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做音乐不赚钱”，是圈内人的共识。
赵雷刚火的时候，一些粉丝毫不犹豫地离他而去，觉得他变得“商业化”了，而另有一些理智的粉丝则纠结地说：
既希望你火，这样你可以有钱做出更好的音乐；又希望你永远不要火，因为不想你滥大街。
赵雷
众所周知，《追梦赤子心》的最初版本中有多处破音，很多人都在猜测这样的安排是否乐队有意而为之，直到某次访谈，主唱苏朵揭开了真相：
“录音的时候先找的钢琴家来录钢琴的部分，谱给错了，高了一调，后来我发现唱不上去，但没钱让钢琴家再来一趟，就只能硬抗了。基本是每一句录一条，每一句都唱破。”
如今看来，不过是个博人一笑的段子，无心插柳柳成荫，时隔多年，当破音也能延续成一种特色，这首歌早已成为Gala乐队的代表作，但音乐人的困窘并未改善许多。
成名前的音乐人多是长久困囿于地下，没有圈子和人脉，没有专业的录音设备，甚至没有固定的练歌时间和地点，还要经受着因经济困难而不得不被迫中断的音乐事业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在这样的困局下，能存活的音乐人寥寥无几，但就算存活下来，他们依旧看不到希望，不知道还要在黑夜里摸索多久才能等到肯定，他们赌上青春和热情，却未必能获得等值的回报。
二十几年前，歌手常被人划作不务正业，和街头混混是一类人，许巍就因此一度不被妻子的家人所接纳，两人恋爱长跑多年才步入婚姻。
许巍
而类似的偏见仍在上演，张宴铭的《佳佳》写的就是追求音乐的穷小子和姑娘劳燕双飞的悲情故事，无独有偶，《中国好歌曲》上王矜霖的那首《她妈妈不喜欢我》唱道：
“她妈妈不喜欢我，因为我是唱歌的，没有固定工作，不想她嫁给我”。
长辈们复制着同样的套路来阻挠一场场爱情，而彼时籍籍无名的歌手们除了焦头烂额，也别无选择。
哪怕是有资历的乐队也未必就能过上世人眼里光鲜的生活，他们熬过最初的寒冬，在业内积累些名气终于受邀参加几场音乐节，幸运些还能筹够钱去几个城市，合作些livehouse办几场像模像样的巡演，但票价通常并不会太高。
随意打开一家票务网站，搜索这类音乐人他们的票价多浮动在60至120元间。
去年，我花了80块钱在上海一家livehouse听国内某小有名气乐队的现场，当天到了大概有两三百来人，唱到一半主唱自爆这是第三次来上海巡演，2014年第一次来这里时，台下站着六个听众，发展到2015年票卖出去一百来张，他们才有底气做第三年巡演。
大环境确实正在变好，只是不知道有多少音乐人能坚持到那一天。
2、
在国内音乐市场运作不成熟，大众对音乐消费没有概念的阶段，音乐人往往需要分饰多角，分身乏术；在最需要深耕作品的时候，他们却在为各种层出不穷的琐事买单。
同期，西北摇滚老炮儿“布衣乐队”也在巡演，看了眼这支成军多年的乐队，他们的巡演门票也差不多这个价，我很诧异。朋友说能通过熟人弄到内部票，我阻止不了他的做法，顶多做到婉拒他的一番好意，推说已在售票网站买了票。
布衣乐队
作为个体，能做到的不多，为一场音乐现场付出应有的价值，是我能做到的对喜欢的歌手最大的支持。但靠少部分人的自觉来规范市场实在是收效甚微，更何况，一场演出下来，场地、经纪、器材、车马费等等要耗去不少，真正进入音乐人口袋里的，往往少得可怜。
艺术也许会毁于这个过度商业化的时代，但艺术家想要生存，却脱离不了商业而独善其身。
他们的一衣一行都仍旧取自于社会，他们身上同样背负着各种社会身份，承担着各项社会责任，而通过音乐来谋生不应该使人沦落得捉襟见肘，这是时代赋予每个为理想而奔跑、有才华的音乐人的权利。
《中国好歌曲》曾是我最喜欢的一档音乐选秀类节目，它着实挖掘出了诸多沧海遗珠，如果没有机会被发掘出来，或许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只能深藏于人海中，日复一日做着店员、送外卖的、银行职员……而永远没有机会成为一名专业的音乐人。
但随着这档节目的停播，意味着中国独立音乐人走向台前的途径又少了一条。
音乐类节目的选秀热一连持续了好些年，伴随着商业炒作、制造爆点等质疑，也在一定程度上向大众视野里输送了诸多优秀的声音，只是大多数这样的造星计划缺乏长期的耐心，只能速成很多昙花一现的选秀歌手，如此实为惋惜。
生活在这个时代，如果不幸拥有了一双敏感的耳朵，更不幸的是拥有了一些才华和喷薄欲出的表达欲望，就需要遇上好的平台和好的领路人，不然就要做好籍籍无名半辈子，郁郁不得志度余生的心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