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各地为实现现代化而竞相发展经济，距离东京300多公里的山形县也不甘落后。可是当地一面临海、三面环山，交通不便，要发展经济就必须修建道路。三岛通庸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任山形县县令，开始了他官僚生涯中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
三岛通庸以前是萨摩藩的一个武士，也是中央政府的大佬大久保利通从前的弟子。他热衷于土木工程建设，被称为“土木县令”。山形县曾是“朝廷之敌”德川幕府的支持者，为了让这里的人们明白明治政府的统治，推动当地的“文明开化”，三岛通庸接二两三地建设西式校舍、博物馆、医院等设施。同时大力修建道路，路幅的宽度必须能通行马车。
为了打通栗子山中间860米长的隧道，三岛通庸购买了号称比人力强20倍的美国产蒸汽钻洞机。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美国和英国也只各有一台。三岛通庸身先士卒，隧道施工期间一直吃住在工棚里。当隧道贯通时，他赋诗曰“梦醒入洞中，迎面沐初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这项工程的官方开支仅为三万余日元，当地居民承担了九万五千多日元的支出，还负担了多达一万五千人次的劳役。虽然民众负担沉重，但隧道贯通毕竟是惠民工程，三岛通庸因此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天皇巡行东北时，还特意到此参观，赞扬三岛通庸能干。
1882年1月，三岛通庸被任命为福岛县县令，任务是修建完成山形县经福岛县通往东京的道路。福岛县位于山形县南部，是公路必经之地。当时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正处于高潮，福岛县自由党势力强大，议会里民权派过半数，一再限制政府的权力。但三岛通庸并不畏缩，他扬言要在自己任职期间“使纵火犯、强盗和自由党不得抬头”。
为了排除自由党的阻力，让工程建设顺利进行，三岛通庸首先收买了原来的武士阶层，同时罢免了赞成民权论的区长、户长和小学教员。他对县议会不予理睬，县议会两次要求他出席讨论预算，他都拒不到场。这些蔑视议会的做法让议员们非常不满，身为自由党党员的议长发表演说，呼吁民众对三岛通庸进行不信任投票——
设立这种县议会，乃用来反映公众舆论，因此公共政策的执行应与县议会的意见相一致。毋庸置疑，今日之世界巴不同于往日之世界，今日之民众也与往日之民众不同……然而，（三岛通庸县令）从未出席过一次县议会会议；他不仅未能考虑民众的意愿，而且显示出对这一宝贵的公众集会的蔑视。
此举很快就吸引了大量满怀热情的群众，因为此前日本的官员任免历来都由政府决定，民众从来没有发言权。公众支持议会，声势浩大。三岛通庸也不肯让步，反而禁止举行政治集会，一旦出现批评政府之声便立即予以干涉。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做法是打着“依法”的旗号展开的。两年前，明治政府为了应对自由民权运动，颁布《集会条例》，规定政治性演说必须提前到警局申请，集会现场必须由警员监视，而且警员有权随时终止演讲。封上人们的嘴，向来是专制者们的不二选择。
在福岛县举行的一次集会上，一名民权运动积极分子讲述了欧美的历史：英国的暴政引发了美国的独立运动，残暴的俄国沙皇和贵族导致了无政府主义。然后，这位演讲者提出了“政府镇压孕育了革命”的命题，并把听众的思考引向本国。他质问道：“为什么警察抓住只言片语便把演讲者投人监狱？为什么警察以莫须有的借口便解散公众集会？”此时，一名坐在演讲台上的警察走向前来，宣布此次集会已经对公共秩序构成了威胁。演讲者被勒令下台，听众也被驱散。
三岛通庸提出的议案被福岛县议会全部否决，但是他毫不介意。他声称已经从中央政府获得许可，照样按原来提交的议案强行开展道路建设。三岛通庸命令福岛县西部六郡的居民，不管男女，每人在两年期间必须服一个月零一天的劳役。不参加修路工事的人，男人每天要交纳15钱，女人每天交纳10钱的“代金”。
此霸道之举引起民众不满，福岛县的自由党都是当地知名人士，是可敬且可靠的公民。他们主张在法律框架内，以温和平稳的方式扩大民众的参与权，推动政治进步。为了阻止三岛通庸的蛮横做法，自由党发起了请愿活动，并呼吁抵制税收。
出人意料的是，三岛通庸用暴力回应了这一呼吁。他派出230名警察前往镇压，居民的房屋受到袭击，财产被剥夺，抗税领导人也遭到骚扰和逮捕。被激怒的民众向监狱行进，一千多人聚集到警察署要求放人。在示威游行过程中，人群中有人（很有可能是一个密探）向警察局投掷石块，砸碎了一些窗户玻璃。警察们立刻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展开攻击，打死一名示威者，打伤数人。
假如是在一个民主国家，三岛通庸的行为必将被追究责任。可是对一个威权主义政府来说，这种做法并无不妥。三岛通庸甚至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他早就想找借口铲除反对派了。他把这一事件称为“恶棍们的暴行”，随后发出秘密指示：“把他们全都逮捕，一个不留。”
县政府对福岛县境内的自由党展开了大逮捕，在这一过程中有以议长为首的2000多人被捕。许多人遭到拷打虐待，还有些人在警察关押期间死去。三岛通庸还动用了司法体系的力量来对付反对派。他要求高等法院司法官判处河野死刑，不过司法官未屈从压力，最终判处了议长等人监禁数年的刑罚。
这就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史上著名的“福岛事件”，在当时震惊全国。无情镇压自由民权运动的三岛通庸不但没有遭到惩处，反而被委以重任，又兼任了福岛县南部枥木县的县令。三岛通庸像在其他地方一样，继续强行推进道路工程的建设。
栃木县的民权人士也奋起反对。他们不仅在县议会中进行抵制，还组织居民进行反抗，一些激进的民权人士策划以炸弹袭击三岛通庸。但由于制造炸弹时不慎失火爆炸，引起了官府的警觉，三岛通庸躲过一劫。尽管如此，三岛通庸仍然以铁腕方式推动道路建设，毫不手软。
1884年9月23日，16名激进的民权人士在栃木县的加波山起事，发表《革命举兵之檄》，矛头直指三岛通庸。起义者袭击了警察分署和高利贷者，但因势单力薄，3天后即被政府镇压，其中7人被判处死刑。
两个月后，从东京通往山形县的公路终于完工。被人们骂为“魔鬼” 的三岛通庸晋升入京，担任内务省土木局局长。一年后，他又当上了警察总监，掌握了东京的治安大权。
虽然“福岛事件”之后，自由党已经解散，但是东京的自由民权运动依旧声势浩大。1886年12月，明治政府突然发布《保安条例》，逼迫民权运动家离开东京。警视总监三岛通庸负责实施此条例，尽管他长于暴力镇压，但是在首都承担如此凶暴的任务也多少有些犹豫。
于是，在当天夜里，以年终酬劳为名，三岛通庸将府下全体警察署员召集到芝公园喝酒。到下半夜，待满座警员都已酒醉，三岛通庸才发出号令，警官们于是向京城的各主要场所杀奔而去。据说三岛当时的命令是 “倘有违背命令者，立地斩决”。一夜间，570多名民权人士被驱逐出东京，被抓进警察局的无辜者不计其数。
这一事件对于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无疑是一个巨大打击，也让三岛通庸成为了民权人士眼中的死敌。两年后，当三岛通庸病亡的消息传来时，民权人士无不拍手称快。
不过，三岛通庸并不是个简单的“坏官”，时至今日，在山形县米泽等地，他的功绩仍然受到很高的评价。他是一位所谓的“开发独裁型”的行政官员，对于实现地方的现代化和推动经济发展负有强烈的使命感。在他看来，议会和民权派纠缠于所谓的民主程序，拖延时间，效率低下，只能延迟和阻碍经济发展，所以应以铁腕镇压，甚至不惜将反对者冠以“阴谋动乱”的罪名“予以扑杀”。
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威权主义发展政府。它排斥自下而上的制度性权力制衡，以政府为核心自上而下地推动经济发展，对民众政治参与进行限制。这种“集中权力办大事”的发展模式固然发挥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也给公民的权利造成了深深的伤害。这种一体两面在三岛通庸身上表现得非常典型，在一百年后的当下社会，这种发展模式和此类“能吏”也仍未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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