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每日人物社 许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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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人生当中很难有比“继承一家价值上千亿的公司”更确定的机会。
过去几十年，中国第一批民营企业家从空调、汽车、灶台、房地产、五金等行业里做出庞大的商业帝国。他们的孩子从出生起，就知道自己可能拥有一个别人奋斗一辈子也得不到的终点——家族的公司、庞大的财富，以及一个顺理成章的未来。
父辈创业，孩子接班，原本是默认的传承路径，可当这批企业家陆续进入交班期，真正到了该把位置让出来的时候，他们却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顺利。
老一辈想把江山交出去，孩子却未必想接。
主宰千亿家产的权力，不要了
中国第一批有钱的企业家，正在把自己亲手打下的商业帝国，交给“外人”。
“中国集成灶之父”夏志生，花了十几年，想把自家的上市公司传给孩子，但是失败了。
他创办的浙江美大，是国内集成灶行业最早的一批企业，也是这个领域里的首家上市公司。巅峰时期的2021年，年营收21.64亿元，净利润6.65亿元，市占率超过20%。
儿子夏鼎两次进入浙江美大，又两次离开；女儿夏兰接过总经理的位置，仅仅4个月后，也选择辞职。兄妹两人都曾经坐到父亲身边，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真正坐上接班的位置。
今年7月份，已经85岁的夏志生，卖掉了浙江美大29.99%的股份。夏家持股比例从52.41%降到22.42%，退出绝对控股位置。
父亲创业、孩子接班、孙辈继续经营，这个中国民营企业最传统的故事，在夏家没有发生。当然，夏志生不是唯一一个没有等到“子承父业”的企业家。
8月17日，63岁的吉利汽车创始人李书福宣布辞去董事会主席，接任者是吉利30年的老员工安聪慧。新的管理层名单中，没有李书福的女儿李妮，也没有儿子李星星。
更早之前，美的已经走过了一遍这样的路。
何享健58岁时，就已经知道儿子何剑锋大概率不会接班。1994年，27岁的何剑锋离开美的，自己开公司、做投资。后来他虽然一度进入美的集团董事会，却最终还是离开父亲的核心商业版图，建立了自己的盈峰系。如今，美的集团市值已经达到6500亿元，真正坐在掌舵位置上的是职业经理人方洪波。这个起家于广东佛山顺德的豪门，没有选择把“香火”长长久久地续下去。
截至2025年3月，中国民营企业已超过5700万户，其中超过一半由家族绝对控股。中国百强家族企业创始人的平均年龄已达66岁，其中26%超过70岁。未来5到10年，全国约300万家民营企业将面临传承问题，涉及财富规模高达84万亿元。
不过，麦肯锡调研显示，中国民企中只有30%到40%的二代有明确接班意愿，显著低于欧美国家60%以上的水平。在《2025中国新生代企业家调研白皮书》的调查中，超半数新生代企业家选择了自主创业，且“个人成就”已超越“家族责任”，成为他们接班的核心驱动力。85.14%的新生代无视“富二代”标签，更强调自己是科技革新者或产业重塑者。
方太创始人茅理翔研究了二十年家族企业传承，归纳出家族矛盾、父不交权、子不愿接、子不争气、两代分歧、企业下坡等十大难题。他说，这十大难题“犹如十座大山压在我们企业家的身上”。
最唏嘘的例子，或许是前重庆首富尹明善。
73岁时，他把力帆股份推上A股。那时尹家坐拥超过110亿元资产。10年之后，依然没人接下这份家业。尹明善和子女沟通过几次，但结果并不如愿。其实，儿子尹喜地和汽车的关系并不疏远。21岁时，他曾花3000万元买下中国第一辆布加迪威龙，价格相当于750辆售价4万元的力帆520汽车。可在继承问题上，他一向不置可否，连力帆汽车都很少开。
2019年，尹明善把25岁的孙女扶上位，不到一年，力帆股份便走向破产。
尹明善曾对媒体开玩笑，说自己的遗言是“娃娃，给我烫几片毛肚来”；等晚年住进养老院，他说的却是“少给子女添麻烦，首先不能养儿防老”。最终接盘力帆的，恰恰也是一个没有把家族企业传给子女的企业家——李书福。
不接班，不等于不要钱
在偶像剧里，一位豪门继承人如果放弃家产，往往意味着离家出走、白手起家、从此不拿父母一分钱。但现实中的企二代们根本不需要做这样决绝的选择。他们可以不坐父辈的董事长办公室，但依然拥有家族提供的资本、人脉、资源和试错空间。
何剑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离开美的之后，他迅速布局、创业。6年之内至少开了3家公司，连续成立现代实业、金科电器、盈科电子，做的是贴牌电饭煲、电磁炉、电热水器、小家电零部件等生意。
它们的营收底气来自于父亲强大的购买力，公开资料显示，这几家公司早期的重要客户是美的集团。2004年，何剑锋又出售其中两家公司，套现近7000万元，完成了自己的第一轮资本积累，接手方依然是父亲。
2006年，他花1.35亿元从美的手中拿下上风高科控股权，改名为盈峰环境。这次股权转让，父亲何享健基本没有赚到钱，辗转腾挪之间，只有何剑锋的身份变了，一跃成为上市公司实控人。
紧接着第二年，美的再次向何剑锋转让股权，何剑锋掏出总价1.65亿元，买下易方达基金25%的股权。之后，他不断进行大规模投资。2017年，他出资73.95亿元收购中联重科，其中44亿元融资的担保方是父亲何享健旗下公司；2018年，何剑锋又花18亿元拿下华录百纳控股权，也是后来电视剧《东八区的先生们》的出品方之一，其中部分资金来自与美的有关的投资平台。
在何剑锋的投资路上，父亲一直如影随形，一次次成为儿子创业路上的资本后盾。
更低调的支持，是人才输送。盈峰环境的管理层中，多名核心高管来自美的。何剑锋看似在父亲的商业版图之外另起炉灶，实际上，父亲的企业始终像一张巨大的安全网，为他的扩张提供资源。
到了2026年，盈峰集团总资产已经接近900亿元，员工超过6万人。它的总部坐落在顺德北滘镇，不远处，便是美的集团的总部大楼。从2019年开始，何剑锋陆续与父亲共同出现在各大富豪榜上，2025年，何享健家族以2780亿元位居胡润中国百富榜的第8名。
同年的榜单第10名是吉利汽车的李书福家族，总资产2250亿元。儿子李星星没有进入吉利的核心管理层，却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资本做自己的生意。
李星星毕业进入吉利后，进入摩托车事业部，从家族最早的生意做起。待了几年，他逐渐转向投资。28岁时，他曾在父亲支持下参与收购巴西SAM铁矿石项目，此后又以近30亿元接盘橙星股份，后者主要生产黄磷、磷酸、磷酸盐等产品，与新能源汽车关系密切。
2018年，李星星与郑伟、蔡波共同启动二手车消费金融项目车多多，并出任董事长兼总裁。公司很快获得A轮1770万美元的投资，投资方包括华创、源码、易鑫和李星星本人。
当时有媒体人采访他时问“你之前都在做什么”，他说“就是投资”。追问钱从哪儿来，他直接说：“家里的啊。”根据天眼查，在李星星担任股东的公司中，至少有7家同时出现了父亲的名字。
李书福也曾尝试把儿子重新拉回吉利的核心业务。新品牌领克成立后，他曾让李星星参与其中，但这次尝试并没有留下太清晰的接班痕迹。2021年的领克亚太发布会是李星星首次以领克高管身份公开亮相，但其他时间里，他在领克体系中的角色始终若隐若现，鲜少公开露面。在2023年12月之前，原沃尔沃全球市场副总裁艾伦·维瑟才是领克全球营销的实际操盘者。
上一代人理解的继承，是坐上父辈的位置，接过他们的印章，继续经营公司；但这一代人理解的继承，则可能只是拿到家族财富，然后去另立山头。
这是中国家族财富传承发生的一个微妙变化：企业可以交给专业的人经营，财富则尽量留在家族手里。
其实，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家族保留所有权，并不算全新的商业实验。在欧美、日本等成熟市场，这是一种更常见的家族企业传承方式。德国默克集团成立于1668年，从20世纪20年代起便引入职业经理人，家族成员不干预日常运营，这个拥有350多年历史的企业至今仍保持活力。宝马背后的匡特家族从1959年控股至今，历任8位总裁都不是匡特家族的后代。沃尔玛的沃尔顿家族长期持有约45%的股份，但历任4位总裁都与家族没有血缘关系。日本大企业由亲属接班的比例仅为13%，更多企业选择由职业经理人或内部员工承接。
回到中国，职业经理人接班的模式也在逐步扩展。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研究将当前民营企业传承归纳为四种模式：指定一名家族后代接班、家族后代团队接班、职业经理人接班、资本化退出。前两类约占50%，职业经理人接班约占30%，资本化退出约占20%且呈增加趋势。
一家公司能走多远，最终考验的，是创始人离开之后，它还能不能继续向前。这也是美的接班故事被反复提及的原因。
2012年8月，70岁的何享健宣布卸任美的集团董事长，45岁的方洪波全面接班。在那场交班大会上，方洪波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意思是，何总最重要，他不重要；第二句是“我只是美的发展历史上的一个过客”。方洪波后来回忆说，十几年过去了，这两句话还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他形容接班就像跑4×100米，“我把这一棒做好，然后接班人接好”。
但接班不是一场仪式就能完成的事。方洪波在接班之初就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和创始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非常信任的基础上，而信任是在过去20年中形成的，但我在接班之后每一秒，这种信任关系可能都在变化。它很脆弱，毕竟不是血缘关系，是雇佣关系”。
何享健非常推崇沃尔玛家族的传承模式。沃尔玛创始人没有把企业交给家族成员经营，而是聘请职业经理人，他们家族一直享受着良好经营带来的滚滚财富。美的走的正是这条路。2013年美的整体上市时，市值不到800亿元，何氏家族持有35.49%的股权，股权价值不到300亿元。到了2025年，美的市值超过5000亿元，何氏家族持股比例约28%，股权价值超过1500亿元。美的整体上市以来累计分红超过1300亿元，仅通过分红为何氏家族创造的财富就超过400亿元。近三年，何享健家族累计分红约200亿元。何家交出去的只是经营权，财富一直在家族手里，而且越滚越大。
吉利汽车董事会副主席桂生悦曾在发布会上表示，李书福辞任董事会主席是吉利汽车“去家族化”的宣言，标志着公司将不再依赖创始人个人魅力，未来治理将更加透明，决策将更加专业和科学。
为什么越来越多人不愿意接班？
企二代们不愿接班，个人原因复杂，兴趣不同、能力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但背后都有共性。
越有钱，反而越不敢接，这句话在企二代群体中并不罕见。上一代人白手起家，失败了无非回到原点，这一代人接手的是一座已经建好的大厦，任何失误都意味着毁灭性的代价。
福耀玻璃的故事提供了一个更复杂的注脚。曹德旺的长子曹晖，高中毕业后就进入福耀玻璃，从车间普通工人做起，一路做到香港分公司总经理，2006年出任总经理。
然而，在福耀工作了十几年后，曹晖选择离开，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三锋科技，专注于汽车饰件。曹德旺在多个公开场合表达过对儿子“不接班”的失望。直到2015年前后，在曹德旺多次“喊话”和劝说下，曹晖才逐步回归福耀体系。2018年，福耀玻璃以2.24亿元收购三锋集团，曹晖回归出任副董事长，最终接任董事长。
但这个过程前后拉锯了近十年，中间经历了漫长的情感博弈和利益冲突。曹德旺后来承认，劝曹晖回来接班，比他预想的要艰难得多。曹晖的“回归”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妥协的结果。所有人都知道，父辈的成功，很难原封不动地交给下一代。
第一代企业家们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增量时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加入WTO，上市公司还很少，实体经济的蛋糕又大又新鲜。房地产、家电、汽车、建材等行业都在高速增长。那是一个只要敢闯、敢投、敢扩张，就有可能不断做大的时代。
但企二代处于另一套商业环境中。钱从制造业慢慢流向资本、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领域。父辈的成功经验，并不一定能直接解释今天的机会。
这也是部分企二代宁愿自己创业，也不愿意回到父辈公司的另一个原因。
浙江美大的接班故事，恰好反映了这样的时代切换。2003年，夏鼎26岁，父亲刚做出全球第一台下排式集成灶，浙江美大的百亿生意正在成形。但那时候，夏鼎在距离中国2800多公里的俄罗斯生活，从莫斯科国立大学毕业不久，先后进入3家俄罗斯公司工作。
31岁时，他从俄罗斯回到浙江，进入父亲的公司，不到一年便辞职去了北京做研究员，入职一家分析宏观经济、研究大数据的公司。
2012年，浙江美大上市，夏鼎又回来了。他坐在父亲身边，进入董事会；5年之后，迫于夏志生的身体问题，他从76岁的父亲手中接过董事长的位置。
看起来，接班已经完成。但夏鼎对制造业实在是兴趣平平，两年后，他再次离开，去香港做起投资。此后再也没有回到浙江美大。妹妹夏兰接下了这个残局。她曾在申银万国证券工作，有金融背景，却很少管理工厂。进入家族企业后，她的退位速度比哥哥还快，仅4个月便辞去总经理职务。2023年，夏兰彻底退出公司管理层。
这场兄妹二人与父亲之间的接班拉锯，前后持续了15年。最终，还是父亲妥协了，“子女们都有自己的事业”。而这15年里，浙江美大所在的行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2025年，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12.6%，住宅销售额下降13%；作为高度依赖装修场景的集成灶行业，同样承受压力。奥维云网数据显示，2025年集成灶行业零售额同比下降43.1%，行业零售额仅约98亿元。曾经市值140亿元的浙江美大，净利润一度缩水近98%。
夏家兄妹一次次离开浙江美大时，他们可能比父亲更早意识到，继承一个已经成功的公司，并不等于继承一个还会继续增长的行业。
第一代企业家们成长于一个没有选择的时代。很多人没有接受太多教育，没有资本，没有背景，只能抓住一个机会往前冲。何享健只有小学学历；尹明善才读完高中，20岁便被发配到了劳动农场；李书福出生于浙江台州的小山村，出去闯荡时，手里只有父亲的120元。
但他们的孩子，成长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李妮毕业于英国诺丁汉大学财务管理专业，做过罗斯柴尔德的投资经理；夏兰同样是头部券商出身，擅长资本运作；夏鼎则一路读到博士，从乌克兰到俄罗斯，专攻经济学；何剑锋没出国，但母校也不差，1990年便拿到了华南理工大学的本科学位。他们从小拥有更好的教育，有机会留学，有机会接触不同的职业，有足够的家庭财富承担失败，也有条件去寻找自己的兴趣。
当一个人的基本财富已经被上一代解决之后，赚更多的钱就不再是唯一的人生目标，接班自然就不再是唯一答案。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旧的家族企业逻辑正在松动。
何享健没有把美的交给儿子，却把家族财富留了下来，方洪波接过经营权，美的的市值依然继续增长。实际上，一家企业真正需要传承的，从来不是某个姓氏，而是能够继续壮大的能力。
当然，第一批富豪家族资产的兴衰结果，此时还无法揭晓。方洪波接受采访时曾说，对中国企业来说，今天还无法真正定义什么是“基业长青”，因为从1978年开始，中国民营企业真正发展的时间还太短。他甚至认为，20年、30年之后，也许已经没有人再问“传给谁”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