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阳烟花产业;安全生产困局

深度|浏阳烟花产业如何走出安全生产困局?

企业数量减半的同时,危险品高度集中,单次事故的伤亡数字反而增加。
浏阳烟花产业;安全生产困局

图片来源:界面图库

界面新闻记者 | 赵孟 王思思

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发生近一个月,覆盖全省范围的停产整顿仍在进行中。

2026年5月26日,湖南省政府召开全省烟花爆竹非法生产“严查严打”任务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会议要求,自即日起至2026年8月底,在全省集中开展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后续转入常态化排查整治阶段。

5月4日,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日,事故已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51人受伤,厂区几近夷为平地。这是近十年来浏阳伤亡最惨重的烟花生产事故。目前,国务院已成立由应急管理部牵头的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同步挂牌督办。

截至5月18日,现场清理和善后处置已基本完成,全省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正在全面推进。界面新闻采访的多位浏阳烟花企业主普遍表示,近一年来,烟花行业整顿频次显著增加,各类整改文件、检查要求不断下发,近期尤甚。

但这些整改仍是围绕严格执行既有标准展开,未触及烟花行业标准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并且,标准仍有诸多细节需要与现实磨合。

停产以后

在浏阳,烟花被认为是一个“藏富于民”的行业。

“00后”张欣怡告诉界面新闻,家中有不少亲戚从事烟花行业工作,舅舅还曾开过十几年的烟花厂。在张欣怡的记忆里,浏阳的烟花行业就是在2008年发展起来的,“那之后,浏阳的烟花销量非常好,外出打工的很多人都回来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变化是,村里很多人建起了新房。

这些年,烟花行业带动了旅游业、烟花运输及包装行业的发展。浏阳市金刚镇人刘伟也提到这一点,“以前我们这里搞了很多农庄,但要是没有烟花厂,他们的生意就做不起来。”

烟花厂爆炸事件发生后,张欣怡在网上看到很多“要求把烟花厂全都关闭”的呼声。作为浏阳人,张欣怡感到难过。“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是从事这个行业的,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情怀。”

多位烟花企业相关人员告诉界面新闻,自去年6月16日湖南临澧县烟花厂爆炸事故(致9死26伤)发生至今,停产、整改、检查频次增加,浏阳许多烟花企业的实际开工时间累计不足100天。“差不多一年时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没法生产,今年尤其特殊。”

此次爆炸事故发生后,界面新闻联系的多位企业负责人都表示,尚不清楚停产多久,“至少是一个月以上”。

一位企业负责人称,2022年和2023年,烟花企业订单大幅增加,一些企业赚了钱,但随后的两年订单下降,生存艰难。高峰期,他的工厂有员工200余人,如今只留下三四个人。许多企业的现状和他一样,“都在吃老本”,有些甚至开始向银行举债。而那些被遣散回家的工人,大多处于“无工作、无收入”的状态。

金州律师事务所一级律师甘元春是浏阳人,曾担任多家烟花企业的法律顾问,他对这一现状表达了担忧。

甘元春告诉界面新闻,烟花生产具有明显季节性,五六月份是赶制圣诞节订单的关键旺季,此时停产,后续叠加高温假期,有效生产时间大幅缩减。企业为赶工期、补订单,后续势必会加班加点、超负荷生产,工人疲劳作业、安全管控简化等问题随之而来,反而大幅增加安全隐患。

他指出,此次事故源于动态生产过程,绝大多数安全隐患隐藏在设备运行、人员操作、流程衔接等生产环节中。停产之后,厂房、仓库处于空置状态,监管巡查只能检查硬件设施、物料堆放等静态问题,无法还原真实生产场景,难以从根源上防范事故复发。

5月9日,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烟花爆竹领域专家座谈会指出,烟花爆竹产业是湖南的特色产业、富民产业,守牢安全底线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必须下决心推动产业全面绿色转型、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真正让老百姓长长久久地端稳烟花爆竹“这碗饭”。

在普通从业者的生活中,停产的连锁反应正在蔓延。刘伟的儿子儿媳都在烟花厂为成品做包装,已赋闲在家多日。“7月到9月是高温假,在放假前肯定开不了工,估计要等到下半年了。”他告诉界面新闻,“给烟花厂提供半成品的那些工厂也停了”。

张欣怡的婶婶则打算,如果厂里迟迟不开工,就只好去街头摆摊,做点小生意。

做强,但不做大

多位浏阳烟花企业负责人向告诉界面新闻,过去的十多年,几乎每次发生重大事故,政府都会推动企业关停、合并,减少数量,以便于管理。但他强调,烟花是一个特殊的行业,“这个行业可以做强,不能做大”。

王军在烟花行业深耕40多年。他记得,浏阳在高峰时拥有1000多家烟花生产企业,经过多轮合并整改,如今仅剩400多家。“原来100户人家做,现在变成30个,火药就集中了,风险更大。”过去,烟花企业普遍认可一条“十一字方针”,即:小型、分散、少量、多次、勤运走。“如今全部忘完了。”他说。

2015年前后,浏阳发生多起烟花生产事故,造成人员伤亡。2015年,浏阳市出台《关于加速推进花炮产业发展的决定》,明确从2016年起三年内不再新批烟花爆竹企业,采取兼并重组、淘汰退出机制,力争到2018年末将企业总数控制在600家以内。

该决定规定,凡收购生产企业或与5家以上企业合作,并统一采购原材料、统一经营品牌、统一销售、收购或控股资金2000万元以上的集团公司,给予10-50万元奖励。

行政推动的整合迅速见效。到2018年,浏阳有224家企业、74家工区申报退出,兼并重组生产企业81家,企业总数降至558家。 数量做“减法”的同时,当地该产业产值却做上了“加法”。当年,浏阳花炮内销一跃而起,占全国50%,出口占全国60%,大瑶镇烟花爆竹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20亿元。

此次爆炸事故发生后,浏阳市委一位退休领导回忆,前几年,外地一位到湖南任职的领导管烟花等行业安全生产,一到浏阳后就指示烟花厂要整合要兼并重组,随即省里制定政策,只允许浏阳当地存在限定数量的烟花企业。

“我在省市有关会议上就反映过,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他表示,“用行政手段在短时间内压减这么多厂子,无形中就逼出了一个厂子多股东生产的乱象。”

2019年12月4日,浏阳市碧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石下工区发生爆炸,造成13人死亡、13人受伤。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在通报中直指病灶:“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生产企业分线承包、多股东独自生产、‘三超一改’等严重违法违规现象反复出现,事故风险依然处于高位。”

这次事故后,浏阳市政府加强安全整治,对不达标的小厂实施退出机制。政府与行业协会筹集数亿元资金,支持企业退出或升级改造。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这一轮整治淘汰了200多家企业”。

王军认为,理想的企业年产值应在几十万到几百万之间,“它肚子只能吃那么多,你硬要让它做几百万、几个亿,肯定会出事故”。而当前浏阳年产值超500亿元、431家企业的产业格局中,“几个亿的企业很多”,“一旦出事就是大事故”。

王军看过此次烟花爆炸企业的现场,他认为当时发生了殉爆。即第一声爆炸后,相邻的高危材料被依次引爆,形成循环爆炸;当药量足够集中时,便会进入“风暴”阶段,“天上是火药,地下也是火药”,冲击波叠加下,防护结构不堪一击。

一位烟花爆竹领域专家向界面新闻分析,烟花爆竹行业的规模治理,始终在两难中摇摆:过于分散的作坊曾以无数肢体伤残为代价换来禁令,而行政驱动下的“做大做强”,若缺乏空间隔离与工艺革新配套,则可能将风险从“点状伤亡”演变成“规模化灾难”。

“以前搞作坊式的,带到家里插引线、制鞭炮,缺胳膊少腿、眼睛瞎的都有。”他回忆过去的工作时指出,家庭作坊的禁止是历史必然,但淘汰“小散”不等于简单拥抱“大而集中”。行政合并若仅停留在企业注册数量的削减,而未在厂区布局、防爆距离与工艺隔离上执行更严苛的标准,“做大”反而可能成为风险叠加的催化剂。

这位专家认为,破解“规模悖论”的关键不在于企业的大小,而在于生产方式的彻底换代。有些企业合并后看起来做大了,但本质上还是劳动密集型,依然靠人工测量黑火药配比、手工装料,“现在要提倡机械化、自动化,把人替下来”。

“先天”标准

近一年来,虽然整顿频次显著增加,但多位烟花行业人士表示,这些措施更多是对既有规则的强化,并未触及他们多年来就呼吁改变的标准问题。

公开信息显示,从2019年开始,浏阳籍全国人大代表、盐津铺子董事长张学武就建议修改烟花行业相关标准。

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张学武第6年为烟花爆竹产业建言时指出,国家机构改革后,相关部委职能职责调整较大,对烟花爆竹行业的管理机制没有及时理顺,造成行业主管部门不明确,产业发展没有牵头机构,部门之间职责混淆,安全监管和产业发展脱节等情况。

张学武提到,GB 10631-2013《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与国际标准差异很大,也脱离产业发展实际,建议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建立标准体系建设的责任落实和追究机制,加速推进产品、生产、焰火燃放、运输等标准的出台,让行业有标可依,加强与国际接轨,推进国际、国内标准一致性程度提升。

多年呼吁后,2026年5月1日,修订后的GB 10631-2025《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实施。此次标准整合,把原先分散的产品类标准(组合烟花、礼花弹、爆竹、火箭、双响、标志、包装等7项)合并成了一本“产品大标准”。但作业规程、工程设计、原材料、机械设备等关键维度的问题未解决。

目前,烟花爆竹行业标准体系多头归口、分段管理的根本现状并未改变。比如,规范厂房建设的仍是GB 50161-2022《烟花爆竹工程设计安全标准》,主管部门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规范工人作业的仍是GB 11652-2012《烟花爆竹作业安全技术规程》,由原国家安监总局制定。

“你是养动物的,我是做笼子的,但动物归姜子牙管,笼子归鲁班管。”在浏阳烟花行业扎根40多年的王军,如此形容烟花行业的标准现状。他说,每个部门都觉得自己管理的那部分“没问题”,但合在一起,却难以保证整个体系健康运转。

王军提到,烟花行业的标准制定专家团队均来自各行各业,缺乏烟花企业一线摸爬滚打的经验,很多标准脱离实操验证。早些年,浏阳烟花行业监管部门曾成立了一个16人组成的安全生产顾问委员会,王军作为其中的成员之一,可将一些安全建议提交给监管部门。这个顾问委员会现已取消。

体制层面的碎片化并非未被察觉。早在2016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就提出,“ 加快安全生产标准制定修订和整合,建立以强制性国家标准为主体的安全生产标准体系”, 但烟花爆竹行业由于处于多部门交叉地带,这一整合至今未能落地。

王军还向界面新闻特别强调烟花原材料存放环节的标准粗放问题。现有标准对一些不同爆炸威力的危化品(黑火药、铝镁合金粉、高氯酸盐等),未精确区分危险等级,而是按同一量级管理。

界面新闻记者查阅GB 50161-2022《烟花爆竹工程设计安全标准》发现,该标准主要按建筑物危险等级限定单库存药量。比如,1.1级中转库单库存药量不应超过500kg,爆炸药(白药)中转库单库存药量不应超过200kg,1.3级中转库单库存药量不应超过1000kg。该标准并未根据原材料本身的爆炸威力差异,进一步细分存放限量。

“老虎和兔子都是动物,但关老虎和兔子的笼子能一样吗?”王军反思。

一些从业者担忧,部分关键烟花原料仍沿用过时的参数,甚至已经被国外淘汰的原材料,仍在国内使用。

王军举例,《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定义黑火药为,“以硝酸钾、硫磺和炭粉或以硝酸钾和炭粉为原材料制成的一种烟火药”,与百年前的传统配方基本一致,并无更精细的配比要求。还有最常用的铝镁合金粉,现如今多来自易拉罐回收后的二次利用,其化学稳定性不易掌控。

相关国标显示,在响珠、礼花弹开包药、双响发射药、引燃药、爆响药等多种产品配方中,明确允许使用铝镁合金粉,仅对微烟火药这一特定类别中的超细颗粒(<0.250mm)作出禁用限制。

“出口到日本、美国、欧洲、(中国)台湾,铝镁合金粉是禁用的,要用高氯酸钾等强氧化剂配合其他可燃剂替代。”王军表示,“出口产品比国内安全得多。”

此次事故发生后,王军和一些同行起草了一份《浏阳烟花行业国标的先天缺陷及优化建议》。他们建议,结合浏阳产业规模和事故教训,制定《全国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管理规范》标准,明确各环节的衔接要求,比如厂房设计标准需匹配原料存放分级要求、作业规程需同步更新新原料使用规范,为国家层面标准修订提供实践样本。

他们还建议,组织化工、安全领域专家,对浏阳烟花使用的上百种化工原料进行爆炸威力、敏感度分级,制定《烟花爆竹原料危险等级分级管理目录》,明确不同等级原料的存放限量、防护要求、作业规范,杜绝“同笼管理”的粗放模式。

(文中王军、刘伟、张欣怡为化名)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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