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6年8月，印度总人口规模达14.6亿左右。尽管如此，“第一人口大国”光环背后是多维度的复杂困境，包括总和生育率跌破更替线、区域发展严重分化、年龄结构快速变化等。
最新数据显示，印度全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9，跌破维持人口世代稳定所需的更替线2.1。《经济学人》指出，这一变化标志着印度人口增长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折。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北部、东部欠发达邦，生育率和生育意愿整体显著高于南部发达邦。其中南部部分邦的总和生育率早在2020年前后就已降至1.3-1.6。
其次，印度存在劳动力人口教育程度偏低、劳动参与率低等结构性问题。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赫尔曼（Alexandra Hermann）的研究显示，尽管印度一半以上的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但其劳动力参与程度严重失衡，仅为51%。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女性劳动力参与不足（低于25%），其比例甚至低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
印度央行前行长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在Project Syndicate上刊文指出，到2050年，由于人口老龄化，印度人口红利将进一步削弱。留给印度的只有一个狭窄的窗口：未来25年内经济必须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否则将陷入“未富先老”的陷阱。
国际劳工组织估算，印度实际失业加隐性失业总人口已超3亿，大量劳动力无法转化为有效生产力。如果印度没有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劳动力素质没有跟上，反而可能掉进“人口陷阱”。
在此大背景下，印度政府出台多类政策应对低生育率问题。总理莫迪领导的中央政府早已扭转过去数十年“控制生育、少生优生”的主流宣传基调，转而引导社会重新认知生育的价值。
联合国建议，各国政府在生育支持领域的财政投入应占其GDP的2%以上，才能见效，例如韩国、 法国、瑞典。而印度的这一比例不足0.5%。
印度中央政府的财政用途主要覆盖国防、基建、民生等多个核心领域，生育率相关领域整体投入力度十分有限，只能通过专项转移支付的方式给予少量配套支持，如支持全国妇幼健康项目、改善基层孕产医疗条件、降低孕产和婴幼儿死亡风险、对辅助生殖行业规范投入。
与此同时，人口生育相关的具体政策制定、财政投入、执行落地全部属于各邦的专属管辖范畴。
今年5月，总和生育率几乎垫底的南部安得拉邦推出新政，生育二孩家庭可获2.5万卢比（约合1768人民币）补贴，三孩家庭奖励3万卢比（2121人民币），四孩家庭奖励4万卢比（2828人民币）。
如今政策推出3个月过去了，三孩生育登记量环比上涨12%，但整体生育率未出现明显反弹。该邦的首席部长还提议，将生育子女数量作为地方选举候选人的参选门槛。
安得拉邦是印度南部“先富先老”的典型，也是印度全国最早转向全面鼓励生育的邦之一。其生育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将直接为印度全国后续的生育率治理提供重要参考。后续将有更多地区跟进。
喀拉拉邦、泰米尔纳德邦等南部低生育邦也陆续推出了适配本地情况的鼓励生育配套政策，除了12000卢比（约合848人民币）现金补贴，还覆盖孕产、医疗减免等多个维度。
而北方邦尝试约5000卢比（约合355人民币）生育补贴时，则出现了大量补贴资金被民众挪作他用的情况。中央政府担心大规模投入后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在另一个亚洲大型经济体，早已陷入人口萎缩困境的韩国，最近两年来通过积极的财政投入而出现了“积极迹象”。
韩国国家数据处在今年6月24日发布的《2026年4月人口动向》资料显示，4月新生儿人数为2.4521万人，同比增长18%。这是自2024年7月起连续22个月正增长。促成这一阶段性反弹的主要原因包括“回声婴儿潮”的影响、政府砸钱兜底，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因素。
多年来韩国政府的一系列支持政策包括提供育儿补贴、扩大托儿所设施、扩大对国营儿童保育服务的财政激励，以及为多孩父母提供更多福利等。
具体来看，家中有1岁以下婴儿的家庭每月可获得100万韩元（约合4980人民币）的补贴，抚育1至2岁幼儿的每月可获得50万韩元。
从去年1月1日开始，父母任一方育儿假每月最高补贴将从之前的150万韩元提高到250万韩元，可持续领6个月。除了实实在在的现金补贴，相应的假期也有所延长。例如父亲的陪产假从之前的10天增加到20天，以及允许父母每人休1年半的育儿假。
仅从韩国的经验来看，扭转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大趋势，除了发放生育奖励，还需要借助更多的辅助支持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