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去年花了7000亿刺激消费,消费增速还是一直在下降。”在2026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用一句话,点破了当下宏观政策路径的核心分歧。
他表示,不存在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消费是收入预期的函数,短期财政刺激改变不了长期趋势。真正能撬动中国经济、同时缓解全球失衡的,是扩大有效基础设施投资。
余永定强调,当下宏观政策重心应当转向更加积极的财政与货币组合,加快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落地。基建投资拉动经济,改善居民收入预期,最终带动消费回升,形成完整正向循环。
不存在 “消费驱动”增长范式
长期以来,市场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应当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但余永定对此表示质疑。

他指出,主张中国转型为消费驱动增长模式的学者,不乏克鲁格曼、萨默斯等知名美国经济学家。但这些学者在面对美国本土经济问题时,却反复呼吁美国加大基建投入,利用低利率窗口更新老化基础设施。萨默斯在拜登基建法案讨论阶段,就明确支持联邦政府扩大公共资本开支,布局绿色基建、交通与能源网络。这种双重标准值得警惕。
从经济理论层面,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均不支持消费拉动长期经济增长的逻辑。余永定根据Conference Board 的数据测算出,1990年至2016年,全球GDP年均增速3.2%,其中资本存量贡献就达到2.8%。
余永定指出,消费是收入、财富以及未来收入预期的函数,属于内生变量。收入预期没有实质性改善,单纯依靠短期财政补贴、消费券等手段,只能制造一次性消费脉冲,无法扭转消费长期走弱的趋势。过往实践已经印证,大规模短期消费刺激之后,消费增速依旧下行,消费乘数效应远低于市场此前乐观预估。
基建远未饱和,公共投资不能用商业标准评判
针对 “国内基建已经饱和,新增基建项目低效”的普遍看法,余永定认为这一判断存在根本性偏差。
"'十五五'规划已经提出了非常明确的基础设施建设目标,大家都知道六大骨干网络。'十五五'规划就是对基础设施投资饱和论的否定。" 余永定表示,国内在新型城镇化、地下管网、能源骨干网络、产业链配套、国家安全相关基础设施领域,仍然存在大量短板。
更大的误区在于用商业项目回报率标准衡量公共基建投资。余永定指出,公共基础设施带有强公益性与巨大的外溢效应,很多项目本身无法直接向受益群体收费。
“我建一个灯塔,所有的船只得到了好处,但是你从哪儿收'借光'钱呢?”余永定说,类似的例子还有,高铁线路运营主体可能持续亏损,但沿线城市、产业、居民均能获得发展红利,这些外溢收益不会回流到高铁运营公司。
他进一步区分政府公共投资与产业投资的边界。政府规划基建网络,并不意味着要下场参与芯片制造等具体工业品生产。基建属于公共投资,国家更容易识别能源安全、交通网络等领域的短板,企业很难掌握这类全局性信息。
“如中国现在石油的对外依存度是72%,这是很不安全的,霍尔木兹海峡再封锁半年、一年,对我们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余永定说,国家提前布局石油战略储备,就是公共投资保障国家安全的典型案例。政府的定位是做好基础设施顶层规划,而不是干预企业市场化生产经营决策。
基建的制度经验和财政空间
当前学界对于有效需求不足已经形成共识,但政策路径分歧显著:多数观点主张优先刺激消费,余永定对此并不认同。
回顾改革开放之后数十年宏观调控经验,每当经济增速显著下行,扩大基建投资始终是中国稳增长的有效工具,也是制度优势。
“我是79年到社科院的,当时年年有人讲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要出大问题了,但每次 GDP增速下降的问题最终都被逆转了。如何做到的?基本的药方就是基础设施投资。”余永定回顾道,历史上基建投资增速提升至20%甚至40%,会直接拉动GDP上行;经济回暖之后,居民收入改善,消费增速随之回升,形成正向循环。即便后续基建投资回归常态,消费和经济的正向反馈仍会持续一段时间,直至经济过热,政策再反向收紧。
他强调,这不是否定消费的价值。马克思提出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消费,但关键在于如何提升消费。“经验告诉我们,经济恢复增长、消费需求恢复增长要靠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带动。”
关于扩张政策的财政可持续性,余永定表示,判断政府债务压力不能只看国债/GDP比值,国债收益率和通胀同样是核心指标。当前国内通胀水平偏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仅1.7%,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仍具备充足空间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
余永定还说,中国债务矛盾集中在地方政府层面,中央政府资产负债表仍保持稳健。“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该用国债置换地方政府债。”
机会窗口并非永久存在。余永定警示,全球物价环境正在发生变化,石油供给冲击推升全球通胀,美国财政持续恶化,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5%,美联储仍有继续加息的可能。外部环境约束增多,国内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实施窗口正在关闭。
“机会窗口是不能失去的,一旦通货膨胀上去了,你再搞刺激性、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你再想降息是非常困难的。“余永定说,“我们过去有很多年的机会,但我们不知道机会是否会继续等待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