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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李欣媛
陈哲艺与电影节的故事始于2005年——21岁的他带着短片前往戛纳展映，距离前不久6月他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担任亚洲新人单元主席，已经过去又一个21年。
在这期间，陈哲艺的电影收获了不少好成绩。拿他拍摄母国新加坡的“成长”三部曲举例，长篇首作《爸妈不在家》获戛纳金摄影机奖，并在2013年的金马奖中击败《一代宗师》拿到最佳影片。2019年，《热带雨》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迎来首映。在2026年的柏林，终结篇《我们不是陌生人》是主竞赛单元唯一的华语片“独苗”。
参加过这么多电影节，陈哲艺曾亲眼看到晚宴上邻座的法国影后伊莎贝尔·于佩尔拿起餐刀当镜子补口红，于他而言这是“如电影般的奇妙经历”。找到《燃冬》主演之一刘昊然的契机也来自他们二人在电影节的相遇，合作邀请甚至就是当场发出的。这一次在上海，陈哲艺的评委身份让他发现了很多尽管有些瑕疵，却相当生猛诚恳的亚洲新作，电影导演在生涯起点无外乎拍摄更加私人的故事——家庭、故乡、青春，陈哲艺在其中瞥见了自己当初的影子。
工作时，陈哲艺的严格和细致是出了名的。有媒体报道他是“追求精准的控制狂”，小至道具大至演员，他必须自己调整，更不允许演员擅自变动剧本中的台词。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评审工作开始前，陈哲艺在媒体见面会上开玩笑说自己是个固执的人，如果评奖时吵起架，别人一般吵不赢他。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的间隙，团队来找他确认一支视频的剪辑，从配乐来听，应该是几天后他发布在社交媒体的《我们不是陌生人》预告片。陈哲艺的英语依稀保留着他自己电影中呈现的新加坡口音，他告诉工作人员：“我觉得现在这样还不行。”
但在和他合作超过13年的演员杨雁雁眼里，陈哲艺这些年明显发生了一些转变。他当了爸爸，儿子到了快上学的年纪。在创作中，他的视点也比从前更加温柔。这与陈哲艺访谈中的自白不谋而合，他对界面文化说，一个好导演的标准是要不设防地信任他人，“永远那么单纯地看这个世界”。唯有拍出人与人之间真挚情感的电影才能打动人，陈哲艺相信这一点。
01 怎样才能真的变成一个大人？
界面文化：可不可以先谈谈“成长三部曲”这一创作主题，“成长”指的是什么？
陈哲艺：我同这两位演员，杨雁雁和许家乐，已经合作超过十三年。尤其是许家乐，拍第一部《爸妈不在家》的时候，我们从八千个小演员里挖掘到他，那时候他才十一岁。后来拍第二部《热带雨》，他演一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如今他刚过二十五岁生日，在《我们不是陌生人》里演一个当完兵的男生，算是步入一个成年礼。当然这些电影也记录了我的成长，从单身，到经历婚姻，生小孩，身为人父，我自己也在感受角色的变化，投入了很多个人的情感。
如果你去看这三部电影，《爸妈不在家》的背景设置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那是九十年代的新加坡；《热带雨》多次提到马来西亚的政治动乱，大概在2010至2012年；《我们不是陌生人》有一场戏拍的是2025年新加坡独立六十周年庆典，它是很当代的时间点。所以我也是在用镜头去记录新加坡社会三十年来的发展与成长。
特别是这部新片，我希望它能有当代感。我试着丢出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已经建国六十年，变得非常富有、非常发达，但在繁荣的表层下，我们到底牺牲了什么，失去了什么？这是我每次回新加坡都会有的感触。
界面文化：你怎么去描摹国家社会的发展，与个体更私人的生命经验之间的关系？
陈哲艺：有些创作者会先确立主题，比如某个社会议题。但对我来说，创作更多是以小见大。我通常是先把个人角色做好，雕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个体到家庭，再到办公、周围的环境，一层一层像剥洋葱一样。如果你将这些都非常准确、用心地呈现，诚恳地投入关注，不单能看到个人和家庭的面貌，还会看到社会的面貌、国家的图景。很多时候我是以这样的方式去创作，不下结论，跟着人物走，再慢慢地看人物会带我去到哪里。
界面文化：比如许家乐这位主演，他饰演的角色一直是三部曲故事的核心，你怎么看待这些角色？
陈哲艺：在这三部曲里，家乐记载了很多新加坡人可能会经历的童年、生活。从《爸妈不在家》开始，我们很多小孩基本上都是印佣或菲佣带大的；到《热带雨》，青春时期的自己第一次发现爱的感觉，第一次体会心碎的感觉；再到《我们不是陌生人》，他饰演的林俊阳经历了婚姻、生小孩，但是怎样才能负起责任，撑起一个家，怎样才能真的变成一个大人？这都是非常普世的一些情感，大家很容易有共鸣。
前些天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好像每个新加坡人都认识一个林俊阳这样的小伙子。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一个人的成长是以年龄和角色转换去定义的。我记得在当兵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说，你当完兵就是一个好男人、真男人。但是当完兵以后，可能你还是那么无知、那么愚蠢。好像有些人早婚，生了小孩，就觉得他懂得怎么做一个丈夫，怎么做一个人父。但这些都是人生慢慢教会你的。电影里有一句话是雁雁说的，大意是，有什么好担心的，人生本身就会找到那条路给你走，也会教育你怎么走这条路。
我选的片尾曲叫Father and Son，是七十年代很有名的乐手Cat Stevens唱的一首歌，是一个小孩跟爸爸的对话，爸爸一直跟他说，你应该听劝，做人应该怎样怎样，但是最后这首歌唱的是，你还是必须要成长，要走自己的路，最后你会找到的。我觉得它很符合这个片子里所讲的成长。
02 网络新世界很容易给我们飘渺的遐想
界面文化：在《我们不是陌生人》里，俊阳为了养家，尝试过很多工作，比如去当房产销售，跑快递，也做过直播带货，看起来好像很光鲜，但进入以后又会发现是泡沫。这些很当下的细节是来自你自己的观察吗？
陈哲艺：其实许家乐自己也在十七岁的时候退学了，这些工作很多他也做过，送过外卖，送过快递，跌跌撞撞好几年，现在到自己爸爸的一间小公司上班。他一直在排斥，不想做这个，不想做那个，不想像别人一样。拍完这部电影他跟我说，自己决定要做一个演员。他是一个很被动的演员，每次都被我抓来演电影，当然他也付出很多。最后绕了一大圈，突然有这样的感悟，也挺可爱的。
如今在新加坡，很多时候你会感觉，有些就业的可能性是很容易赚到钱，很容易取得成功的，但是实际去试的时候，会发觉它是一个坑，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或者说你自己不适合。大家都在不停地做各种尝试，新兴的网络世界很容易给我们各种遐想，好像做某件事情并不难，大家很容易就发财了。我觉得新加坡的小孩特别被庇护，他们有点太安逸、太舒服了，很多时候就是天真地去参加或选择一件事情，不知道成年人的生活是那么辛苦。
界面文化：电影里俊阳一碰到烦心事就刷短视频逃避，这个捕捉很精准，当下很多年轻人的状态可能就是这样。
陈哲艺：这几年我在新加坡，无论是在公共场所还是去朋友家，都会留意他们的小孩，或者那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正在被手机绑架。包括社会中的每个人，随便去打个车，会看到很多司机都在边开车边刷东西。这就是我们的当下。我现在捕捉的就是我自己观察和感受到的。当然，我不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我希望我是，这样我的观察就能更精准，也更犀利。
界面文化：你是如何去处理这些新鲜事物的？比如电影里出现的韩流文化、社交媒体等。
陈哲艺：我的每部电影都在试图对新加坡的人、事、物进行观察。我当然希望每次创作都不带任何批判或有色眼镜，但我自身肯定是有盲点的，可能只看到这个，没看到另一个。甚至有时候我会把自己排斥的一些东西放进电影，比如我自己的手机没有装抖音，到目前为止都没用过。但我不可能说，我就是比这些人高级，这些我都不管，反正跟我不相干。要做一部当代电影，要真正去拍一个很当下的新加坡，我必须去接受这一切。
界面文化：这是一个怎样的新加坡？
陈哲艺：我有一些做金融的朋友，他们很爱看房子，我还蛮意外的，新加坡的房子那么贵，一套公寓卖到三千万人民币，但是全民在买房。我想说，这个钱是从哪里生出来的？这个国家真的很富裕，但是我也看到周遭很多一直在拼搏、挣扎的基层人。很多时候外国人看到的新加坡，是它的光鲜亮丽，它的富有，它的成功，但是他们没看到的，是富有的外壳底下，大家都一直在很辛苦地求生存。我觉得新加坡的穷是一种有苦难言，你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去沉淀、去反思、去承受，就是一直不停地干下去。
但是我必须要说，在拍《我们不是陌生人》的时候，我是希望看到新加坡的美好，看到这些人的美好。这几年在世界各地的电影节，我看到很多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讲的是更基层的故事，人怎么被剥削，蛮灰暗的，到了结尾你会觉得非常无奈，完全缺乏希望。我希望能让这些人物，不论是什么阶层、什么工作，都可以享受到美好，享受到浪漫、爱情，当然他们会失落，也会碰到不同的困难和挑战，但是我希望捕捉到，我真实体会过的新加坡，人与人之间的温度。
03 跨文化不是创作者的一意孤行
界面文化：你后面跳出新加坡的社会语境，参与一些跨国的创作，包括来中国大陆拍《燃冬》，目前还在操作一个跟韩国合作的电影。你是如何在亚洲的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创作的？
陈哲艺：我尽量不带批判地去看这些文化，不会刻板地觉得这个地方或这边的人就是这样。我们当然会对一些族群或国家有一些很刻板的看法，但是我会放下这些，回归到人，你把人拍对了，它就真实。像这次我跟韩国的合作，是奉俊昊导演的制片人两年多之前找我拍的一个项目。为什么找我？不是因为我在国外拍过华语片，是他们都很喜欢《爸妈不在家》。同样的，虽然它是韩国电影，有韩国演员，但我们是在回归到拍很真挚的人的情感。
可能也与我的新加坡人身份有关，我们从小在一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多元文化的国家成长，对于任何事物，我们都比较不抗拒，反而是大方地去接受，去磨合。我是带着这样的态度去创作的。
有人说我拍了好多部所谓的“跨文化电影”，我觉得跨文化不是创作者的一意孤行，很多时候你要用一颗开放的心，去聆听周遭的人，去感受。比如去到一个新的国家，我不会把自己当成游客，而是会在当地生活，去一些小店，坐公交，感受真实的状态。而且创作也会跟我拍新加坡的电影时不一样，如果是不熟悉的东西，我就不会把它拍得很写实，我很清楚手法要变，因为我没有搞懂的东西我是拍不出来的。我只能用我的方式，更精神性地去把这个东西捕捉下来。
界面文化：这是不是跟你一直以来创作的母题有关？描摹陌生人之间的非亲缘关系。
陈哲艺：为什么我一直在拍这种外来者的电影？因为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在漂泊的灵魂，一直在寻找归属感，一个所谓的落脚点。《我们不是陌生人》里美华（杨雁雁 饰）这个角色，她就一直在漂泊，寻找家的感觉，所以她找到之后会抓住不放，因为她相信自己找到了。
我在英国待了十六年，我的英语讲得很好，但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老外，我很儒家，很东方，同时我是在新加坡成长的，又很现代。但我也会觉得跟主流的新加坡价值观有点冲撞，比如怎么大家都那么爱钱，我就不够爱钱（笑）。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在自己的家乡也像一个陌生人。
界面文化：在你讲的这种流动的状态里，人与人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这可能也是当下很多人的处境，不管是在小环境里还是跨国的流动，大家都开始接触到更多陌生关系，并建立一种亲密。
陈哲艺：传统上大家会觉得，原生家庭或者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才是你最熟悉的人，但是我现在看到，很多所谓最熟悉的人其实一点都不亲。我碰到一些年轻人，可能他们最亲的反而是朋友，甚至是很少见面的网友。我在想，是不是面对一个所谓的陌生人，你会更加信任和交心，把一些心里的秘密，平时可能不会跟家人讲的事情，都表达给对方。
可能我就是这样的人，一个很容易信任别人的人。你也可以说我单纯，但我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很多好的导演，可能都很单纯，因为你就要永远那么单纯地去看这个世界，不带批判地去看人、看社会。所以我不是在有意设计这样的人物关系，我很相信这件事情，相信人性的美好。
界面文化：你觉得这个时代鼓励这种信任吗？
陈哲艺：但是如果我们不乐观，如果我们不相信希望、相信美好，世界只会越来越糟。世界已经很糟了。我不希望自己是一个悲观者，每天都讲快世界末日了，或者觉得反正全世界在打仗，物价又这么高，左转右转怎么样都会碰到头，那就别走。我不觉得是这样，我宁愿相信人的善良。小时候要念“人之初性本善”，很多人长大之后其实不相信，会觉得人就是邪恶的，带着所谓的算计，一定要看着利益才会跟另一个人打交道。我不相信。
每次写剧本，或是在跟演员聊角色的时候，我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一部电影里会有好人和坏人，因为没有人生下来就说要做一个坏人。我真的相信人的善良，我希望世界上更多人可以相信这个善良。现在的问题是，太多人都在相信人的虚假，人的邪恶。这样你就不会很真诚地对待另一个人，也不会很勇敢地把自己交出去。而且如果每个人都那么虚假地生存着，那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