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IT时报 贾天荣
编辑｜潘少颖 孙妍
一个创业者的“转身”，一条产业链的“成长” |图 AI生成
一个做了多年人工智能的创业者，为什么会在量子计算尚未走进大众视野的时候，突然决定“All in”？量子创业公司清醒异构创始人余腾给出的答案，是上海。
2025年，余腾和团队在四川宜宾做工业人工智能，而且已经积累了一批客户和项目，这条路虽然不轻松，却已经相对熟悉。
量子计算完全是另一回事。它距离大规模商业化仍有距离，技术路线还在探索，产业链也未成熟。一台量子计算机怎样稳定运行，背后还有大量工程问题需要解决。对于一家创业公司而言，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业务延伸，而是重新选择赛道。
余腾还是转身了。让他下定决心的，是团队做出的一个数学验证结果。此前，他们一直尝试把量子计算原理引入人工智能模型，希望找到一种不同于传统神经网络的模型构建方式。经过一段时间的验证，他们终于确认，这条此前颇为大胆的路线在数学上是成立的。
他随即给团队发去消息：其他路线全部停掉，All in量子，去上海。
从宜宾到上海，改变的不只是城市坐标。余腾最直观的感受，是这里的“产业密度”。首先体现在人才上，清醒异构目前在上海有20多人，主要来自北京、四川，也有一部分通过本地招聘加入。余腾发现，“同样一个岗位，上海比别的地方投简历的人明显更多。”
人才只是产业链形成的一个切面。真正让清醒异构留下来的，是上海正在形成的产业链：上游有设备和材料，中游有量子计算整机，下游出现软件、算法和应用企业，背后还有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成熟产业提供支撑。
从几个“点”到一条链
如果说余腾代表的是进入上海量子产业的“新力量”，那么国盾量子则见证了这条产业链是如何长出来的。
时间回到2017年，上海的量子产业还是另一番景象。那一年，国盾量子在上海组建量子计算团队。当时团队只有个位数成员，市场对量子科技的关注，更多集中在量子通信。
但科研端的变化已经开始发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相关团队此前在上海搭建了超导量子计算的相关工作。一台超导量子计算机背后，需要制冷机、测控系统、芯片、控制电路等多个部分协同工作，这些设备大量依赖进口。从自主可控和成本角度看，如果量子计算机走向更大规模，这样的产业基础显然难以长期支撑。量子计算的产业化路径，与很多传统科技产业并不相同，一家企业很难包办从量子芯片到整机、从设备到应用的全部环节。
在上海国盾量子总经理王哲辉看来，上海的优势首先来自产业基础。“上海在电子、半导体工艺、线缆等领域拥有较为完善的产业基础，同时又拥有丰富的下游应用需求。”尤其是上海已经形成的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产业集群，为量子计算寻找应用场景提供了天然条件。
对于科研团队而言，提出技术指标是第一步。如何把技术真正变成可以长期运行的设备，如何解决工程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又是另一套能力。而企业在工程化过程中形成的新需求，又会继续向上游传递。
于是，国盾量子从测控系统切入，参与量子计算的工程化。在王哲辉看来，这些年上海量子产业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产业生态从原本并不多的几个“产业生态位”，逐渐走向“上下游整条链条的遍地开花”。
国盾量子上海公司也不断扩大，现在已经有70余人，第一批人员主要由国盾量子总部派驻，之后逐渐在上海引进人才。由于工程化涉及电子学、计算机、低温物理等多个领域，上海的人才和产业基础，也成为团队持续扩大的重要条件。
今天，一批量子企业在上海加速集聚，一批创新平台同步启用，一系列产业支持政策接续推出……上海围绕量子计算产业密集出台系列政策：设立总规模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以“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支持全周期发展。今年8月，张江“十五五”规划明确聚焦量子计算整机，推动芯片制造与算法突破。同年6月，市科委、徐汇区与上海科学院启动“量子计算未来产业培育区”，在漕河泾、滨江等区域集聚产业，提供技术攻关、人才引育等专项支持。
目前上海的量子企业超60家，各环节都已经跑出企业。一个产业真正开始“长链”，往往并不是因为某一家企业突然做大，而是因为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出现在彼此需要的位置上，量子计算尤其如此。
不只是“造” 还要让机器真正有用
如果说国盾量子这样的企业更多处在量子产业链的硬件和工程化环节，那么清醒异构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径——从算法和应用切入。
这也是上海量子产业链正在出现的另一种变化。量子计算最终并不只是要“造出一台机器”，还需要有人研究怎样使用它。清醒异构尝试把AI领域积累的经验带进量子计算，寻找量子算法与AI模型之间的结合点。
目前，他们正在探索利用量子相关方法参与大模型训练，并进一步用于模型压缩和裁剪。余腾介绍，在相关测试中，他们的模型参数量做到同类产品的约1/10，性能可以达到原来的95%，同时进行了全流程国产化适配。
但真正做起来之后，困难很快出现。量子计算本身是一项复杂的技术，要把一个算法放进量子线路中，需要在量子比特数量、线路层数和计算效果之间寻找平衡。
清醒异构负责技术工作的隆心雨表示，此前，他们测试过更多量子比特和不同量子线路层数的组合，线路规模过大后，计算时间明显增加，只能不断调整，寻找性能与规模之间的平衡，在之前的任务中找到一组相对合适的配置。
在另一条技术路径上，团队还在尝试量子启发式压缩算法，通过改变模型权重的存储方式压缩模型，再结合量子生成参数等方式，对压缩后的性能损失进行恢复。
对于清醒异构而言，“量子+AI”并不是简单地把一台量子计算机塞进AI产业，而是在传统计算与量子计算之间搭建新的算法路径。
而这恰恰是产业链向下游延伸的过程：当硬件逐渐出现之后，算法、软件和应用开始寻找自己的位置。
产业链开始“碰面”
从硬件到软件，再到应用，真正让产业链形成的，并不是企业数量，而是这些企业开始发生连接。
隆心雨来到上海后，对这一点有很直观的感受。在他看来，上海与量子产业发展较早、产业链已经相对成熟的合肥相比，目前仍处于快速形成阶段。做量子软件、应用层算法的企业已经出现，但彼此之间仍存在差异，企业可以围绕不同技术方向形成互补，这意味着更多可能性。
量子计算机在运行过程中会出现误差累积，需要人工进行校准。清醒异构希望通过模型辅助这一过程，减少人工操作，提高校准效率。从AI模型到量子校准，再到量子线路本身，清醒异构正在寻找一个更具体的问题：量子计算真正进入产业以后，AI究竟在哪些环节发挥作用？
这样的探索目前还谈不上大规模商业化，却让产业链上的不同角色开始发生连接。
过去，量子计算更多停留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层面，真正围绕量子计算做研发的企业并不算多。一个技术人员研究一个问题，首先要面对“有没有同行”“有没有上下游”“有没有设备和数据”。
如今，随着越来越多企业进入，情况正在改变。做硬件的人，可以找到软件和算法团队讨论需求；做算法的人，可以接触真实的量子计算设备；AI企业也可以尝试把过去积累的模型能力带入量子计算。
量子计算开始从一个相对孤立的科研问题，变成越来越多技术人员可以共同参与的产业问题。
隆心雨感受到的，正是这种变化。对技术人员而言，量子正在从一个遥远的未来概念，变成一个可以找到具体团队、具体设备、具体数据和具体应用场景的产业。
补齐“中上游” 不只“第一台”
产业链逐渐成形之后，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量子计算什么时候能够真正走出实验室？王哲辉对此保持着相对谨慎的态度。“上海在这一阶段需要把力量更多集中在中上游，为整机性能提升做好产业支撑，同时筛选出真正具备技术实力的企业，避免因为资本和市场热度而出现‘宣传跑在技术前面’的情况。”
原因不难理解。量子计算真正走向通用计算之前，硬件依然决定着产业上限。量子芯片性能提高，需要更好的制冷机和测控系统把芯片能力真正发挥出来；设备性能提升，又会反过来推动整机向更高比特规模发展。
国盾量子目前围绕制冷机和测控等环节继续攻关，是为了支撑更高性能的量子计算机。而上海丰富的产业场景，也为量子计算提供了提前“找问题”的机会。
国盾量子国产单核心大冷量稀释制冷机
目前，国盾量子已经与浦发银行等开展相关探索。王哲辉认为，现阶段更多还是需求和能力的结合，需要通过实际合作判断哪些问题适合量子计算，以及未来量子计算真正实现能力突破后，哪些需求能够形成新的产业优势。生物制药、材料化学、人工智能和金融，都被他视为未来可能落地的方向。
其中，人工智能与量子计算之间甚至可能形成双向促进：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在量子测控、芯片设计等环节帮助量子计算研发；未来，随着量子计算能力进一步提升，也可能反过来为人工智能提供新的计算能力。
从产业发展的时间轴看，上海量子产业正在进入一个关键阶段。
量子计算不像互联网产业，可以迅速通过用户数量验证商业模式；也不像传统制造业，可以通过产能和销量判断发展速度。它的产业化路径更长，技术门槛更高，更需要长期投入。
因此，上海的优势不只在于企业数量增加，更在于能否把科研、人才、设备、整机、软件、应用和资本真正连接起来。
王哲辉期待的，是通过跨行业对接，让产业需求反过来推动量子计算硬件能力建设，同时让量子计算逐渐靠近真实产业需求。
当越来越多的“点”在上海汇聚，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把点连成线、把线织成网。量子产业的上海故事，也正在从几家企业的成长，走向一座城市的产业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