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期主持人 王鹏凯
新一季《歌手2026》开播了，播出方式依然是直播，与正在进行的《乘风2026》（也称“浪姐”）形成了或呼应或“竞争”的火热局面。近两年，这种直播综艺的形式开始被许多节目采用，它与过往精心剪辑（甚至剪辑本身就是内容表达）的真人秀综艺存在极大的不同，这也直接改变了观众对此的观看和讨论方式。对于综艺来说，这样的改变意味着什么？直播能在当下受到欢迎背后反映了什么样的文化心理？进一步延伸出来，“直播”本身并不是一个新事物，从电视时代的直播节目，到流媒体的直播连麦，再到结合电商的直播带货，“直播”本身作为一种媒介形态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这背后又如何反映社会生活的变化？我们可以怎么理解“直播”背后人与媒介的关系？
01 直播的叙事权给到了谁
丁欣雨：上周“浪姐”和《歌手》在同一个时间段播出。这两档节目我都很喜欢看，所以就守在电视前，但发现我真的已经习惯自主选择点播节目了，如果这个地方有点无聊，我可能先看有意思的，就跳过去了。但是直播会让你没有办法再调进度条，它就是播放此时此刻的。我突然感到很受控，很难受，仿佛多年之后又回到小时候看有线电视的状态，自己的耐心，或者说容忍度真的变差了。我那天在《歌手》蹲期待的舞台，后面到了不想看的，就再换去看“浪姐”，感觉跟小时候轮流换台一样。就真的很像芒果宣传的时候说的，“看完你的看你的”。
王鹏凯：我的感受是剪辑在新的直播模式里被大大弱化了。过去在综艺里，尤其是真人秀，剪辑的权力其实是很大的，可以通过素材的拼接塑造起一个人的形象，包括也经常有“恶意剪辑”之类的争论。但全程直播以后，尤其是会有后台和个人机位，过往被隐藏在“幕后”的许多细节都可以被观众看到，这有点像是一种“揭秘”。我经常能在微博上刷到“浪姐”后台的某些小细节卡段——通常是在嗑CP。
李欣媛：从另一个角度看，现在的直播其实更捍卫了综艺的叙事权。之前有业内人士跟我聊过，他说，现在做综艺好难，短视频对我们的冲击太大了。现在的综艺大家都看过，动辄两个小时，一个电影都不一定有这么长时间，还上、中、下，这太长了。大家的思维方式也非常碎片化，这就导致很多人会剪辑一些高光片段，大家只需要在短视频平台看这些高光就可以，综艺本身没人看了，收视是非常差的。现在的直播综艺，观众根本没办法拉动进度条决定自己该看哪，不得不把整个节目都看完，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综艺在慢慢找回自己的叙事权。
同时，这其实意味着综艺在把自己的叙事权下放。以前观众总说恶意剪辑，很多业内人士会觉得很委屈，他们表示并没有恶剪，但有的时候观众就会误解。既然这样，节目组就把叙事权交给网友自己，现在网友的网感也很好，往往能剪出很有意思的东西。
丁欣雨：直播也会很有多即时反馈，一个舞台结束刚下来，就会让姐姐们念热搜词条，还有随时飘来的弹幕，互动感更加强烈。之前的直播综艺只能在电视上看，现在解放了观看的端口，可以捧着手机看直播，可以在任何场合播放，也是一种从私密的观看体验走向公共的改变，会和不同人群发生一些以前意想不到的交流。
李欣媛：直播综艺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活人感。这两年大家应该也能感觉到，人们都想看一些“活人感”的东西，而直播就能直白地展现出来人真实的样子，比如他们的社交过程是什么样的。我个人感觉，AI时代的到来会让观众对于“活人感”的需求会变得更强。之前在爱奇艺世界大会上，爱奇艺首席内容官王晓晖就说过一句话，“综艺是AI时代最难攻克的堡垒”。因为综艺一定要追求“真”，短剧、长剧可以用AI去做，但是你没有办法想象一个AI真人秀，这很违背它的定义本身。
02 综艺困境需要直播这一媒介的刺激
李欣媛：大家会觉得直播综艺是最近才出来的，其实并不是。最早应该是1996年，龙丹妮在湖南经视开创了直播综艺节目《幸运3721》，之后这一模式又被套用到湖南卫视非常火的节目《超级女声》。目前看下来，这种带有选秀、竞演、现场舞台表现的节目，直播对于综艺的加成效果是非常大的，它的现场感会更强。当年《超级女声》最后的总决赛，配合短信投票，真的是让节目达到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全民狂欢，我们觉得自己实时看着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她们成为了全民巨星。
这一模式后来被大量复用。比如快男快女，有一季直接弄了宿舍生活的直播，展示他们的生活状态。2014、2015年几大平台起势，开始抢占用户和市场，希望把直播当作新的流量话题入口，吸引人来看。米未和斗鱼合作了《饭局的诱惑》，直播狼人杀游戏；还有腾讯的《我们十五个》，全程直播15个陌生人之间的生活实验。这些节目都没有火起来，很大一个原因是大家对于综艺的模式没有想清楚。
慢慢地平台和制作方都想清楚了，知道什么叫人设，人物关系怎么进行，赛程怎么设置，那段时间出了非常多爆款，比如《向往的生活》《明星大侦探》《中国有嘻哈》。尤其是在这个阶段，“综N代”出来了，它意味着综艺成为了一个可以沉淀下来的IP，有了内核存在。
这两年，有很多原因导致综艺市场式微。那“综N代”，比如《乘风》，在不太好的市场环境下，想要活下去其实很有压力。与此同时，它们还有自身的困境——观众的审美疲惫出现了。于是，直播就成了创新的一个主要契机。“综N代”需要媒介的刺激。尤其是这么多年，直播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让综艺去做这些事情，它对于综艺的加成是非常大的，所以直播综艺又开始出现了。
直播综艺会变得很火吗？我感觉不太可能，因为现在能够做直播综艺的，目前来讲应该只有芒果TV，它们被称为“综艺界的黄埔军校”，有工作人员跟我讲过直播的情况，所有人是高度警惕的状态，要怎么去保证这么多的机器、人员、设备同时运转不出错，这需要很专业的团队的。
我记得《歌手》重启的那一年，导演洪啸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自己重启这个节目，基本约不到人，很多歌手因为直播而婉拒，因为直播要满足实力、胆量、歌手的档期这三个要素，能够到台上的寥寥无几。这侧面说明直播的风险对于艺人是加大的，尤其是现在的舆论危机下，你干了什么，都会被镜头放大，我觉得以后艺人对于这类节目的选择会更慎重。
王鹏凯：直播综艺在不同时期的意涵也会不一样。最初更多是在强调，直播是一个不能出错的事情，它意味着精确和执行力，比如春晚，曾经有过一次所谓的“黑色三分钟”，是在2007年，几位主持人在零点倒计时前接连出现失误，原定文案和流程被打乱了。当时有很多人在事后去争论央视到底发生了什么，朱军在他的自传《我的零点时刻》专门回顾了这件事情，当时是怎么在很紧张的状态下连连出错。今天的直播环节会更精良一些，有更多的预案，也更常态化。
另外一个变化可能是从《超女》开始的，特别是到后面大量竞演类、选秀类节目采用直播的形式，像是101系选秀，《中国有嘻哈》，至少在决赛会采取直播，这里很重要的是为了公平——即时表演，即时投票，选出大众心目中的冠军。包括用直播的方式，就可以知道谁有没有破音。在直播综艺里，观众的话语权由此得到提升，甚至某种程度上就像我们看体育比赛，可以更直接、更完整地看到一个未经修剪的比赛过程。这可能是它与跟观众情绪相连接的点。
徐鲁青：《超女》可能是我看过投入最大的综艺。那个时候我很小，记得当时在我们家电视前，爸爸、妈妈、我，还有外公、外婆，我们五个人一起看的。我外婆会跟我讨论李宇春，我妈支持周笔畅。现在很难想象跟我外婆讨论“浪姐”，好像在电视机前面的观看是一种更加家庭意义上的公共。现在这样的综艺更多聚焦在年轻人群体上，大家去开会员才能看到，但是老年人肯定不会去做这些，触达的方式会很不一样，有一拨人在看《花儿与少年》，有一拨人在看浪姐。
王鹏凯：我觉得这些都有点像是一种电视奇观，这些年来我们的电视节目是怎么去跟我们的生活关联，怎么调动起我们的观看。
03 从电视奇观到万物皆可直播
徐鲁青：感觉我们现在理解直播的意义跟小时候很不一样。小时候会觉得，综艺比较重要的一集一般都是会直播的，其它像是海选就录播，基本上是这种心理排序。到了后来，直播开始慢慢变成卖货，还有自媒体直播。这种个人直播突然兴起之后，我们对于这个词的理解也会有很多变化，它不只是一个电视行为，比如很多人看直播是为了一种共时性的陪伴，可能直播的人也不做什么，就把镜头放在那，做自己的事情，大家就去看他吃饭。这种个人直播的兴起，好像又让大家带着新的角度去看电视直播。
丁欣雨：大家看直播从来都有一点想看乐子的心态。我不知道《新闻联播》算直播吗？在B站经常可以看到主持人说错词的剪辑。我觉得大家一直都在关注直播里面不那么专业，或者是有一点掉凳的情况，意外的部分。
包括说到电视奇观，确实小时候在电视里看到的直播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事件，比如神舟飞船发射。我还记得小时候看电视里的日全食，自己家边上的天也黑了，觉得很神奇。
再到后面，有一个节点是疫情。疫情之后，很多线下活动没有办法展开，大家的数字生活非常迅猛地往前提速发展。当时武汉要修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也开了24小时的直播，所谓的慢直播。不是说真的要实时去监工盖得怎么样，而是让人意识到始终有个在动态的东西陪伴着你，提供一种远程缓解孤独的方案。从那之后，不仅是有大的事件发生才会想到直播，很多微小的日常事件也会被纳入直播考虑的范畴。而且就算不是直播，在大家微观的私人生活里，也出现了很多连麦的形式，甚至我们连吃饭或者睡觉的时候都不挂断，互相陪伴，它也是类似的情况。
直播对于某些竞技性或者有风险的事情来说，能够让刺激的程度被放大。我想到前段时间徒手攀岩台北101的挑战，也是一场直播。现在直播给人带来的悬念，甚至蔓延到可以毫无顾忌地旁观一件可能会有死亡发生的事情上。
徐鲁青：我觉得这种万事都可以直播的心态，反而让所有事情变得没有那么郑重了。比如说以前看神舟飞船发射，电视里会倒数321，会觉得这件事情特别郑重。但是现在这些事情太多了，反而会削弱对此的期待。
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我去看了战争的直播视频，也不知道是谁架在那的，基辅广场的正中间，从上帝视角去看广场，YouTube还会有网友在实时评论。很像看游戏的感觉，大家在这边围观基辅广场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还这么安静？为什么还没有炸弹来炸？这种心态其实还蛮诡异的。
另一方面我感觉暴力的直播片段很容易被传播。之前2019年，澳洲有恐怖分子闯入新西兰的两个清真寺发动恐袭，当时有人在旁边直播，直播视频在网络扩散，很多人把它做成了迷因。后来德国有一家报纸登了这个事情，版面是黑色的，它说不希望让它成为恐怖分子得逞的手段，因为这种恐怖图像的传播力度非常大，让世界知道这件事情也是他们恐袭的一部分。
李欣媛：前年尹锡悦实行戒严，现在的韩国总统李在明直播自己翻墙进入国会，这一行为让更多人站在了李在明这一边，也让公众对于这件事情有了更直观的感受。我觉得直播正在全方位地进入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可能会成为政客的工具，可能会成为明星艺人扩大自己影响力的工具，也有可能会让一些普通人进入大家视野，比如，郭有才在火车站前面直播唱歌就火了。
徐鲁青：我还想到另一种直播。我有个朋友特别爱看那种日本农村火车直播，B站上有几个UP主，他们专门搭日本的火车，经过日本小乡村，就把直播架在火车上，你点开视频，就看到火车经过时窗外的情景，我朋友就会一直看，觉得很疗愈，那种直播是在自然里身临其境的。
王鹏凯：我看过NASA的直播，这是我之前看小说《轨道》才知道的。NASA有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直播，国际空间站上的信号直接传回来。小说作者萨曼莎·哈维说，她也是因为疫情期间被困在家里，就一直在看直播，有一种跟着空间站在地球上空飞行的感觉。它会让我们看到很多过去看不到的东西，这确实是新的视角。
04 每个人都有了摄像头
李欣媛：前面讲到直播算是一种平权，所有人都可以直播自己的生活，可直播是“进入”大家的生活，还是“浸入”？我觉得这是不太一样的，后者会给人一种不自知、没有办法察觉到的侵略感。我们好像生活在了一个“全景监狱”，自己可能不知不觉就被人监控了。
比如说以前在三里屯，会有摄影机追着路人拍，你不舒服会去躲，但是现在可能有个人就在一个能拍到所有人的小角落架着手机直播，你不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他的镜头。没有经过我的许可，让我进入到你的屏幕里，而且成为你观众可以随便指指点点的对象，这让我非常不舒服。之前我们讨论隐私权被掠夺，是因为使用手机的时候要让渡很多权利，才能获得更便利的生活，我们觉得科技公司在悄悄收集我们的信息。但现在直播是在侵略所有人，不只是科技公司在获利，普通人也可以借助这种方式侵略我们的隐私。
王鹏凯：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直播形态，它让每个人都可以播出自己的生活也好，以直播的形式去做一些内容生产也好，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背景是个人摄像头的出现。英国人类学家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有一本书就是关于网络摄像头（webcam）。他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介转变，最开始是用在Skype，就是我们所说的视频聊天，大家可以通过摄像头让远程的人看见自己。他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我们能够在日常对话中，以自己的形象出现在他人面前。这个技术进一步就延伸出我们刚刚讨论的很多不同形式的直播，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摄像头。
Daniel Miller & Jolynna Sinanan
Polity 2014-1
米勒指出，摄像头带来的一个重要特质是可见性（visibility），直播时代真的是太阳底下无新事。它又进一步与所谓的真实性密切关联，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直播你总没法造假了吧，过去剪辑可以造假，可以P图，或是用各种技术手段去包装，但是在直播里，所见即所得。这种情况下，我们前面讨论的种种直播形态，其实背后也反映出当代人对于可见性及其所关联的即时的、永远在线的、本真性的求索。我们在不同的文化产品里面，在日常生活里面，都想要追求这样一种当下、即时的反馈，这种反馈又要是非常真实的、本真的。这可能也是我们对直播存在一种迷恋的地方。
丁欣雨：大家希望在直播里获得的真实性，它可能是更加粗糙的、未经修饰的东西。纪录片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运动，希望尽量让拍摄抵达所谓的真实，比如墙壁上的苍蝇，让身处其中的人忽略摄像头的存在，展现出跟日常生活中差不多的言行或举动。
现在的技术发展到能够直播以后，好像已经最大化地达成了对原始的即时呈现。但这到底是不是一种真实，还是说它只是让一种对真实的表演看起来更加完善，找不出破绽了？比如大家想看的是未经P图的画面，但是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在直播的同时加滤镜。包括前几天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周兴哲唱歌的时候挂了实时演唱都不会走调的工具，“浪姐”的个别舞台也被认为有用到，有网友在讨论，这算不算是一种作弊的行为。如果再细究的话，其实每个歌手舞台演唱的配置是不一样的，有人的编曲很简单，很寡淡，跟清唱没有什么差别，也有人把麦克风混响开的很大，还有的会直接加和声，这些都会影响最后呈现出来的音乐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