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亮相财经
人们总会回望2016年前的黄仁勋。
那十年台下寂静,风扇呼呼,他孤独又执拗,反倒让人看得最清楚。
01下一年就会好起来
2006年11月,英国科技媒体The Register收到一块英伟达的新显卡,型号是GeForce 8800 GTX。
拆开包装,盒里附赠《使命召唤2》、电源线和一堆转接头。

评测者写道,读者不会注意到其中任何一样东西,注意力会立刻被那块巨大的显卡吸走。
显卡长26.5厘米,顶着一只72毫米风扇,售价475英镑,只有少数发烧友买得起。
同月,英伟达推出CUDA,一套允许程序员绕过图形渲染、直接调用显卡做通用计算的开发工具。GeForce 8800 GTX,成了第一张支持它的显卡。
发布那天,台下一片寂静。黄仁勋多年后回忆,没有客户想要它,没人要求它,也没人理解它。
那年他43岁,英伟达风头正劲,年营收30.7亿美元,净赚4.5亿,高性能显卡份额85%,老对手ATI刚被AMD以54亿美元收入囊中。
他手握一门赚钱的游戏生意,偏要拿去赌一个还不存在的市场。
这不是他头一回赌。
黄仁勋1963年生于中国台南,9岁赴美。1993年,他和伙伴在圣何塞的Denny’s餐厅里搭伙创立英伟达。
当时业界笃信,计算机99%的价值在通用计算,加速计算只占1%。英伟达偏偏站进了那1%。
第一款图形芯片NV1卖出25万块,又被退回25万块。
英伟达手上还有一份世嘉的游戏机合同,他判断路子全走偏,飞到日本劝世嘉另找高明,顺便把剩下的500万美元合同改成了投资。世嘉董事会居然点了头。
钱到手,他裁掉三分之二员工,拿出一半现金买下一家倒闭公司的芯片仿真器。
靠这台能在投产前模拟设计的机器,他们弄出了Riva 128。
用他的话说,大体能用,够救活公司。他后来说,当时大家都清楚,我们没有机会,可不做反正也会倒闭。
1999年,英伟达推出GeForce 256并挂牌上市。每月例会,他仍雷打不动地提醒一句:我们距离倒闭还有三十天。
CUDA的源头,在斯坦福一面墙上。
2000年,研究生伊恩·巴克把32块GeForce串起来,接上8台投影仪,拼成一整面墙打《雷神之锤》,“它很漂亮”。
他随即想到,显卡不只能向虚拟敌人发射榴弹。借着美国国防部一笔资助,他把GeForce改造成廉价超算,开源后攒下上万用户。黄仁勋把他请进英伟达。
2004年,CUDA立项。黄仁勋拍板,每一块GeForce都要装上它,不管用户用不用。
他的算盘是,开发者看重装机量,英伟达每年卖出数百万块游戏显卡,正好用来铺路。
想法很好,但代价极其惨烈。他回忆,CUDA让芯片成本暴涨50%,而当时英伟达的毛利率只有35%,新增成本把利润吃得精光。
游戏芯片向来一年一代,第一款支持CUDA的图形芯片G80却磨了4年,花掉4.75亿美元。
毛利率“从糟糕变得可怕”,而且这笔钱没法向任何人索取。游戏客户不认,更不会多付溢价。黄仁勋为一个还不存在的市场,压上了已有的10亿美元市场。
没人用,就自己教。英伟达首席科学家大卫·柯克跑遍高校劝人开课,到了伊利诺伊大学,系主任反问:如果这事这么重要,你为什么不来教?
2007年春,柯克真去了,每周坐公司专机飞去上课。
此后五到十年,CUDA客户寥寥,英伟达仍让每一块芯片都兼容它。有人问这是不是一夜成功,黄仁勋答,是一夜之间发生的灾难。
他以为熬一熬就过去了,“明年就会好起来;然后是下一年会好起来;再下一年会好起来”。
2006年冬天,GeForce 8800装进玩家的机箱,风扇轻转,屏幕上枪火正酣。
02我相信GPU的未来
2008年夏,惠普24款、戴尔15款笔记本接连出毛病,屏幕不亮、满屏乱码、横线交错,直至彻底黑屏。
问题出在英伟达的笔记本芯片,芯片与封装材料的组合强度不足。
8月12日的财报会上,英伟达为此计提1.96亿美元,当季净亏1.21亿,桌面显卡收入环比腰斩40%,毛利率跌到16.8%。
数字报完,黄仁勋仍用大段篇幅讲CUDA,编译器下载超过10万份,50多所大学拿它做研究。
分析师追问,CUDA是不是在拖累毛利?他答,并行计算是英伟达最重要的长期投资。散会前,他总结了一句:我们在第二季度绊了一跤。
9月,英伟达裁员约360人,上市以来头一回,高管现金奖金清零。同一天,公司表示,继续投资CUDA。那一年,英伟达股价跌去76.3%。
祸不单行。2009年,英伟达与英特尔因芯片组许可对簿公堂,缠斗两年后,以英特尔赔付15亿美元、交叉授权、英伟达退出芯片组生意告终。
手机芯片也不顺,Tegra丢了摩托罗拉订单,后续又在市场上屡屡碰壁,他干脆承认不算成功,从此不追主流手机。
2009年,圣何塞,英伟达举办GTC技术大会。他在台上举起一块下一代显卡“费米”。
凑近细看才发现,散热器底下根本没有GPU核心,电路板被截短,供电接口错位,挡板上还拧着大号十字螺丝。英伟达先称是真卡,随后改口叫样板。
最难熬的还是CUDA。华尔街不看好,它的下载量在2009年见顶,随后连跌三年。
2008年,他估算面向科研的Tesla计算卡是数十亿美元的生意,到2011财年,收入才过1亿美元。
CT重建、地震勘探、分子动力学,几门小生意挣来的钱只够公司续命。
董事会担心股价低迷,会招来野蛮人拆分公司。2013年进入董事会的哈德森回忆,那时的英伟达“是一家明显扁平、停滞的公司”。
黄仁勋后来说,整个产业都奔着能解决的成熟问题去,“我们所在的地方,相当孤独”。
但他没停。2009年2月,经济寒冬正深,他在访谈中直言:“今年我要比去年投入更多的研发资金,因为我相信GPU的未来。”
员工降薪、高管砍半,研发预算却从6.9亿一路涨到8.6亿、9.1亿。撑住他的,是一股刻在骨子里的危机感:
三十年来,我们一直处在一种持续走向倒闭的状态。所以,你不会把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遇到挫折时,我不会太困扰;犯错时,我也不会太惊讶。
早在2008年夏天,他就发现,走过的每一所大学都有一台拿英伟达显卡攒的自制超算。
台大物理学教授邱廷威就自制了超算来模拟宇宙大爆炸。邱廷威后来说:“是他,让我毕生的工作成为可能。”
黄仁勋走进他的实验室时,GeForce包装盒散落一地,几台桌面风扇来回摇头,给机器散热。
03致计算与人类的未来
2009年,多伦多大学教授辛顿用CUDA训练语音识别,效果好得出奇。
他给英伟达写信:我刚告诉一千名机器学习研究者,去买英伟达的卡,能送我一块吗?
英伟达回绝了。
辛顿研究的神经网络被视作死路,同行避之不及。辛顿想再招个同道,学校多年不批。
2012年,辛顿的学生克里日夫斯基和苏茨克维预算紧张,从亚马逊买来两块GeForce,搬进的卧室训练神经网络。两块显卡呼呼作响。
这套辨认图片的神经网络后来叫AlexNet。ImageNet图像识别大赛上,它把错误率压到15.3%,第二名是26.2%。
杨立昆称它是“计算机视觉史上无可争议的转折点”。
黄仁勋说,ImageNet像一次大爆炸,吸走了英伟达全部注意力。此前虽有学者上门求助,但“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是深度学习”。
2013年高管会上,他拍板:深度学习至关重要,全力投入。一个周五晚上,全公司收到他的邮件;到周一早上,英伟达已经是一家AI公司。
对外,他们仍靠游戏撑门面。2015年投资者日,他还在对分析师说:我们是一家游戏公司。
直到2016年4月,圣何塞GTC,黄仁勋发布了全球第一台深度学习超算DGX-1。3000人耗时3年做出来,标价12.9万美元。
台下一片寂静,一张订单都没有。
只有马斯克递出橄榄枝。黄仁勋大喜过望,可紧接着马斯克补了一句:是家非营利公司。
他回忆:“我脸上的血色全都褪去了。”
当年8月,他把机器装箱,开车送到旧金山,走上二楼,一群研究员挤在小房间里,苏茨克维也在。那里就是OpenAI。
马斯克拿开箱刀拆了包装,机身上是黄仁勋的题字:
“To Elon & the OpenAI Team! To the future of computing and humanity. I present you the World’s First DGX-1!(致埃隆和OpenAI团队!致计算与人类的未来。献上世界第一台DGX-1!)”
当时谁也说不清OpenAI付没付钱,黄仁勋后来笑称:只有一个客户,还没钱,只好送了。

他深知CEO的角色:“你得站在树下不远处,苹果掉下来时飞身去接,但你必须离得足够近。”
2006年的豪赌,2008年的失手,2009年的苦撑,2013年的转身,2016年的接球。
熬过长夜,卖游戏显卡的人终于等来了浪潮,并最终成为了浪潮本身。
那一年,英伟达股价飙升224%,登顶标普500。
此后,皮衣成了招牌,市值越过万亿,喝彩与非议一并涌来。
毁誉难辨,他的面目在喧嚣里渐渐模糊。
然而,人们总会回望2016年分界线前的黄仁勋。那十年台下寂静,风扇呼呼,他孤独又执拗,反倒看得最清楚。
往事总叫人唏嘘。《三国演义》卷首那首杨慎的《临江仙》,恰好作结: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