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作家”系列】孙智正：我想成为一个永恒的作家 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作家

区分作家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可以用他们擅长的文体加以区分；比如可以用世代进行分隔；但还可以有一种区分方式，促成了我们接下来要涉猎的这样一群作家——

中国当代的作家基本有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专业的”，他们加入各级作家协会享有某种身份和工资福利待遇。还有一种，则是体制之外的作家们，他们一个个更像是“单打独斗”的个体，没有组织，也没有体制。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大都还有一个别的身份和一份养活自己工作，甚至是养活自己的写作。他们很多人的文学创作要在晚上或者周末的时间里进行，他们生活得样貌千姿百态，若论共同点，大概只有一直持续、默默地写作着这件事。 我们就暂且称他们为“野生作家”。

其实，无论中外，全职以写作为生都是不容易的，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大作家也都并非全职写作：美国诗人T.S.艾略特是银行的评估员，卡夫卡是公务员，捷克作家赫拉巴尔年过半百时才专职写作，此前他做过列车调度员、废纸收购员和舞台布景工，而他们的“兼职”写作身份完全无损于作品的伟大。

回到中国，当代的“野生”作家们的写作形态是怎样的？他们对自己的写作和环境有着怎么样的期待和认知？他们的写作圈子又是怎样的？他们是否期待全职写作？我们将目光投向这些“野生”、自在生长出来的作家，就是想以他们的生存和写作姿态还原出中国文坛的另类的、多元的又充满生机的景象。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野生”作家孙智正的故事。 

初次与孙智正联系，他便自己下单寄来了出版过的四本书，然后对我说了一句：“辛苦了。”太客气了，我当时心想。

几天后，书收到了，沉甸甸的一个包裹，拆开来，掉出来几本砖头厚的书，在第一本《青少年》的封面上，赫然写着四个字：超级长篇。《青少年》的封面印着孙智正的头像，大得醒目的鼻子，眼睛躲在眼镜后面诡异地看着你。看了看四本书的字数，加起来有一百多万字，我想，原来真的是“辛苦了”。

采访那天，孙智正说他有点紧张，因为与陌生人见面的缘故。采访就着三五瓶啤酒，他很快放松下来，用慢条斯理的南方口音，从童年开始讲起，面画细致程度不亚于他的小说。我心里一惊，难不成他要把他的“超级长篇”重新给我口述一遍？下意识地看了看表，下午两点，时间应该还够。

然后我们聊了十个小时。

“我怎么没心事呢，

我的心事就是不知道怎么度过这些时间啊”

嵊州是浙江省一个多山的小县城，在嵊州的村子里，一个十岁的男孩，经常困扰于放学后不知道要干什么。十岁的孙智正，总是觉得很无聊，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很无聊，他好奇自己的同学放学之后做什么，偷偷跟在同学身后回家，在窗子外面偷听，想找到答案。

初中的时候，孙智正午饭后不知道做什么，就走出门，从自己家溜达到爷爷家，再从爷爷家溜达回自己家。他反复经过村里一户人家，终于被坐在家门口乘凉的女人叫住：”智正，你是做什么呢？来来回回走了十几趟了。“孙智正有点不好意思，连忙说，“没什么事情“，然后换了一条路继续溜达。

孙智正走到爷爷家，躺在八仙桌上睡觉，睡一下午，睡醒来眼睛红红的。爷爷睡醒了去老年室活动，回来看到孙智正还在睡。“你看这小孩，可以睡一下午，真是没什么心事。”孙智正迷迷糊糊地听见爷爷跟奶奶说。怎么没心事呢？孙智正想，我都听见你们在说话了，我的心事就是不知道怎么度过这些时间啊。

“我觉得这是天生的，就像有些唱歌的人天生对声音敏感，我好像天生对时间特别眷恋。“孙智正说。就像《青少年》封面上写着，”青春太美好了，怎么度过都是虚度”。

小学五六年级之前，孙智正就把能找到的所有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都看完了，到了初中，没有什么书可以看，就看哥哥的语文课本。他蹲在厕所里，翻到了《蒋干中计》这一篇。“咦，原来这种书这么好看的。”他就跑去问爷爷有没有《三国演义》，在小爷爷家潮湿阴暗的二楼，小爷爷一掀床褥，露出了12本泛黄的《三国演义》，竖排繁体，斗大的字，没有标点。孙智正上学放学都带着一本《三国演义》，同学们看他像看一个神经病，在学校当老师的二姨看他的眼神带着点赞赏又满怀担忧，问：“智正，你是没有同学一块玩吗？”

高中，孙智正知道了《收获》、《当代》这些杂志，校门口有个老头摆摊卖杂志，一两块钱一本。孙智正还发现可以到废品收购站去买书，他第一次约自己喜欢的女同学出去玩，说带那个女生去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放学后，孙智正带着那位女同学来到了废品收购站。卖废品的拿出两麻袋书往地上一倒，孙智正就蹲在那儿挑拣，后来他才回忆起来，那个女生根本没有蹲下，孙智正非常投入地找出一本一本书拿给她看，她只好很给面子地点点头。

孙智正学习成绩不错，考上了浙大，调剂到教育管理专业，来到了杭州。进入大学，孙智正面临的第一个问题还是无聊，上课很无聊，下课以后不知道干什么，还是很无聊。周围的同学也很无聊，他们不读书，对文学和哲学问题也不怎么感兴趣，整天就是打游戏、打牌，“他们打游戏也打不过别人，打游戏最厉害的是清华北邮的，打牌又不赌钱，不赌钱打什么牌嘛”。孙智正第一次非常严肃地思考了一下自杀问题：活着是干嘛呢？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

自然而然的，孙智正觉得看书还是自己愿意用来消磨时间的一件事情。他就常常跑到图书馆里借外国文学名著看，最早读的是雨果，雨果身上有着强烈的史诗气质，于是他又把能找到的史诗，诸如《荷马史诗》《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都找来看了，还有那个时候很火的《百年孤独》。其中让他印象最深的是《追忆似水年华》，图书馆里的《追忆似水年华》是成套的，一本一本打散了老在眼前晃，不看都不行，看完《追忆似水年华》，孙智正觉得《百年孤独》就逊色了一大截。那时孙智正看的书都很长，可能导致了他以后写的书也会很长。

等到面临找工作的时候，孙智正发现自己对工作没有任何判断，他好像任何工作都不想做，或者做任何工作都可以。几份工作摆在孙智正面前，有房地产公司、广告公司、民办学校、杂志社，他无所适从。他在宿舍里倾诉自己的苦恼：他觉得自己融入不了这个社会，好像跟这个世界隔着一层玻璃。同学给他的建议是，哪个工作可以让你留在杭州就做哪个工作呗。孙智正觉得如释重负，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于是留在了杭州的《家庭教育》杂志社。

“假如我一直在上班，

当发现自己对一切工作都没有兴趣的时候，孙智正第一次萌生了写东西的想法。小时候班上组织春游爬山，回来写作文，其他同学都写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孙智正写，四明山光秃秃的不好看，被老师表扬了，说写的真实。孙智正中学每周的练笔写得不错，大学参加过班刊的编写工作。那个年代写手是一个很时髦的职业，自由，收入又不错，孙智正想当一个写手。但为了给家里一个交待，他还是去杂志社上班了。

孙智正在杂志社工作了一年就提出了辞职。《家庭教育》杂志属于省妇联机关内部刊物，孙智正身份证上的地址写的是浙江省政府所在地“省府路一号”，每次出去办事时，别人都要多留意几眼身份证上的地址。当孙智正去辞职时，主编很严肃地问他：“我当了这么多年领导，从来没有一个正式员工向我们辞职，你是怎么想的？”

孙智正说：“假如我一直在上班的话，我可能以后会变成一个物质生活不错的杭州市民，每天骑个自行车，非常悠闲地过来上个班，然后非常悠闲地骑自行车回家，但是我没有成就感。”

辞职之后，孙智正和一个大学同学住在一起，每天看看书，看看电影。他给杭州的一个论坛投稿，论坛每周有一次评选，入选一篇文章有50块钱稿费，入选一首诗歌有30块钱稿费，孙智正就靠给论坛写稿，一个月有一两百块钱收入，他觉得够自己吃饭就可以了。

本来孙智正是打算一直在杭州这么待下去的，但是他有一天在校友录上看到了一个高中同学的消息。这个高中同学在孙智正书里的名字叫李健宏，是孙智正的同桌、最早给孙智正推荐雨果的人，也是经常一起被老师叫到办公室骄傲地挨训的人。李健宏在北京读金融，大学毕业就在大兴区买了房子，他在校友录上说，“谁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我家阳台上看一看星星”。曾经有一句话说，假如你喜欢搞文艺的话，就算是一条狗也要到北京来遛一遛。“那我肯定是条狗了。”所以孙智正早就对北京充满了向往。他给李健宏打电话：“那我过来了。”李健宏很吃惊：“你过来干嘛？找工作吗？”孙智正说：“不干嘛，也不找工作，就是过你家里待着。”然后孙智正就来了北京。

孙智正住在李健宏家里无所事事，还总是教育李健宏：“上什么班啊，人生活着就为了上班吗？你的人生意义在哪里？”李健宏去上班，让孙智正在家里接待物业、交水电费，孙智正对这些充满了恐惧，“实际上对一个正常的社会人来说，这也不是什么事，但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压力，我不想跟这个社会有任何接触。”李健宏还带孙智正去参加大学同学聚会，孙智正眼睛不知道该看哪里，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别人问的话。聚会中途孙智正一个人回家了，李健宏回来后说，“孙智正，你连一句整话都不会说，在这个社会上能做什么？”不久李健宏帮孙智正在外面找了一个住处，把孙智正打发走了。

孙智正本来打算就靠给论坛投稿活下去，是曾经在杭州工作的杂志社的编辑部主任放心不下他，帮他介绍了一份工作。既然介绍好了，孙智正也不好意思不去，那份工作正好也不需要跟人打交道，于是孙智正便去给《中国少年文摘》当了编辑。

孙智正一个月工资2500元，工作了两年，25岁了的孙智正过年回家几乎身无分文。过年的一天晚上，孙智正、李健宏，还有两位朋友在孙智正家打牌，南方的冬天没有暖气，深夜里脚冻得冰冷，打到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孙智正的钱输光了。那一瞬间孙智正感觉特别真实，他叹一口气，说：“我现在一无所有，钱也输光了。”李健宏安慰他说：“来得及的，什么时候想挣钱都是来得及的。”

这时在杭州的那位编辑部主任，她的姐姐是文坛一位资历颇深的前辈，费了蛮大的工夫给孙智正介绍了新浪读书频道的工作。一开始，孙智正觉得这是一份收入不错又和自己的兴趣相吻合的职业，但他很快发现，工作的氛围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主编是个经理人，完全不懂书的，当时《狼图腾》不是很火吗，他就说我们做一个西藏的专题，一定要把《狼图腾》放上去，但《狼图腾》跟西藏一点关系都没有；还有一个内容总监，他特别会点菜，实际上你问他书他完全不知道；也有些特别懂书的人完全被边缘化。“

孙智正工作了十个月就辞职离开了新浪，那位介绍他来工作的作家前辈很生气地写了信来。“她觉得我非常不懂事，这么重要的岗位，至少工作三五年才能走，积累一些人脉才能成功，怎么工作了十个月就想走？”那位前辈问孙智正，你辞了职想干什么？孙智正说，我想写东西。

“故事很无聊嘛，

90年代末，网络刚刚开始在中国普及，各大网络文学论坛也开始兴起。大四快毕业的时候，孙智正第一次上网搜索了“先锋文学”这四个字，网页上跳出了病孩子、中国新小说论坛、橡皮、黑蓝文学等一系列文学论坛。

那时在学院体系，“先锋文学”指的是马原、余华、苏童等一批作家，孙智正读过他们的书，但总是感觉好像跟自己路子不太对，他希望看到的是更个人、更日常的东西。在黑蓝文学网的页面上，孙智正看到这样一句话：“现在我们不再叙述冒险，现在是冒险的叙述。”他隐隐觉得这句话很对，“故事很无聊嘛，现在是首先看你叙事上的一些东西嘛”。然后在某个论坛上，孙智正读到了法国新小说家让-菲利普·图森的《浴室》，他感到这就是他想象中小说的样子：

“它就是很无聊，就讲一个人离开他老婆去一个旅馆里待着，那种孤独和疏离感，文字非常简洁。我感觉我之前可能一直也想写这样的东西，但是我还小，不自信，不知道这样的东西是成立的，当看到一个成熟的作品的时候，我全盘接受他在说什么。”

之后孙智正接触到了杨黎、韩东、何小竹、乌青等人创办的橡皮文学网。当读到乌青，孙智正惊叹了，“乌青是当代文学里面第一个让我惊为天人的，我觉得我终于看到天才了”。吴又、竖、何小竹等一批活跃在橡皮的写作者，给了孙智正很大的刺激：“中国当代文学，这些我从来不知道的，被遮蔽的作家，居然可以写这么好；第二，乌青和吴又，只比我大一岁两岁，我自己还在写那样的东西，他们已经写到那份儿上了；第三，就感觉自己找到了同类。”

2004年，孙智正的一位同事介绍孙智正认识了赵志明。同事提到赵志明的时候，孙智正还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同事拿给孙智正一本地下刊物，上面有赵志明的名作《还钱的故事》。“看到我就深深震撼了，他比我大三岁，怎么可以写这样的东西，看上去像50岁的人写的，太成熟了。” 更恐怖的是在这篇小说之后，还有一篇特别短的小说《好大一只鸟》，“写得特别黄，特别直男，关于生殖器的讨论，跟前一篇反差特别大，这两种风格可以同时驾驭得这么好”。

不久，赵志明从南京来到北京，孙智正的同事请他吃饭。那顿饭一共四个人，赵志明，孙智正的同事，孙智正同事的女朋友，还有孙智正，另外三个人都很沉默，只有赵志明一个人在滔滔不绝地讲话。“我觉得赵志明聊天太无聊了，”孙智正说，“他老讲他做的梦，谁他妈关心别人做的梦啊。他讲起来没完没了的，讲完之后说今天我表达得不好，之后可能会把前面说过的话全部重新说一遍。”大家都觉得气氛很尴尬，于是四个人决定，去北京动物园逛一圈。

孙智正在圈子里认识的第二个人是司屠，司屠离开余姚老家到北京来，没有地方住，孙智正一个人租着一个二居，一直不好意思招陌生人合租，赵志明就让司屠住到孙智正家里。“司屠也是很奇怪的，他很烦的一点是特别喜欢见人，但是他见了人不说话，我就只好拼命地找话说。”司屠介绍孙智正认识了张羞，张羞也是嵊州人，跟孙智正差一岁。第一次见面，张羞穿一件破破烂烂的毛衣，人很瘦，头发很长，脸色苍白，看上去非常不健康。孙智正对他的印象是，“张羞很装逼的嘛”。三个人一起吃饭，司屠不说话，张羞也不说话，只有孙智正一个人在说。当孙智正谈到乌青，张羞突然开口说：“橡皮那个网站框架是我当时带着一个硬盘去成都建的”。操，听上去他跟乌青好像很熟的，孙智正想。“最近我写了一个小说《散装麻雀》，写了7万多字了，感觉烂在那里了，不知道要不要继续写下去。” 张羞又说。孙智正回去上网搜《散装麻雀》，这是第二次当代作者给孙智正一种“写得太好了”的震撼。

认识了赵志明，孙智正基本上认识了南京的一帮作家，认识了张羞，“橡皮”的作家也就逐渐都认识了。

“写到那的时候我很兴奋，

在新浪工作的时候，孙智正开始写《青少年》。最开始他只想把高中毕业到大学之前这两个月发生的故事写下来。故事从高中毕业那天晚上开始，孙智正和几个高中同学在公园草坪上睡了一夜，第二天醒来开始了无所事事的暑假，每天串门、打牌。孙智正和李健宏计划骑自行车从嵊州出发，到绍兴、杭州、苏州、黄山，然后骑回来。两人在出嵊州的路上就走散了，孙智子在绍兴游荡了一天，然后在一个山洞里的旅馆睡了一晚，第二天一个人坐大巴回了家，继续着无所事事的日子。

当写到第三小节时，孙智正突然发现了一种新的写法。“我应该把我想到的所有事情都全部复述一遍，是非常漫长的一个镜头，大概长达四五年，中间是没有剪切的，永远是平铺直叙，即使想到其他事情，也一定要把它撇开，就一直往前走，语言上应该也没有什么技巧，就是平铺直叙的，即使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也能看得懂。”他很兴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写法，而不是再去像以前一样模仿别人，四处摸索。本来这本书只想写六七万字，但这是孙智正打算一直写到大学毕业，高中毕业的那两个月写10万字，大学四年各写10万字，一共是50万字。

《青少年》写得顺手时，孙智正也从新浪辞了职，就安心地在家写作。他靠给人写书评、撺稿子挣钱，比如他为中华书局编过一本《中华成语故事》，这是他迄今为止卖得最好的一本书，甚至已经有了俄文版，不过当初他只拿了几千块钱的稿费。孙智正定量每天写5000字，每天下午他会去网吧，他喜欢坐在网吧的嘈杂中写作，淹没在四周语音聊天的脏话中。《青少年》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完，一共48.5万字。

《青少年》最早贴在果皮论坛上，还有张羞创办的“瀑布”论坛。2008年，张羞、赵志明、吴又搞了独立出版计划“坏蛋出版”，第一批计划里就包括了孙智正的《青少年》。张羞给《青少年》的评论里这样写：“《青少年》从表面到里层都不存在流水账之外的任何技巧，它写的实在太乏味、太枯燥、太无聊、太麻木，太笨、太本能、太太太，总之，太他妈的烂了。烂到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如同每一个人的活着。然而，在我看来，这却是一种强大的写作，一种清醒下的理性思考。”张羞还认为，“《青少年》是一部仅仅为某种语气而写的长篇叙述作品”。

后来读客图书公司帮孙智正正式出版了《青少年》。出版前孙智正对《青少年》的销量非常乐观，他跟读客老板华楠说，首先《青少年》是青春题材，这是可以卖的，其次它的文字很简单，故事也很简单，所有认字的人都能看懂，“我希望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东西，一个普通的读者可以看到青春，一个写作者可以看到我写作上的不一样的东西”。”那最好了。”华楠说。事实证明，这本书的销量是非常糟糕的。

与后来的《南方》等作品比起来，《青少年》的读者反馈并不是很好，但对孙智正来说，《青少年》可能是他到目前为止，甚至可能是这辈子写的最好的一本书了。“我常常觉得一个人的处女作可能是他最好的作品。我对文学所有的理解都在《青少年》里面了，《青少年》里面有很多自发的东西，以后写《句群》，写《南方》，我觉得好像理性的东西太多了，我已经想得太明白了。”

“最后我希望把我所有的书纳在一块，

《南方》是孙智正的第二本长篇，故事开始于孙智正有记忆起，结束于《青少年》开篇所写的那个晚上，记录的是孙智正在嵊州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南方》全篇用嵊州方言写成，一个个散点的镜头自然地衔接转换而成，几乎没有分段，一气呵成地编织成为一幅长达十几年的南方少年日常生活图景。

孙智正其实是反对方言的，“从信息角度来说，用方言是影响传播的，是非常反动的，也是非常土的”。但是因为写的都是小时候的事情，孙智正写《南方》时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词经常是方言词，他觉得转化起来有点麻烦，而且发现有些方言大家都是看得懂的，他干脆就使用方言，同时也觉得方言能丰富汉语写作的词汇。到后来他甚至有点走火入魔，陷入了一种寻找词汇的快乐，发现“小的时候这么土的词居然是汉语可以写出来的”。

潜意识里，孙智正使用方言可能带着某种“私心”，虽然孙智正反对所谓的文化、乡土在写作中的价值，但他觉得写作之外的人可能会看重这些。“我对写作的理解在《青少年》里表达也差不多了，所以我可以加入那些我觉得他们喜欢的东西，我相信不会影响到我真正要表达的内核。我也希望更多人知道我啊，我希望我可以生活得好一点。”但孙智正好像又是矛盾的，他也很羡慕躺在楼道里的的流浪汉，“我又觉得他是最勇敢、最极致的，我应该像他这样，为什么要上班嘛，为什么在意父母对我说我要过得好一点，你看他多么勇敢地躺在这里，谁他妈也不管，所有时间都是我自己的，多好。”

2016年，《南方》获得了《橡皮》杂志主办的第二届橡皮文学奖，入围名单由杨黎确定，11位作家评委投票选择，奖金由网络众筹。最后《南方》获奖，孙智正拿到了46688元奖金。授奖词里这样写：“孙智正为白话而生……《南方》作为一部与迂腐写作划清界限的作品，已经得到大家全新的确认：它无为、通达且规格严密，简约、纯朴却气度非凡，其文本远非南方地域概念所能总结，恒常世相犹如似水年华融入当下跟探索、创新合流，一切却又复归生活本身、自然本身、人本身，文字也归于独特、真实与可信。”

现在孙智正有一系列写作计划，比如片段式的《句群》，它脱胎于博客上的日记，后来被孙智正赋予了文体上的意义，将这些片段命名为“句群”。还有《中年》和《老年》，与《青少年》一起，复制自己的整个人生。他也对民间故事感兴趣，有两个计划《鬼》《孙悟空和如来佛》。《孙悟空和如来佛》是对《西游记》的改写，他想把《西游记》冗余的部分删减，清晰地呈现出它“过关”的线性时间模式，“人类只要一直生活在永远向前走的时间里，‘过关’的叙事模式是永远不会过时的”。《鬼》将会构建一个丰富的鬼的世界，将古今中外文本里对鬼的理解穿起来，借用《西游记》的过关模式，主角是一个小鬼，一路上遇到饿死鬼、吝啬鬼、酒鬼、大头鬼……

所有的这些计划，都只是孙智正大的写作计划的一部分，到最后，他会把所有这些书都合起来，《青少年》《南方》《句群》《鬼》都只是其中的一个章节，最后纳入一本大书，叫做《一万页》。这“一万页”表达着他写作的主题：他所写的是语言与时间。

这是一种对时间的反抗，就像小时候那个南方村里的少年，无论做什么，都会感叹道，“这一切也是要过去的”，做什么都是虚度。孙智正想到的一种拯救方法是永生。“时间关着我们，这是根本的不自由，在这个时间里面枪毙你，假如我永生，我跟时间是平等的。”孙智正心心念念着永生，他认为永生是人类的必然趋势，就像原始人只能活20岁，而现在我们可以活80岁，到未来，无论是换身体还是精神电子化，人类一定能实现永生。“我跟柏拉图是同时代人，他是前一秒钟的人，我是这一秒钟的人。我们都是永生来临之前的一代人。”永生来临之前，他靠写作与时间抗衡。

同题问答

孙智正：首先对我影响很大的就是让-菲利普·图森，贝克特我也很喜欢，还有罗伯-格里耶，就是法国新小说那一帮人，还有普鲁斯特，还有紫式部。

像图森、罗伯-格里耶，还有克洛德·西蒙，他们发现了小说的一种新的写法，新的可能，他们整个对世界的理解也很新，之前的作家都不是这么理解这个世界的，也不是这么理解写作的，跟他们比起来都很土的。无论是马尔克斯还是什么，现在我看来都很土，很传统，我不是说它很糟糕，但我觉得它没有打开一片新的从来没有人去过的地方，我看他的访谈，对写作的理解、对世界的理解都太平常了，假如有新的理解可以让这个世界更丰富一点。

紫式部的话，我觉得她非常天才，《源氏物语》彻底代表那种非常抒情，非常柔弱，非常美好，非常伤感的，就是他们日本人物哀的那种感觉，而且表达得非常好，我觉得她写的非常自然，没有要去安排情节什么的，她就想到哪里写到哪里，语言也很干净。

界面文化：你最欣赏的中国作家是谁？

孙智正：乌青。我一开始读到他的时候，之前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东西，他有一套很新的自成体系的东西，不是说新就是好，但是新它是成立的。我觉得他非常有天分，这种天分就好像一个唱歌的人听到他一开嗓，就感到老天非常眷顾他。我看到他的诗，还有一开始他贴的特别短的小说，觉得特别新鲜，又很完美。另外就是多年以来很多人青春期的时候非常完美，写的也很好，看上去也很有热情，到了中年的时候，他要么就不写了，要么写的没那么好了，我觉得一个人写作时间的长度也是他天分的一个证明。还有一个是他写作的量，他对写作的热爱，都很吻合，现在他也写的很多，质量也没有什么衰退。

界面文化：你的社交圈里是否有许多作家朋友，或者是否认为写作应该进入某个圈子？

孙智正：我觉得我刚认识那些朋友的时候，他们都不是典型意义上的作家，不是主流写作圈的，虽然现在有更多朋友进入主流写作圈了。一开始在网上关于圈子的讨论也挺多的，就觉得圈子是一个贬义词，或者是一个比较狭隘的审美的代名词，但是我是会觉得一开始这个圈子是需要的，一方面比如贴上去一个诗一个小说，它可以给你一个即时的反馈，对你帮助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鼓励，你会觉得有这么多人跟你干着一样的事情，你不孤独，还有就是朋友之间的友谊。我觉得万事都是过犹不及，有一个度的问题，假如你陷入一个圈子里，那种审美把你框住的话，确实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的感觉是一开始还是需要有圈子的，但是一直要保持警惕，不要圈子化。

橡皮太圈子了，就是典型的圈子，他们这些人都很骄傲，也非常优秀，人也很聪明，但是从写作角度来说，我之前跟他们也聊过，我觉得有些人喜欢辣有些人喜欢甜，我是不相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当然相对标准是有的，比如说我一直说只有少林跟武当可以说我们两个风格不同，峨眉没有资格跟少林说我们风格不同吧，在我看来垃圾派、诗江湖还有橡皮，他们水平是同一条线上的，他们的区别只能说是风格不同，甚至王敖或者胡续冬这种学院派的写作，那只是口味不同嘛，在我看来水平是差不多的。但是可能橡皮或者很多其他圈子里的人，都会认为只有一个是好的。

界面文化：你写作的习惯是什么，会在固定时间写作吗？

孙智正：我肯定做不到啊，因为我都是碎片时间，比如上班的时候有一点空我就偷偷地写一点，中午休息的时候写一点，或者是等我孩子睡着了，一般孩子十点睡着，十点到十二点之间两个小时可能我想写点什么就写一点，我是不太有计划说必须要什么时间写一点的。之前写长篇的时候也是，每天写多少字是有计划的，但是什么时间段写没有计划。

界面文化：除了写作和阅读，你还有什么爱好？

孙智正：爱好特别多。比如我特别爱好打牌，特别爱好喝酒，特别爱好看电影，特别爱好打篮球，还有聊天，我平常特别喜欢跟熟悉的朋友聊聊天，交流交流想法。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我现在对科普、哲学这种书特别感兴趣，我特别希望有大块的时间比较系统地看一看，也没有时间，因为这种书不是碎片时间可以看的。还有一个爱好就是什么事情也不要烦我，让我一个人待着，这个我觉得更加实现不了了。

界面文化：你如何看待影视和文学的关系？

孙智正：我觉得隔行如隔山，影视对我来说我永远是外行，但是我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因为本来就很爱看电影，另外就是现在大家对影视的接受程度好像比文学更高，还有它可能会更综合一些。但是现在是不是影视也快过时了，因为游戏才是未来，我觉得以后电子游戏就是最综合的一个艺术形式，可能以后电子游戏会把电影给灭了，所以说最好还是去搞搞游戏。

界面文化：我们谈论一部小说，会说到语言、结构、节奏、故事等等，对你来说，你最在意小说的哪个环节或部分？

孙智正：我觉得语言应该是第一的，对我来说我更看重我有没有提供新的语言方式，我觉得我无论是写《句群》还是《青少年》、《南方》，有些看上去好像比较有故事，有些看上去好像没有故事，比如像《句群》就一则一则的，但是说到底我都是在说语言和时间，语言对我来说肯定是第一位的，我希望提供一个非常干净的，之前没有人这么使用过的一种语言方式。

结构的话，我最喜欢的一种结构就是流水账，就是线性的，因为我觉得这是最自然的每个人对时间的一个理解，我觉得最本能的，最自然的，或者一个小孩子对时间的理解，就是线性往前走的，所以我希望我的小说在结构上看上去是没有技巧的，它就是一个线性的结构。

故事的话，我是希望特别有故事，实际上我觉得《南方》或者《青少年》里面它有数不尽的故事，你愿意看故事的话，它故事特别多啊，一个一个小故事，我不知道这吻不吻合一般人对故事的理解，但在我看来它都是故事。然而故事不是我写小说的诉求，它只不过是我的一个载体，用来承载我对语言，对结构，还有对时间的理解。

节奏的话，因为我喜欢流水账嘛，所以我希望没有节奏，它就是一条直线，一条平的，不要像心电图一样跳上跳下，它就好像死去的一条直线。

界面文化：写作的时候，你会想着读者吗？

孙智正：我觉得我肯定没有明确的读者，但是可能会有一个非常虚幻的理想的读者，说不定那个读者就是我自己的投影。反正我也不是类型作者或者畅销书作家，我写的怎么样对我的生活没什么影响，所以基本上都是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特别希望可以不用上班去写东西，这是我一辈子的梦想，到目前没有实现，但是我一直以为按照我这么去写，比如《青少年》这样去写，应该是有读者的，我一直非常乐观地这么认为，事实上没有。但是我这个人又比较固执，让我去迎合我想象中的读者或者市场会喜欢的方式去写作，我好像坚持不了去写一个长篇，因为太痛苦了，太别扭了，写个短篇可能还行。

界面文化：作家是否要关注政治和公共性话题？并且有义务将这种关注反映到作品里？

孙智正：我觉得作家是需要关注公共性问题还有政治问题的，因为你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政治中，也永远生活在公共性里，但是我觉得作家还是尽量少针对这样的事情发言，因为我会发现比如说一个哲学家或者一个经常关注公共性话题的人，他写一个小说一般都写的挺傻的，挺糟糕的，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写作的人也一样，你很难从古希腊的政治学都给它看一遍，所以你的知识结构是有欠缺的，你针对政治是外行，你要谦虚谨慎，尽量少发言，多学习，但是一些最基本的判断是不能缺失的。

对写作来说，我觉得写作应该关注所谓的永恒的人性，我相信是有永恒的人性的，因为从大的时间跨度来说，我们都是同一辈人，在永生之前我们这些人都是要死的，我们想的事情基本上都差不多，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我有这个自信说我跟唐朝的人想的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一样要面对病痛，一样要面对亲人的逝去，所以我相信是有永生之前没有变的人性的，我觉得应该去写这样的东西。但是不是说我要写这样的主题就要去写所谓的跨国际主题啦，所谓的女权啦，关注什么弱势啦，实际上日常生活才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你看我写我孩子，写我自己今天不舒服，写饭不好吃，或者我觉得今天很热，这才是真正的永恒的话题。

界面文化：你觉得未来小说读者会越来越多吗？

孙智正：我觉得从一个绝对的人口的概率来说，肯定会增多，因为以后的人都没事干，机器人帮我们把那些事都干掉了，没什么事情干，就打游戏听音乐，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们现在没法想象的事情，或者我们现在可以想像的事情，比如吸毒啦，喝酒啦。我相信一定有一批人他对文字感兴趣，对小说感兴趣，然后他去看小说，这个绝对数量我敢保证绝对比一百年前或者现在更多，但是可能在人口比例上会下降。

界面文化：你是否认为作家与评论家应该保持距离？

孙智正：我都不太知道评论家是干什么的。他们好像是另一拨人，好像有自己的圈子，有自己关注的东西。我感觉写小说的人是把自己的生活经验或者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对语言的理解作为材料去写的，一个好的评论家他应该是把作家写的东西作为材料，作为他自己抒发看法的载体。我觉得比较糟糕的评论家才会想着指导写作的人写什么，说这个作家应该去这么写，那个作家写的不对，你应该去关注时代关注什么。所以我非常尊重好的评论家，我有的时候会看一些文论，我觉得挺棒的，对我很有启发，但是不是写作上的启发，是他怎么看待世界的，怎么写东西的那种启发。

界面文化：写作这条路上，你对自己的期许是什么？

孙智正：实际上可以联系到我对整个时间的理解，因为我觉得人是要死的，我为什么要去做事情呢，我直接死了或者我什么事情也不干才是一个正常的选择嘛，那我会觉得我在写东西，而且我在写那种一刀不剪的对时间非常感兴趣的那种写法。所以我有一种想法是我写的东西是给永生的人看的，因为我写的非常啰嗦嘛，一个要死的人他没有时间去看我写的这样的东西，但是一个不会死的人他有很多时间去看，他甚至有时间去看一个纪录片，我特别想拍一个纪录片叫《一生》，就是从你出生的那一刻，一刀不剪地一直拍到你死了为止，这个片子就是拍给永生的人看的。所以我就是想成为一个给永生的人看的作家，或者我想成为一个永恒的作家，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作家。

孙智正，1980年生，浙江嵊州人，现居北京。著有长篇《青少年》《南方》，小长篇《我们去干点什么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