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理论对于稳预期的启示:可信度比力度更重要

诺奖理论对于稳预期的启示:可信度比力度更重要

霍尔与伍德福德的研究强调,宏观稳定政策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微观主体的前瞻性预期。
诺奖理论对于稳预期的启示:可信度比力度更重要

2026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E・霍尔与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奠定的微观经济基础”。图片来源:诺奖官网

记者 王珍

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E·霍尔与迈克尔·伍德福德,其核心贡献在于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尤其是强调了前瞻性预期在政策传导中的关键作用。

经济学奖委员会指出,他们没有像传统模型那样依赖通胀、产出等宏观变量间的统计关联,而是从家庭和企业的微观行为出发重构经济模型,研究个体决策如何影响整体经济运行。

霍尔与伍德福德的研究强调,宏观稳定政策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微观主体的前瞻性预期。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供强需弱”、物价低迷、微观感受与宏观数据存在“温差”等结构性挑战,其背后都涉及预期偏弱和传导不畅的问题。从霍尔与伍德福德的视角看,稳增长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力度大小,更取决于能否有效锚定和引导微观主体的预期。

提振消费:重在形成增收预期

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居民消费倾向偏低、预防性储蓄偏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居民消费倾向——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68.0%,较2019年下降2.1个百分点,凸显了外部冲击与居民预期转变对消费行为的深层影响。与此同时,近年来储蓄率处于历史高位区间,从居民部门口径看,2025年居民储蓄率约为32%,较2014-2019年的平均水平提高了约3个百分点。

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居民对未来收入增长和资产价值的预期偏弱。霍尔提出,如果家庭消费主要由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决定,那么消费决策本身就是家庭预期最直接的指示器:家庭对未来乐观,消费就会上升;对未来悲观,则会压缩消费。

这一理论的启示在于:提振消费的政策应当包含可信的中期收入增长信号。对居民而言,判断中期收入是否会增长的依据,不是政策文件的措辞,而是可观测的制度性变化,例如社保是否更扎实、就业是否更稳定、工资形成机制是否改善等。唯有微观主体能够在日常经验中“验证”这些信号的真实性,预防性储蓄的惯性才可能被真正打破,消费意愿自然会提高。

打破低通胀预期:承诺可能比降息更有用

当前中国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虽然名义利率处于低位,但由于物价回升幅度有限,实际利率仍处于偏高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政策利率下调,若公众对物价的预期不改善,实际融资成本对投资和消费的抑制仍难消除。

从霍尔与伍德福德的视角看,在物价持续低迷的环境下,央行对通胀目标的清晰承诺和前瞻性指引,可能比单纯的降息更能影响公众的实际利率感知和消费时机选择。当央行能够可信地承诺将物价稳定在合理区间时,家庭和企业才可能将低名义利率解读为真实的宽松信号,而非通缩风险的确认。

中国金融40人论坛(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多次对界面新闻等媒体强调,央行对通胀目标要有更坚决的表态,更好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从国际经验看,央行对通胀目标的坚定承诺能够在短期内大幅改善私人部门的价格和盈利预期。

“货币政策要‘让企业和居民能算过来账’,让企业投资的盈利预期显著大于融资成本,让居民买房成本不显著高于租房成本。”张斌说。

稳预期:可信度是最稀缺的宏观资产

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温差”,本质上是一个预期传导问题。GDP增速、工业增加值等总量指标回升,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家庭对收入增长的信心和企业对需求扩大的判断。

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理论强调,沟通即政策工具。当政府和中长期规划能够清晰传达未来的支出方向、收入保障和产业路径时,家庭和企业才可能将当下的政策扩张解读为可持续的中期改善信号,从而调整储蓄、消费和投资行为。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健全预期管理机制,提振社会信心”,这标志着预期管理已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中的核心环节。尽管近年来机制不断完善,但在政策可信度、沟通精准度以及协同、一致性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例如,中央强调“两个毫不动摇”,但部分地方在招商承诺兑现、企业账款支付和执法标准上存在偏差。这些偏差的代价不在于短期经济损失,而在于它们会累积为微观主体对“政策承诺是否可信”的系统性质疑——一旦这种质疑形成,后续再清晰的政策信号也会被折价解读。

因此,健全预期管理机制要求加强部门间协调,确保政策合力。一方面,加强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制定部门的协商,确保宏观政策取向一致,避免不同领域政策相互抵消;另一方面,统筹短期与长期目标,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减少政策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

更为重要的是,需要通过法治化增强承诺的可信度。诺奖理论的核心逻辑在于,政策制定者如果缺乏承诺能力,其宣布的最优政策就难以被公众相信。法治化的意义恰恰在于,它将政策承诺从“可以随时调整的行政决定”转化为“有约束力的制度安排”。在增强承诺可信度方面,法治化已经释放出一些积极信号。自《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一年来,围绕贯彻落实已出台170余项配套制度措施,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涉企行政检查总量同比下降33%。这些数据,正是法治化将“承诺”转化为“可信度”的具体路径。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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