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作家”系列】盛文强:写作是我的日常生活 随着岁月推移它将枝叶丰茂

游走在真实和虚构之间,在历史的缝隙和褶皱中寻找文学创作的可能性,这似乎是盛文强一贯以来的创作思路。

盛文强 吕萌 摄

区分作家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可以用他们擅长的文体加以区分;比如可以用世代进行分隔;但还可以有一种区分方式,促成了我们接下来要涉猎的这样一群作家——

中国当代的作家基本有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专业的,他们加入各级作家协会享有某种身份和工资福利待遇。还有一种,则是体制之外的作家们,他们一个个更像是单打独斗的个体,没有组织,也没有体制。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大都还有一个别的身份和一份养活自己工作,甚至是养活自己的写作。他们很多人的文学创作要在晚上或者周末的时间里进行,他们生活得样貌千姿百态,若论共同点,大概只有一直持续、默默地写作着这件事。 我们就暂且称他们为野生作家

其实,无论中外,全职以写作为生都是不容易的,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大作家也都并非全职写作:美国诗人T.S.艾略特是银行的评估员,卡夫卡是公务员,捷克作家赫拉巴尔年过半百时才专职写作,此前他做过列车调度员、废纸收购员和舞台布景工,而他们的“兼职写作身份完全无损于作品的伟大。

回到中国,当代的“野生作家们的写作形态是怎样的?他们对自己的写作和环境有着怎么样的期待和认知?他们的写作圈子又是怎样的?他们是否期待全职写作?我们将目光投向这些野生、自在生长出来的作家,就是想以他们的生存和写作姿态还原出中国文坛的另类的、多元的又充满生机的景象。

今天,让我们一起了解“野生作家盛文强的故事。

红岛

红岛,本名阴岛。上世纪60年代,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时期,阴岛改名为红岛,这个名字沿用至今。红岛位于胶州湾北岸,三面环海,下属的17个行政村均为渔业村。

上世纪初,红岛还是个四面环海的岛屿。日军侵华时期,日本人在红岛的北部修盐田晒盐,逐渐淤积起泥沙。如今,红岛变成了半岛,与陆地相连,乘车便可抵达。

盛文强在这里出生,小时候推开自家院子的门,就能看到大海。以至于在长大以后,盛文强经常把“内地人”挂在嘴边。问他什么人是内地人,他想了想说,“一出门看不到大海的,都算内地人。”

1997年,盛文强小学毕业照

和岛上大部分居民一样,盛文强的父母也是渔民,以出海打渔为生。在上学前,父母每天都带着他出海,早出晚归。一艘4米的小船,构成了一家三口在海上的避风港湾。

海岛上的一切都与海洋密切相关。村里人喜欢吃海鲜,尤其是蛤蜊(当地人称gala)。在盛文强的散文集《岛屿之书》中,他回忆起岛民吃蛤蜊的盛景,“从海滩上挖来,取海水浸泡,令其吐尽淤泥,随后下锅水煮到开口。蛤蜊出锅时,以铁盆盛放,端至炕桌,蛤蜊在盆中冒出了山尖。”

岛民们吃蛤蜊,一盆接一盆地吃,一吃就一下午,吃得颈椎疼。如果走在村子的小巷里,听见谁家传来咔啦咔啦的声音,那可能是蛤蜊壳撞击铁盆时发出的清脆声响。叮叮当当,不绝于耳。这些制作出奏鸣曲的贝壳残骸,被岛民倾倒在弄堂里,“这些贝壳在落地之际,居然有碎瓷般的脆响……断碴之处银光闪烁。”之后由专人收集,垛在村口,堆得很高,像延绵起伏的群山。当地人称之为“贝丘”。在暴雨之夜,贝丘在雨水的冲刷下,会轰然倒塌,发出惊天动地般的巨响,唤起沉睡中的岛民。在那之后,会有新的贝壳残骸,形成新的贝丘。这个过程,像是日复一日海岛生活的绝佳注脚。

盛文强在这座海岛上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光。他曾经看着自家院子里一只拇指大小的毛蟹举起两只巨螯,从上至下连点三下,像是某种神秘的求雨仪式。在那之后的不久,暴雨如期而至。他曾在月圆之夜,开始一次环岛的徒步旅行,身披月华,他望见海水、星空和云雾的粘稠混合物将岛屿包围。他曾在初秋的夜晚,盼望父亲的船快点归来,那时天上的北斗七星,大如鸡蛋,照亮脚底的路。他经历过海水侵袭的时刻,“黑暗中闪着亮的釉质海水从墙角、树根冒出来,村口的低洼地带瞬间被抹平”,一种安全感的瞬间丧失。他也看过搁浅的鲸,二十多米长,浑身呈现出石灰岩的白色,牡蛎在眼睛周围连成一片,像某种皮癣。再后来,那头鲸被岛民切割食用,煮着吃,他记得肉肥脂厚,油腻得很。

海岛将经验、想象以及一种特有的“语言”赋予了盛文强。这种语言不限于文字,它可能是一个鹦鹉螺上的复杂但有序的花纹,可能是梭鱼腹部银光闪闪的鳞片,可能是小小毛蟹半透明外壳下深色肚肠,可能是黑暗中海上阴沉的礁石,头顶浓郁的月亮以及夜半时分坠入海面的星辰,还可能是岛民们围炉夜话时、或者母亲恐吓顽皮的孩子时从口中冒出的那一个个面目骇人的海怪。纹理、图案、色彩、味道、声音和口头描述,都构成海岛“阅读”和“语言”的一部分。正如盛文强在《岛屿之书》的后记中所写:“记忆,语言,命名,所有这些力量都被召唤出来,为文本的生发提供了契机”。

《岛屿之书》
盛文强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7年7月

除了阅读海岛和海洋,盛文强也阅读历史。他的姥爷曾经是一名国民党军官,后来跟着长官起义,那时有个词叫“弃暗投明”。姥爷喜欢读书,受他影响,盛文强从小就在家里看姥爷的藏书,《封神演义》、《三国演义》等等。姥爷在家总喜欢说“你们共军”“我们国军”云云。 在姥爷身上,盛文强早早接触到了一种不同于后来在书本上、在课堂里学到的历史视角。

成年以后,海洋和历史,这两个在童年时代便深深嵌入盛文强生活的主题,一次又一次地重回他的脑海,构成他写作的主要路径。

滨州

滨州市,山东省下辖的地级市,位于山东省北部,渤海西岸,黄河贯穿全境,西邻德州市。当地人经常戏称“走出滨州,冲向德州”。

2003年,19岁的盛文强考取了滨州师专,告别海岛,走向“内地”。从师专毕业后,他在一家企业里打过工,也当过高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2007年底,他进入当地一家报社,先是做美编,后来转记者,再后来,成了副刊的编辑。

盛文强
吕萌 摄

在盛文强眼中,这个他如今已经居住了近15年的城市,充满了魔幻感。

2013年,滨州发生了“电死外星人”事件。经营海产生意的李某,常在黄河边铺电网捕野兔。3月9日凌晨,他在河边查看电网时,看到一个类似于UFO的不明飞行物悬挂在黄河滩边上,从上面下来了五个外星人。据李某描述,其中一个外星人被电死了,另外几个乘坐飞船逃走。李某将被电死的外星人带回家,放入冰柜冷冻。

这个事件当时惊动了全国各大媒体,迅速成为了门户网站的头条。盛文强任职的报社,距离事发地点不到十公里。办公室里的一个同事,住在事发地点附近,晚上下夜班后,不敢回家。后来,在鉴定专家和警察介入后,李某承认,他口中的“外星人”是用硅胶伪造而成。

除了此类荒诞的新闻,在报社工作的七年里,盛文强也充分见识到一个地方基层单位中的对于人的异化。有一年,当时的市委书记来报社视察,一位年轻同事因为坐在门口的位置,被拍到一张和市委书记的合照,上了报纸头条。盛文强说,这个同事的个人条件不太好,此前一直找不到对象。但头条事件后,他很快就找到对象,“这件事震碎了我的三观”。

还有一次,盛文强抱着一箱刚从网上买来的书进了报社的电梯,电梯里有传媒集团的一把手和一个女同事。领导看到盛文强怀里的书,和他闲聊起来。盛文强注意到身边的女同事大气不敢喘。后来领导下了电梯,女同事长出一口气,对盛文强说:“你真了不得,敢和他说话。”

除了这种几乎疯狂的官僚崇拜之外,在做副刊编辑的过程中,盛文强也接触到了许多滨州当地的“作家”和“诗人”。有自创一个诗歌流派的卖大米诗人,也有发明了一套“宇宙全息诗学体系”的“蜂蜜诗人”,还有一位农民,洋洋洒洒写了五十万字的《新道德经》,里面充满了愚忠愚孝思想。

接触更多的是当地的老干部诗人。曾有一位老干部作过一首名为《参观计生站有感》的诗,其中两句是:“今日参观计生站,育龄妇女真好看。”另有一位老干部诗人的诗歌在诗歌《吃火锅》中写道:“雪花飘飘,火锅烧烧,羊肉涮涮,汗水浇浇。”还有一首《上鹤伴山》(鹤伴山是滨州当地的一座山):“远上鹤伴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在当地开研讨会的时候,大家鼓掌称赞:“好,好,学古人学出了新意,强于古人。”

可能正是因为白天要面对这些听上去像天方夜谭里走出来的人们,盛文强更需要一个疏解的渠道。这个渠道,就是写作。在报社的七年,盛文强白天工作,晚上写作,不放过任何碎片化的时间。他的工作和写作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张力,仿佛只有徜徉在那些和海洋有关的志怪、传奇故事中,只有沉浸在曾经的海岛时光中,他才能忘记白天的种种荒诞,忘记他眼中那个充斥着虚与委蛇、蝇营狗苟的现实世界。

大概从2011年开始,盛文强有意识地收集关于海怪的各种资料,着手进行《海怪简史》的创作。在这本利用上班闲暇时间完成的关于海怪的作品里,盛文强记录了一种叫做“飞头獠”的海怪。

《海怪简史》
盛文强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1月

“飞头獠”又作“飞头蛮”,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怪物,多出没于南海海域。最早见于干宝《搜神记》,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以及张华的《博物志》也均有记载。这是一种怪异的生物,白天正常,到了夜晚,则头身分离,以耳为翅,飞到海边寻找虾蟹进食。等天将拂晓之时,飞回家中,头身再次结合。醒来后仿佛做了个梦,有饱腹感。盛文强对于“飞头獠”进行了再阐释,创作出一个悲伤又黑暗的自传性故事。盛文强在文中写道:

“他白天为人佣工,被呼来喝去,心中暗自气恼,而他的同伴们则唯唯诺诺,毫无不平之气,甚至越受苛责,越存敬畏,这令他大为不解。这都是些什么人——他心里想。他哪里知道,他和他们并非同类。直至夜间,他才重获自由,摆脱了肉身的羁绊,完全忘记了在尘世间的身份,开始了海上的遨游。”

海岛,又见海岛

当一位来自海岛的年轻人开始远离海洋,踏上内地,他所遭逢的不适、冲击、震撼以及“世俗上的种种失败”促使他思考自己与他人的不同,思考海岛和农耕区的差异,更进一步,思考海洋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区别。

渐渐地,盛文强开始明白,那种“官本位思想、体制思维、狭小格局、熟人体系、道德绑架以及盲目排外的小圈子”,其实是有原因的。那种看似狡猾、算计或者貌似忠厚的外表之下,隐藏的实则是几千年农民生存的艰难处境。为了争取生存空间,可以不择手段。但农耕文化的优势在于稳定。“中国文明能够延续几千年,就在于这种自耕农的稳定,除非有大灾出现,要改朝换代。但在那之后,仍然自耕自种。只要勤快点,没有灾荒,是可以活下来的。”

反观海岛,则是极其不稳定的。在农耕区,有二十四节气歌,这意味着生产和生活周期,是按年计的。而盛文强小的时候,烂熟于心的则是潮水时间歌。它非常复杂,并且每天都不一样。因此,渔民是按天过的,每一天都是个全新的周期。

除此之外,盛文强认为相对于农耕区,海洋区的居民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海上的物种太多了,一个打了一辈子鱼的老渔民,照样有不认识的物种。所以他潜意识里相信世界的多样性。”

对于诸如此类问题的思考,加深了盛文强对于海洋的热爱和兴趣。盛文强也十分庆幸,自己在大学期间选择了离开海岛,正是这种空间上的疏离感,让他打定主意,开始系统性地思考海洋问题。

盛文强
吕萌 摄

在大学期间,他零星写了一些不成系统的关于海洋的文章。毕业后,盛文强着手写和海洋相关的散文,集结成《岛屿之书》。在书中,他回忆了自己在海岛上度过的少年时光,那里有一再被讲述被提起的海怪、有搁浅在岸任人宰割的鲸、有铺天盖地沙沙作响的“虾暴”、有纠结缠绕而后坠入海中的群星。

滨州和红岛之间大概需要四小时车程。在屡次往返间,盛文强思考着海洋的意义。再后来,他不仅时常回到自己生长的那个海岛渔村,也把目光延伸向更多更远的渔村。在报社工作的七年多中,他利用业余时间,踏遍了中国东南沿海的大部分海岸,探访了许许多多各具特色的海岛。

在探访中,盛文强格外注重民间艺术和民俗。在舟山(舟山有一千多个岛,其中最大的岛叫舟山本岛,现在叫舟山市。大一点的岛是县级的,小一点的岛是乡镇,再小一点的岛可能就一个村庄。)盛文强曾见过一种渔民画,画的都是和海洋渔业生产息息相关的内容。盛文强在一个渔民家里曾看到过一张菩萨的画像,是渔家姑娘的打扮,身穿一条捕鱼常用的高达胸口的连身皮裤,当地人称之为“皮裤菩萨”。

他也曾探访过舟山黄龙岛的绳结博物馆,里面有各种绳扣。当地有个老渔民会打几百种绳扣,每一种绳扣都和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其中有一种叫碰头结,是由胳膊粗的缆绳打成的,像一个巨大的中国结。它的用处是挂在船舷两侧,防止两只船靠近的时候互相碰撞、以及船只在停靠码头的过程中遭到损坏。在探访过程中盛文强意识到,这些工艺在新技术的冲击下,都在慢慢消失。如今,碰头结派不上用场了,渔民们改用了橡胶轮胎。他感慨道:“ 海洋、渔业有大量的传统,是我们这个农业国家不熟悉、不了解的,而且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消亡。”

对于绳结等渔具的关注,促成了《渔具列传》这本书的诞生。与盛文强的其他作品类似,《渔具列传》也很难被定义。这本书中汇集了来自各种渠道的材料:有“数年间多次往来于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访求渔具实物、收集渔具故事”得来的资料,有在传奇、野史、志怪中寻寻觅觅求得的历史碎片,也有从学术著作中得来的看上去繁复难解的方程和公式,更少不了弥合上述各种材料的丰富大胆的想象力。

《渔具列传》
盛文强 著
漓江出版社 2015年12月

书的扉页,是一幅《广渔具图谱传序》,叙述者为“枕鱼斋主人”,此人是清末民初人,父辈为渔户,早年奔走于科举之路,后迫于生计,以贩鱼为生,晚年归乡,于潦倒中写就此书。这本书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枕鱼斋主人为一本名为《渔具图谱》、今已佚散的古书做的图赞。在此基础之上,盛文强进行了二次创作,植入大量新文本。如此一来,《渔具图谱》—《广渔具图谱传》—《渔具列传》便形成了一个不断裂变、不断更新的谱系,它们相互关联,相互缠绕,又相互独立,相互区别。全书遵循枕鱼斋主人的分类,分为六卷。《舟楫列传》写到了承载与担当,以及变幻无常的漂泊命运;《网罟列传》包藏祸心和贪嗔,人心不足,难免鱼死网破;《钓钩列传》涉及重重欺骗和反欺骗的游戏;《绳索列传》讲的是衔接黏连之术;《笼壶列传》充满奇趣;《耙刺列传》褒扬原始的膂力。

在读罢全书之后,读者会在后记中与盛文强再次相遇。这一次,他和盘托出,坦白本书所写的一切,包括那本今已佚散的古书,那个枕鱼斋主人,那本他在书的开头在胶东渔村考察时在某户中偶得的《广渔具图谱传》,全都是莫须有之物。虚构,对于盛文强来说,“已经突破了狭义的文本界限,就连插图、考释、采访、甚至作者身份,也都可在虚构之列”。

为了虚构出扉页的那张《广渔具图谱传序》,盛文强花了不少功夫。他从四库全书中挑选出这篇序言中需要的文字,并且在严谨考证之后,确定了如今这种三比二的长宽比,确定了九列的格式,从字体到格式到措辞到文风,都符合当时那个具体年代和地区的特征。

游走在真实和虚构之间,在历史的缝隙和褶皱中寻找文学创作的可能性,这似乎是盛文强一贯以来的创作思路。《渔具列传》之前的《海怪简史》是这样,最近出版的《海岛奇谭》亦是如此。这和盛文强所秉持的历史观有关。在他看来,鲜有面目清晰的历史,历史总是以模糊的姿态出现,留给后人一片废墟。被淹没在历史废墟中的、作为个体的人,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活方式则需要后人或凭空、或根据一些打捞上来的残留碎片进行拼凑。这时候,想象力登场了,想象能够填补历史的空白之处,“历史的空白之处,就是文学开始的地方”。

海盗,亦是海道

2015年的五一前的一天,在报社工作了七年多的盛文强认为时机成熟,是时候离开了。那天他起个大早,打了一辆车,像完成一个期待已久的仪式,高高兴兴地去单位向领导提交了辞职报告。至此,他的职场生涯划上了休止符,他成了一名全职写作者。

这一刻,盛文强期待了太久。从工作伊始,他心里就有着对于职业和事业的明确区分。盛文强将写作视为自己的事业,他坦言在写作中获得的愉悦,是做别的事情所无法替代的。对他而言,写作是一项持之以恒的事业,而职业只是养活自己的方式,“二者是截然分开的”。

盛文强也不欣赏总是在寻找借口的写作者:我得顾及家庭,我得工作,我得养家糊口,我上有老下有小……“这么说好像别人没有家庭,好像别人不吃饭喝西北风一样。关键是看自己的态度,你是否沉迷其中,是否真正用整个生命热爱写作,而不是把它当做一个爱好,工作之余耍两下。”

但全职写作者的道路也不是从开始就很顺遂。刚辞职的那半年比较困难,因为一切尚未步入正轨。那时候他手上有已经完成的《渔具列传》和《海怪简史》手稿,在寻找有意向出版的出版社。由于《海怪简史》的题材问题,盛文强辗转近三十家出版社,有的出版社对这个题材十分感兴趣,却遭到出版社领导的阻拦,认为谈海怪是封建迷信。再加上渔具、海怪这样的题材比较小众,很多出版社主观认为市场较小,不敢冒险。

到2016年初,《渔具列传》和《海盗简史》相继出版,盛文强的职业写作道路,算是慢慢步入了正轨。此时,他也体会到了职业写作的好处:可以更加专注于写作,效率也大大提升了。

最近,随着新书《海盗奇谭》的出版,盛文强认为自己“海洋题材的跨文体写作实践”走向了一个新的维度。如果说《渔具列传》关注的是器具,《海怪简史》侧重讲述精怪故事,那么《海盗奇谭》则转向了对于人的关注。这延续了对于历史边缘、缝隙的探寻。在古代,海盗亦被称作海寇、岛寇、洋匪、澳贼、艚贼。从此类名目繁多的表达中,可看出海盗大抵被视作叛逆之人,不能被写入正史,“仅有的一些踪迹和传闻,也都碎做四散的残片”。

《海盗奇谭》
盛文强 著
中信出版社 2017年7月 

这为《海盗奇谭》的写作增加了难度,但与此同时,也打开了更多想象和虚构的可能性。盛文强所做的工作,是从古代文献中“打捞”那些四散的残片,“杂取志怪、野史、方志等文本的体例,重构中国古代海盗故事。”

于是在书中,我们读到杀人如麻心狠手辣但却爱好读书写字的传奇海盗郭婆带;读到在大鱼降落之夜出生、并且之后的命数也和鱼类密切相连、能让咸鱼起死回生的乌石二;读到在福建出生、十八岁往来于东南沿海、在澳门接受过天主教洗礼、在日本娶妻、半商半盗、叱咤海上的郑芝龙。

盛文强从古代传奇中学会了一种异常现代的叙述方法——选取个体生命中最为光彩夺目的一个断面,而非对于生平事迹的线性陈列。“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他生命当中发现了一个格调与俗流迥异的事件,非常耀眼,非常夺目。”

除了回看历史,从中打捞,盛文强也将目光投向当下,关注当代的渔民个体命运。

从2010年开始,盛文强就在走访海岛的过程中,陆续进行渔民口述史的收集工作。

他关注过胶州半岛的一群老渔民,当年国家号召他们去非洲捕捞非洲带鱼。这是个非常赚钱的差事,但合约一签就是一年。有的渔民是新婚的时候就去了,为了赚钱,待了两三年才回来。

他关注过七十年代江苏吕泗的巨大海难,死了上千人。当时死里逃生的亲历者,如今都八九十岁了。他找到当年的幸存者,听他们回忆当时的惊心动魄和死里逃生。

他拜访过辽宁獐子岛的一个渔民。当时尼克松访华,国宴里有鲍鱼,于是这位渔民被指派下海摸鲍鱼。那时候是冬天,鲍鱼都在深海,他穿着皮衣皮裤下去摸,手脚都受了冻,落下了病根。在当时,他被称为“勇士”。

盛文强还见过一个船老大,做了一辈子船老大,也晕了一辈子船,到现在上船还吐得稀里哗啦。盛文强问他为何非做船老大不可,他说因为那时候靠种地养不活人,只好出海,只有在海上才能活命。

《造渔船是长久的劳作》盛文强绘 

这些口述史项目,让盛文强接触到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那些在角落里暗自存在的生命,可能被淹没在了时代的洪流、国家的话语以及一句句催人奋进的口号里。盛文强打算把这些故事都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看到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个体生命在海洋中的挣扎以及不屈的生命力。

文学之岛

如今,盛文强不疾不徐地过着专职写作者的生活,他一边写书,一边为一些报纸杂志撰写海洋文化相关的专栏文章。他的收入比在报社时候翻了十倍,再加上是“拆二代”的缘故,已不必为了生存而去仰人鼻息。他一年有两个月时间在北京上海宣传新书,剩下的时间,一半在青岛,一半在滨州。

盛文强
吕萌 摄

接下来的一年,盛文强还有几本书准备出版。

其中一本叫做《对虾养殖手册》。继把渔具看做一种文本之后,盛文强又从父亲曾经养殖过的对虾身上发现了一种文本。对虾是一头一尾,全身伸展开后分了六节。盛文强从对虾的身体结构中获取灵感,决定在书的目录上手绘一只伸开的对虾,让它横躺在目录底下。依照对虾的结构,书的内容分为六节,分别对应着虾的六节。

书的内容也和对虾有关,有一处写到,在对虾养殖池中,出现了一种吞食对虾的海怪。如今渔业工具发达,出现了高科技雷达探鱼器。它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声波反射在探测器上形成的亮点,判断对虾的存在和密度。而海怪经过的地方,在探测器上留下了一片空白。他们吞食对虾,但是探鱼器却检测不到海怪的存在。这时候,当地人又转向磕头烧香拜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这个故事中,盛文强想探究当下技术的发展与民众思维之间的不对等。

盛文强认为,在一个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开放的时代,做一个“野生”的专职写作者是比以前容易的。倒退二三十年,所有的资源都在体制内,离开体制就无法生存。如今,只要自己有能力,靠写作就能实现精神和物质的自立。

对盛文强来说,“野生”的划分并不绝对。有的人身在体制外,却心系体制内。有些写作者,一心想着在体制内刊物上发表文章,想着到省里“跑动跑动”,想着找领导运作一样,削尖了脑袋,想获得体制认可。这种人不能算“野生”。

相比身份上的体制外,盛文强更加注重精神上的体制外,也就是思想的独立性。盛文强坦言,在基层写作,受制于生活的场域,能冲出来的人是很难的。当一个地区作协主席都自费出书,身边的人都自费出书的时候,久而久之,人们可能会认为出书就得自费,认为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盛文强记得滨州当地的一个老同志,有一次来北京,在王府井书店看到了他的书,很惊讶,回去张口就问他:“你找的谁?”在当地写作者的眼里,出书卖书都得靠关系,因为他们目之所及,都是这样的情况,因此他们不知道图书正规发行渠道是全国发行,也根本理解不了。

就这样,盛文强过着双重边缘的写作生活,一方面,他不同于当地大部分自费出书靠关系的写作者;另一方面,他也不混主流作家圈子。在日复一日的阅读、写作和考察中,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相对完整的海洋知识体系,这个体系足以支撑他即使处于边缘状态,也能自给自足。

盛文强说自己会一直保持这种边缘的写作状态,并对此十分满意。“我觉得写作对我来说更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把它嵌入日常的饮食起居当中。随着岁月的推移,它就会变得枝叶丰茂。”

同题问答

界面文化:你最欣赏的外国作家是谁?为什么?

盛文强:这个问题很难讲,很难分出一个最来。我喜欢的国外作家特别多,其中对我个人的写作方式影响比较大的,叫热拉尔·马瑟,一个法国当代作家。他有一本书叫做《量身定制的幻想》,是一本很不起眼的、很薄的小书,教会了我一种叙述的方式。他讲述的方式新异,充满诗性和各种细节,总是能体现出自身的遭逢际遇,哪怕是写一个别人,也像是在写自己。这种方式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同时他也是特别跨文体的,有的作品可以当小说看,有的可以当散文看。

界面文化你最欣赏的中国作家是谁?为什么?

盛文强:当代的中国作家我很少看,最欣赏和最喜欢的是唐代写《酉阳杂俎》的段成式。 段成式是一个贵族公子,他父亲是宰相,他的先祖是开唐的名将。他的文本异常华美,也非常阴暗。现在看来,段成式的志怪在文本上有一种现代性,跟魏晋的志怪有很大区别。魏晋的志怪是纯粹记录一个逸闻,一个奇闻,主观色彩较淡,在文本上也没有自觉地意识。到段成式这里开始有自觉的意识,他的文本是有意识地在经营,内容无所不包,记录道术的章节名为“壶史”,记盗墓的章节名为 “尸穸”,记鬼怪的章节叫“诺皋记”,读来令人目眩神迷。

界面文化:你的写作习惯是什么?是否会在固定时间写作?

盛文强:我有固定时间,上午八点半到十一点半,下午两点半到六点。周末和节假日一般休息。晚上我一般不写,看看书,或者看需要看的资料。我现在是作息很规律的人,原来在报纸工作的时候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就得熬夜,辞职也是为了不想熬夜,这样我就可以在白天把写作的活儿干了。查资料我会放在闲散的时间里完成,比如周末休息的时候。在我的意识里,查资料、找资料不是工作内容,更多的是日常休闲。当做工作内容的仅仅是纯粹写作的时间,因为它是一个真正出产的时段。

界面文化:除了写作和阅读,你还有什么爱好?

盛文强:除了写作阅读,我比较爱好书法。我从小就写,后来写作的时间越来越多,写书法的时间就很少了。但我日常还是看一看,晚上和周末会写一写。有时候即便不写,出差或者晚上的时候,兜里可能揣一本字帖,读帖的过程中能够吸收一些气息,这是无形当中的审美训练。

界面文化:你的社交圈是否有许多作家朋友,或者是否认为作家应该进入某个圈子?

盛文强:我的社交圈里没有很多作家朋友,即便有个别的写作者都是比较边缘的。我认为写作圈子最好还是不要进,有太多近亲繁殖的倾向。一堆人在一块玩,写的东西都一样,没什么意思。写作是个体的行为,肯定是要跟别人不一样的。如果说一帮人理念特别相近,玩儿得特别好,你会怀疑他们理念上太不独立了。

另外在这种小圈子里,尤其是这种混圈子的作家,更多的还是乡村的、熟人社会的做法。大家一块儿喝酒,你说我好,我也说你好,咱俩就都好了。在他们眼里,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小圈子构成的。这就是一种井底观天的格局,这种人的格局是非常小的,一般这种观念出不了县城。亚马逊森林有一种猴子,用自己的尿画一个圆圈,坐在圈里称王,你要进这个尿圈,人家就会扑上来撕咬,我不太欣赏这种。

界面文化:你如何看待影视和文学的关系?

盛文强:影视更多偏向大众,虽然影视也有小众的文艺片,但从普遍意义上来说,现在的影视还是一种商业行为。影视和文学在表现上也是不一样的,镜头语言和文学语言肯定是不同的。影视我将来也想做,海盗的题目可能会改成影视,中国在这方面的影视作品还是非常少的,比如郑成功的父亲郑志龙是海盗,亲手建立了自己的海上帝国。中国古代唯一的拥有海洋文化政权雏形的,就是郑氏父子。影视和文学主要还是载体不同。

界面文化:我们谈论一部小说,会说到语言、结构、节奏、故事等等,对你来说,你最在意小说的哪个环境或部分?

盛文强:我可能更在意文本,文本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在这之下才能谈到技巧、风格、结构,这些都是皮毛。我看一个小说,会看它有没有文本。如果一个小说腰封上写着,比陈忠实的《白鹿原》还要厚重,那我就不看了,我觉得这是年轻作家没有出息的表现。要看一个作者的文本在哪里,如果说文本和别人一样,或者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那这个作品就没有文本,这个作者就没有独立的文本。比如汪曾祺的小说,就有独立的文本,和别人的小说不一样。

当然文本和文体是不同的,文本的范围更大一些,文本是非常独立的东西,比如《哈扎尔词典》这样一个词典体的小说,它就是自己的文本,别人跟风,就非常尴尬了。这种东西只属于他自己。比如宋徽宗的瘦金书,只属于他自己,只有他自己的性格、身份、生长环境才符合。只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文本,一个作品才立得住。从文本上能看出独特性,很难被替代,也很难被模仿。别人只要一模仿,谁模仿谁尴尬。因此,文本是风格,是架构,是独特的语言方式。

文体则更多的是国内的分类,中学语文的分类,散文、诗歌、小说等等。我的作品就很难分类,一般有人问我,我的作品是散文还是小说,我都说不知道。因为只有中国分类分成这样,十分僵死,是为了基础教育,为了做一种可量化的、标准化的普及,所以才分这样一些概念,定了很多条条框框。

比如小说有六要素,散文要形散神不散,这都是很扯淡的。如果真的到了创作层面还在讲这个,就说明这个人还是在中学的功底当中没有拔出来,说明他中学毕业后再也不读书了,知识再也没有更新。从创作的层面来讲,只有在宽泛的范围之下,而不是一招一式的架势里,才能出现一些新的可能。所以我对文体分类是非常排斥的。

界面文化:写作的时候你会想着读者吗?

盛文强:我一般都不想读者的。当下的文学读者,可能隐藏在时代的褶皱里,很难按照一个标准把某个特定的读者群抽出来,这不太现实。我的读者可能分散在各行各业,比如《海怪简史》《渔具列传》,都是多次加印的,但是从读者的分层来看,从评论区来看,可能是青年学生,也有老同志,也有公务员,也有学校教师。所以你不知道读者是干什么的,也很难完整地按照职业做一个呈现。他们分散在各个行业和各个维度上,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我也不需要去考虑大众阅读的感知,去迎合他们。我还是做属于自己个性的东西。我觉得买我书的读者,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我精神上的同类。虽然他们这个群体在我们这个全民浮躁的时代特别稀少。但毕竟我们的人口基数特别大,哪怕万里挑一,十万里挑一,他们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

界面文化:作家是否要关注政治和公共性话题?并且有义务将这种关注反映到作品里?

盛文强:我们无时无刻不跟政治发生关系,即便我在家,专职写作,也是和政治发生关系的。但是我很少谈论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这样一个时代,一旦谈论政治,很多日常生活中的聪明人,那种特别会考试的人,会把自己的愚蠢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吃惊。我也会把这些问题反映在作品中,但是我会反映得非常隐晦,而不是像他们一样高声叫骂,那样就成了骂大街,就失去了文学的意义。

文学主要还是呈现,而不是下结论。我们把某一类人的愚蠢行为呈现出来。在山东,官本位的情况非常严重,我在新书《对虾养殖手册》里,写到一个渔民创办了一个对虾协会,自封主席,一帮人为了当副主席各显神通。在对虾养殖组织这样一个民间组织中,人们呈现出对于当官的狂热。虽然这是一个虚衔,但是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混到这个组织里来。只要我通过文字把这个情况呈现出来,我精神的同类就会感知到这种讽刺的力量。我不作任何评价,我绝对不会在作品里说这种行为很愚蠢。作品就是呈现,让读者自己去思考,这些人可能是一个样本,存在于我们身边。

界面文化:你觉得未来文学作品的读者会更多还是更少?

盛文强:这个趋势很难预测,每个时代的文学读者都是非常少的。比如唐朝给我们的感觉是全民读诗,其实没有。所以说每一个时代,如果靠大众读者来阅读文学,是不现实的。当然,我认为有这样一个趋势:当我们把全民挣钱的浮躁时代稍微沉淀一下,会有更多的人回归到阅读上来,把阅读当做一种有品质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趋势这两年挺明显的,独立书店越开越多,作为一个家庭来讲,尤其是年轻的父母,更重视孩子的阅读。这都是很好的趋势。一个浮躁的时代不会维系太久。

界面文化:你是否认为作家和评论家应该保持距离?

盛文强:是应该保持距离。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很多评论家,更多的是从体制层面界定的。怎么说一个人是评论家呢?他可能得是个博士,在学院体制内是副教授以上,如果还是在一个名校里,那我们可能就会说他是一个著名评论家。

绝大多数人对评论家的认识,就是这样的,我只是呈现一个事实。他们这些人可能特别擅长考试,获得了评论家的入场资格证,就像旅游专业考了导游证一样。然后就可以做评论了,做评论的时候,更像他们在中学、大学、考研时候做的论述题一样。他们很清楚应该在哪里找得分点,但是这样的答法是非常无聊的。他只是在答题,而非在做评论,而且有很多公式可循。原来有一个评论家在评论我的作品的时候说,体现了对故乡的思恋,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热爱。这类东西就是中学语文里中心思想的传承,很难说这种人是评论家。

现在很多作家极力地和评论家拉关系,这还是出于一个体制思维,好像让某个评论家一评,自己就厉害了。这怎么可能呢?你写的还是那样,哪怕找一万个人来评论,也是一样,对自己而言没有任何提升。还有的作家和评论家勾肩搭背,在一起喝酒,沆瀣一气,认为这样你好我好大家好。他们虽然进了城,虽然是年轻人,但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摆脱旧时的熟人社会的影响。他们的生存方式,他们为人处世的社交方式,还是旧式的,把自己限定在这样一个小圈子之内,这是非常可怕的。我觉得一个写作者不该和评论家保持这种非正常的关系。

界面文化:你在写作这条道路上对自己未来的期许?

盛文强:我希望在文本上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方式。我对出版、装帧要求特别高,我希望出版的书在装帧上、在品质上也越来越高。因为我的作品主要是以出版为主的,所以这些都在期许范围内。出版的细节也是在整个文本之内的,甚至连一个页码的格式,都是和文本有关的。如果说更大的期许,当然不敢奢望什么。我觉得写作对我来说更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把它嵌入日常的饮食起居当中。随着岁月的推移,它就会枝叶丰茂。个体精神和写作随着岁月的增长是要不断增长的,而不能递减。

盛文强,1984年生于青岛,作家,海洋文化研究者。近年来奔走于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致力于渔夫口述史、海洋民间故事的采集整理,兼及海洋题材的跨文体写作实践,著有《渔具列传》(2015)、《海怪简史》(2016)、《岛屿之书》(2017)和《海盗奇谭》(2017)。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来源:界面新闻

广告等商务合作,请点击这里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打开界面新闻APP,查看原文
界面新闻
打开界面新闻,查看更多专业报道

热门评论

打开APP,查看全部评论,抢神评席位

热门推荐

    下载界面APP 订阅更多品牌栏目
      界面新闻
      界面新闻
      只服务于独立思考的人群
      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