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供应链合作如何破“安全化”阻力?沈开艳:靠市场化项目持续积累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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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供应链合作如何破“安全化”阻力?沈开艳:靠市场化项目持续积累信任

“最大的风险不是某一项关税或某一次双反,而是产业规则阵营固化、技术壁垒和管制措施走向制度化。”
亚太供应链合作如何破“安全化”阻力?沈开艳:靠市场化项目持续积累信任

图片来源:界面图库

界面新闻记者 | 蒋习 高菁

“现在亚太供应链的安全化,本质是地缘逻辑不断挤压经济逻辑。”

近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开艳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

“亚太过去靠比较优势搭建起高效的分工网络,而部分经济体把经济议题泛安全化,推动友岸、近岸布局。”在她看来,短期效果似乎是降低了单一依赖,但会推高整个区域的制造和合规成本,造成资源错配;长期而言并不划算,违背分工规律,例如会削弱光伏、锂电这类优势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是一种零和思维。

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日-19日在深圳举行。这是中国第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会议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亚太地区是全球能源生产、消费、贸易和技术创新最活跃的区域之一。”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从产业实践到区域协同——亚太能源协同共治的实践与展望》(下称《实践与展望》)指出。

区域内既包括能源资源富集型经济体,也包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心;既有电力基础设施较为完善、能源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成熟经济体,也有仍在推进能源普遍服务、电网升级和工业化发展的新兴经济体。

《实践与展望》指出,亚太地区能源合作的重点,正在从传统的资源供给和电源项目建设,逐步拓展至新能源制造、本地化产业链、储能调节及交通能源融合等更广泛领域。

这一合作拓展的趋势,发生在亚太供应链面临一道“安全化”考题的背景下。当前,部分经济体以安全为由推动排他性供应链重组,使得亚太供应链面临“信任赤字”挑战。

从锂电、光伏等制造端看,如何提高供应链韧性、开展合作、实现共赢,成为区域议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

沈开艳表示,这种信任赤字通常使正常产业合作先被贴上风险标签。

一方面,跨境投资、技术合作审查越来越严,关键设备、材料出口管控持续加码;另一方面,本地化要求、偏向特定国家的采购规则不断增多。同时区域标准、认证体系走向分化,企业跨区域配套的合规成本持续走高,大家不敢投入长期稳定的产能协同和技术合作。

以光伏为例,《实践与展望》指出,光伏制造跨境布局面临较为复杂的制度环境。

国际贸易和市场准入规则日趋复杂,是表现之一。《实践与展望》指出,近年来,不同市场相继强化反倾销与反补贴措施、产品准入、本地成分和碳足迹等要求,增加企业跨区域配置产能、组织供应链和开展合规管理的难度。

这对制造端的影响,在光伏、锂电等产业上有较为具体的体现。

沈开艳告诉界面新闻,排他式供应链重组会直接撕裂亚太长期形成的网状分工。光伏、锂电都是重资产长链条产业,产能调整代价很高,强行分割会抬升原材料和制造成本,挤压产业利润。

同时,分工协同弱化之后,技术外溢变慢,大量中小配套企业承压。更关键的是推动区域经贸阵营化,削弱一体化基础,降低区域共同应对供应链波动、推进绿色转型的能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志阔对界面新闻表示,本轮博弈对中国而言反而构成推进技术自主可控的契机,对其他经济体而言,可限制的多为不具高精尖属性的产品,效果主要是增加成本。

沈开艳认为,脆弱环节主要集中在上游矿产资源、高纯材料、专用生产设备以及核心检测部件,供给集中度高,风险传导很快。

“合作可以优先从共识强、敏感度低的领域起步:锂、硅等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中游配套协同、并网消纳技术、产品认证互认、统一碳核算规则。”沈开艳表示,这些方向契合各国碳中和目标,更容易落地,并快速形成共赢成果。

刘志阔也主张按地缘政治敏感度对产品分类处理,低敏感产品继续依托既有贸易框架推进自由化,高敏感产品则转向透明化的竞争规则与沟通机制。“这比笼统呼吁合作更符合当前区域经济的现实约束。”刘志阔称。

在区域合作中,避免“安全”变成贸易壁垒、让合作真正落地,沈开艳认为,核心在于划清正当安全边界与贸易保护的界限。

她指出,安全例外应当有限、透明、非歧视;亚太可建立常态化产业对话,共同梳理新能源领域的真实风险清单,防止安全概念随意泛化;同步推进技术、碳足迹和合规标准互认,建立顺畅的沟通协调渠道;并从低敏感项目试点起步,用看得见的合作成果逐步积累互信。

如果目光放到未来3-5年,沈开艳提醒,最大的风险不是某一项关税或某一次双反,而是产业规则阵营固化、技术壁垒和管制措施走向制度化。

“光伏、锂电投资周期很长,如果亚太形成两套互不兼容的标准、认证和供给体系,分工格局一旦锁定,后续再对接的成本极高,比较优势可能出现永久性流失。叠加绿色补贴竞争、碳相关规则分化,将导致市场碎片化,拖累整个区域绿色转型节奏。”沈开艳表示。

沈开艳认为,政府重点做好规则协调,约束泛安全化行为,搭建产业沟通平台,推进认证、碳核算互认,打造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同时,企业要主动做多元化布局,分散单点风险,积极构建跨区域商业伙伴网络,做实细分领域产能和技术协同。

“政企同向发力,靠一个个市场化项目持续积累信任,对冲地缘不确定性。”沈开艳表示。

刘志阔同时指出,中国与全球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已从产业互补转向战略竞争。中国制造在全球崛起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如何共同受益,“分歧已定,在此背景下,大家要考虑怎么再合作。”刘志阔说。

在刘志阔看来,全球竞争与合作的钟摆也在回摆。美欧此轮供应链重组和贸易限制的代价正在显现,各类成本被推高,通胀压力加大,高性价比产品难以进入其市场,这种成本压力,正在改变各方的合作意愿。

中国企业层面的心态也在变化。刘志阔观察到,前几年中企对美国加征关税如临大敌,这几年已经逐步适应。企业不再讨论不可预料的事,对可预料的事则做分散化、成本最小化处理。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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