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二十二》中的“慰安妇”幸存者。资料图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责任编辑：孟伟
8月14日，是世界第五个“慰安妇”纪念日，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以及韩国等都在用不同的形式提醒着人们，铭记这段历史。同一天，在中国上映的“慰安妇”题材的纪录影片《二十二》，将这些饱经磨难的老人带到了全国观众的面前。
纪录片中，这些老人乐观、坚强，但在谈及过去的经历时，她们常常用不记得、不说了、不舒服来回应，高兴的笑容一下子就消失了。如果细细观察，便可知道，这平静背后，痛苦和愤恨其实从未消失。
在拍摄纪录片时，当导演郭柯和摄制组去寻访这些“慰安妇”老人时，他们只有村子的地址。可几乎他们每次到了村子后，所有的村民都知道他们为何而来，能准确无误地指出他们要寻找的老人的房子。
有些老人不愿意出镜，因为担心晚辈们知道了，拒绝赡养她们。因为就在二三十年前，很多人还不知道“慰安妇”是什么，老人们所在的村庄把她们视作歧视对象，却很少承认她们战争受害者的身份。
这些年来，这样的认知、看法是否已经发生改变？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馆长苏智良教授未加迟疑地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如果你有时间的话，看看去年12月17日央视《新闻调查》的一个节目，叫《一座慰安所的去与留》，看一下里面的干部、市民、学生的反映，就知道对于‘慰安妇’的认知还是很有偏差的。”
把这一生的秘密都带进黄土，不再叫别人知晓
在《一座慰安所的去与留》中，上海虹口区文物遗址史料馆馆长何瑛直称当地的慰安所纪念馆是日本人来中国开的妓院。居住在附近的市民为了拥有更好的居住环境，认为“拆掉好”“大快人心”“留下慰安所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苏智良教授认为，如果能把慰安所改建成有关“慰安妇”历史的纪念馆，对周围的学生和居民将有很好的教育意义，但周围的学生或家长却认为“慰安所”对学生的教育意义不好，学生们甚至羞于说起“慰安妇”三个字。
苏智良从1992年开始做“慰安妇”相关的调查研究，25年过去了，一档节目提醒着他，虽然更多人开始了解、理解“慰安妇”，但是并没有太多的进步。
苏智良教授说，“慰安妇”与战争中的其他受害者不同，她们很多人不愿意说出当年的遭遇。
拒绝、辱骂、赶出门，无论是苏智良还是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张双兵，都经历了无数次这样的遭遇。
许多老人需要长达几年的时间，才能信任这些来访者。张双兵说：“对于这些老人来说，她们心里很苦，也很愿意往外倒，但是她们觉得这个事情很羞耻，害怕别人异样的眼光，国际上的人、城市的人怎么看她们不重要，关键是身边人的指指点点。”
村里的很多老人都知道这些“慰安妇”曾经的遭遇，数十年的沉默不仅是让自己逃避，更是希望其他人的忘记。
为了躲避他人的眼光，这些当时被称为“日本娘”的受害者，有的选择远嫁他乡，有的举家搬迁，或者一些人根本没脸回到自己的家。
苏智良说：“这段经历完全改变了她们的人生轨迹，本来应该是无忧无虑的，尽管贫困，但是有父母、有兄弟姐妹、有丈夫儿女，因为这个事情她们的生活完全改变了，不仅是身体——很多人因此无法生育，还有一些人对人生的看法都改变了，包括他人的歧视，这种歧视往往是令人特别难以忍受的，自己的同胞不仅没有同情，还有新的伤害。”
据张双兵的统计，他所调查的近130位“慰安妇”有五分之一的人没有生育能力，有些老人通过收养孩子度过晚年，有些则孤苦伶仃一辈子，“有些老人就是因为没有家人、没有后代饿死的、冻死的”。而许多老人因为这段过去在各种运动中被批判、唾弃甚至蹲监狱。因此，打开老人的心房就更加艰难。
在周围人变得宽容甚至同情、理解这些“慰安妇”之前，许多老人的愿望便是：把这一生的秘密都带进黄土，不再叫别人知晓。
影片中，一位来自日本的志愿者米田麻衣在海南留学的时候接触到“慰安妇”群体。她从离世老人的坟头默默走出来，影片中放着她讲的一段话。有一次，她将一位日本老兵写的关于“二战”的回忆录给“慰安妇”幸存者王玉开老人看。
米田麻衣以为老人会哭、会生气，但是当王玉开看到日本人的照片时，并没有生气，而是笑着说，“日本人老了，胡子也没有了”。
“她们心里的伤口很大很深，可还是对我们很好。不管是对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这个日本姑娘说，“如果我经历了这些事情，可能我会一直恨那些人，甚至可能自杀。”
如果你们将这一切都忘记了，我们还会记得吗
张双兵在1982年见到了他接触的第一位“慰安妇”——山西盂县高庄村的侯冬娥。张双兵从别人口中知道了老人的经历，但是直到1992年，侯冬娥才向时常来探望她的张双兵倾诉了那段过去，并说服陈林桃、李秀梅、万爱花等人，勇敢地站出来，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及赔偿。
“老人说起来，不是一般的流泪，是嚎啕大哭，等她们哭半天，平静下来再接着讲，这样的情况不止一次、不止一天。”张双兵说话中常常带着叹息。35年来，他一共探访了山西129位幸存“慰安妇”，如今，这129位老人只剩下6人在世，为老人讨回公道的承诺如同一块大石压在他的心头，始终无法移去。
从1995年7月开始第一批诉讼，张双兵先后为3批16位受害者及其家属，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要求赔偿。
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承认历史事实，但不予赔偿。理由一，诉讼时效已经过期；二，日本法律规定个人不能起诉政府。
其间，苏智良也曾带着34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去东京起诉，其中包括7名幸存者，结果无一例外，以败诉告终。
提起一次次将败诉的结果拿到老人们面前，张双兵再次哽咽，“30多年了，日本政府既没有道歉也没有赔偿，如果知道是这样的结果，当初就不该惊动这些老人”。
即使结果并不理想，还是有老人不断找到张双兵，希望能够帮助她们这些受害者讨回公道。许多老人临终前都在不断地叮嘱自己的晚辈和志愿者，一定要继续把官司打下去，她们不明白终审判决的意义，只知道自己的冤屈需要洗刷，“双兵啊，我这辈子没真正舒心地过过一天。我死了，我的事就交给你们了，要为我讨回公道”。
除了为还原历史和诉讼收集材料，志愿者们极少多次或过度让老人回忆过去，苏智良也很少将媒体介绍给这些老人。“因为日本在战争后期的时候，销毁了大量的档案，那么就需要受害者的口述去补充这部分的缺失，如果不去接触这些老人，如何获得资料去恢复历史真相呢，只能趁她们还活着的时候。历史真相要搞清楚，但绝对不是天天骚扰她们。”苏智良说。
他希望能够力所能及地为这些老人做更多的事情，资助、记录、探访。好像每一个与这些老人认真相处过的人，都无法完全转身。苏智良如此、张双兵如此，郭柯也是如此。他们总是希望，能够再多做些什么。
从郭柯导演到苏智良教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陈俊峰、张双兵志愿者，几乎关注“慰安妇”的人都会常常提到韩国的“周三集会”。每周三，韩国民众和“慰安妇”老人都会到日本驻首尔大使馆前，呼吁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道歉。
他们在日本大使馆门口立了一座“慰安妇”少女铜像，8月16日，他们第1296次要求日本政府解决“慰安妇”问题。参与其中的青年、儿童不计其数。
这让参与中国“慰安妇”调查的志愿者们钦佩、羡慕。他们的年轻一代，必将不会忘却这些老人。
虽然大家认为纪录片《二十二》因拍摄角度的原因让它无法作为文献资料，但是观众仍旧感谢郭柯将这样一群老人带到了他们面前，让更多人认识这个群体，并愿意深入地了解她们。
多年来，苏智良教授一直记得一个日本人曾经说过的话，“如果你们将这一切都忘记了，我们还会记得吗？”
正如许多人在推荐这部影片时提到的一样，面对伤痛，不终日怨恨，但一刻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