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周期下，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正呈现出非常规增长的趋势。商事纠纷已超越单一合同违约范畴，演变为交织着股权博弈、跨境追偿与破产重整的复合型危机。在这一背景下，企业C-Suite（核心决策层）对律师的需求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律师从较为单一的“规则解释者”，转变为能够在极端逆境中重塑商业价值的“风险战略顾问”。
值此国际妇女节之际，誉问专访了康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争议解决专家陆峻熙律师。在涉及企业核心资产甚至生存命脉的复杂诉讼中，她常常能以对商业底层逻辑的敏锐洞察以及诉讼战略卓越的落地执行能力，展现出女性领导者在极端高压环境下的专业能力。
突破“5%极值”
在法庭上，任何缺乏精密证据链支撑的诉讼逻辑都毫无价值。
真正的逆境解局，要求律师兼具顶层的商业思辨力与极强的落地执行力——将复杂的商业事实，精准“翻译”为符合诉讼规则、能够被二审法院采信的证据链条。这种将商业逻辑与司法程序无缝闭环的能力，对律师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极高要求，同时也是撬动那5%极值背后的核心杠杆。
优化跨境服务供应链：中国律师的“总包集成”价值
伴随着中国企业大举出海，陆峻熙律师的业务版图也延伸至阿联酋、香港等地的跨境争议解决阵地。面对英美法系主导、规则迥异的“客场”，中国律师的价值究竟在哪里？
陆律师观察到，在协助中国企业处理跨境争议时，中国律师基于与客户长期的合作与信任基础，对案件最终结果抱有极强的责任心。这种将客户利益置于首位、致力于推动实质性解决的内驱力，在高度流程化运作的国际同行中，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却又最具决定性的软实力。
跨境诉讼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团队协同工程。在这个体系中，每一位境内律师、境外律师、专家证人都在其专业领域内行使“主导权”。
穿透信息迷雾：C-Suite甄选二审律师的决策模型
在经历一审败诉后，企业决策层往往急于寻找确定性。这种焦虑催生了商业诉讼采购中最常见、也最危险的认知偏差：要求备选律师在签约前提供“详尽的二审诉讼思路”。
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客户试图通过“前置策略”来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安全感。但在陆律师看来，这可能是一种建立在沙滩上的决策模型。
“在没有签约前并未实际展开全部工作，因此没有一位二审律师能够在签约前掌握全部的案件细节。在不掌握全案材料的情况下，律师给出的二审详细策略，就像是医生还没有给病人进行全面检查就开出的医生处方。它可能听起来很美好，但根基不牢。让企业家基于一个不稳固的判断做决策，风险极高。”
更为隐蔽的危险在于筛选维度的偏移。“当客户的注意力全盘聚焦于某个策略是否精妙时，往往会忽略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提出策略的人，是否具备将策略落地的执行能力？”
为此，陆律师为企业决策层提供了三个更为务实的选择二审律师的评估标准：
1.关注“解题逻辑”而非“胜率承诺”
优秀的律师不会轻易承诺结果，而是展现其剖析问题的深度。高管应观察备选律师是如何解构一审判决的深层症结？其对二审难度的预判是否客观且直击要害？
2.验证“实战经验”而非“光环效应”
理论无法替代实战。核心指标在于该律师是否在类似的二审案件中，拥有可被验证的实操案例，并能从中提炼出系统性的方法论。
3.评估二审律师和客户的“利益分配”机制
在商业社会，利益分配的书面约定比口头承诺更具说服力。关注备选律师在报价与合作方案中，二审律师是否展现出与客户“风险共担、利益深度绑定”的意愿。这不仅是对自身专业能力的极致自信，也是双方建立深层信任的基石。
理性至上的“她力量”
陆峻熙律师以其理性的专业能力、穿透性的商业视角和卓越的风险管理能力，为企业在不确定的周期中构建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
这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保持清醒、用专业重塑商业律师价值的能力，正是2026年商业世界中最稀缺、也最值得致敬的“她力量”。
陆峻熙 律师
康达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陆峻熙律师2000年加入康达，现为高级合伙人、康达民商事争议解决专业委员会主任、康达人力资源委员会委员。在2003年至2004年间，作为交换律师曾在香港何耀棣律师事务所工作，进一步拓宽了其国际视野与跨境业务能力。
陆峻熙律师专注于民商事争议解决和公司法律业务，尤其擅长协助困难地位的委托人处理复杂股权争端、公司控制权争夺、重大合同纠纷、建设工程索赔及房地产相关争议。参与处理的暴风集团与光大方股权转让纠纷案（暴风案），以及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股权和控制权争夺系列案以及土地开发合同纠纷案，在行业内具有极高的知名度，不仅为客户取得了优异的法律结果，也为行业树立了争议解决的标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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