们一直和定居者达成协议,让我们把人口迁移到这里,让我们把这块土地变成耕地。作为一种历史事实,从限制性的政策向前定居者(pro-settler)政策的转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的。尤其是当我们想到十九世纪有多么暴力的时候。在《腹地的构建》中,尽管清政府面临巨大的压力,你可以想象到在十九世纪中期,他们可能会说,不要管新疆了,不值得。在占领新疆自后,乾隆其实问过大家,我们要拿新疆怎么办,很多汉族大臣说让我们建一些堡垒,以驱逐蒙古人,就可以了。因为新疆地势偏僻,也无法耕种。在那里是对我们财力和精力的一种浪费。一百年之后,当遭遇了十九世纪回民起义之后,没有人再说让我们撤出新疆吧,不值当。

你不能认为这种反应是理所当然的,你需要对它做出解释:为何在清政府面临很多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的同时,仍然没有放弃新疆?我认为要了解这个,必须同时了解当时正在发生的其他变化,这些变化是发展主义项目的一部分。他们开始认为那些地方并非吞噬资源的无底洞,而是一种我们可以定居的地方。75年之后,到了1930年代,人们将新疆视为黄金之岛屿,乌托邦之乡,看看那里的石油,看看那里的矿产。在两个世纪中,政府对于新疆的态度从不毛之地变为可以开发的地方再到后来的理想乐土。

中国对于发展主义项目有自己的理解,从晚明开始直到十八世纪,再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这就是我的意思,在资本主义之外,有其他的路径能够抵达对于发展和增长的承诺。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直是件好事,因为从环境角度来说,增长是件坏事。但不论你认为增长是好事还是很糟糕的,它绝对不仅仅是西方的,我们需要了解这一点。

界面文化:如何看待当前学界很热的关于“人类纪(Anthropocene)”的讨论?

彭慕兰:当思考公共政策相关的问题时,“人类纪(Anthropocene)”是一个极其有用的概念。如果一百万年前的今天有人类存在,并且如果他们有科学,他们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了解?我们并不知道。今天,一次物种灭绝正在发生,并且是由我们引起的。这是个宏大的故事。人类是一个地质学上的行动者(agent),并且对于我们生存的环境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这是我们要了解自己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从这一点来看,“人类纪”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

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和历史有关的概念,它就很成问题了。问题的一部分在于,人类纪是一个由地质学家发明的术语,地质学家对于术语是有一定要求的,其中之一便是一个地质学的阶段必须是整个地球的阶段,因此不可能存在以下情况:即东亚是人类纪的同时,非洲中部正处于不同的地质阶段。在地质学家看来,这个地球要么处于人类纪,要不不处于人类纪。

更进一步,如果有人类纪,那么人类纪是从何时开始的呢?从历史角度来讲,基本上我们选择的每一天,如果放在全球范围内来看,都是十分成问题的。比如我们可以说人类纪始于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我们知道这发生在1800年左右,但是在前一百年的时间中,这基本上只发生在欧洲和北美。这样一来,如果人类纪始于化石燃料的使用,那么十九世纪的越南算不算在人类纪之中呢?再比如像一些地质学家说的,人类纪始于1950年代,两个重大的标志是核辐射(nuclear fallout)以及塑料生产的迅速扩张。但在1950年代,又有多少国家在产生核辐射呢,又有多少国家大量生产塑料呢?

正如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历史学家,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关注后殖民理论以及底层研究)所言,目前的环境危机,让我们开始思索一种关于人类的历史,而非关于中国或者德国等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但人类(human or humanity),是一个很成问题的历史作用者(historical agent),因为历史作用者应该拥有特定思维方式的或者是有意识的行动行动主体,人类不是那样运作的。

我们当然可以去问询每个个体各种问题,这不难回答。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我们通常需要做出概括,也通常会有例外,但诸如“1940年代的德国人如何看待话题X”这样的问题并非一个疯狂的问题,但这其中还是存在一个普遍化的问题。问出“对于X、Y、Z,人类做何感想?”或者是“在何种程度上,人类是快乐或者不快乐的”这样的问题,基本上是毫无意义的。

历史上有多少决定是由“人类”做出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人民(people)做出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是国家(nations)在做决定。但我们说人类(humanity)做了某个决定,确实有道理,因为人类消灭了很多其他物种。但这仅仅是从施加行动和影响的角度来说的,这其中有意识参与吗?是否有人做出了人类的决定,就像某国元首做出了一个决定,因而我们可以说这个国家做出了一个决定吗?

因此,在我看来,人类纪对于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宏大的公共问题而言是大有裨益的,但作为一种历史分析工具,我认为它应该是历史分析的一个目的:即我们是如何到达人类纪的?我们处于人类纪中,这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对历史思考有益的话题,但它并非一个进行历史思考时的有效工具。

即使我们想要思考的历史结果是全球性的,产生作用的因素也常常是更加具体的、在地的。用一些比人类更加具体的标签来思考他们往往会更加有效,不管是中国的工薪阶层还是工薪阶层的女性,又或者是来自苏北的工薪阶层女性。我们可以尽可能做到详细,但我们确实需要诸如此类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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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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