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美国大选夜，文化心理学家迈克尔·莫里斯正和希拉里的核心团队在一起，本来他期待着一起加入庆祝的盛典。但当结果出来时，他说“人们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总觉得CNN肯定是被黑客攻击了，就是无法接受现实。”这次经历让莫里斯大开眼界，他意识到，媒体和社交媒体正在强化人们的偏见，自己自以为的客观里是被过滤得面目全非的对世界的理解。这也促成了他开始在任教的高校中发起“倾听桌”活动，让不同政治立场的师生们一起吃饭聊天，努力打破壁垒和裂痕。后来他还写作了《部落》一书，试图揭示人类部落本能的本质，打破一些人将政治两极分化归咎于部落主义的误解。
日前，围绕此书及当下的一些热点话题，迈克尔·莫里斯与布兰迪斯大学讲师仲树进行了一次对话。界面文化截取其中部分内容与读者分享。
“部落本能”是追求团结的本能，而非追求敌意
仲树：大约10年前，有很多政治学书籍讨论“部落主义”，但普遍带有贬义，例如艾米·蔡笔下描写的政治部落主义，常被视为引起分歧的坏事。但你试图论证部落主义是人性本质，只有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其问题。
迈克尔·莫里斯：艾米·蔡是位通识型学者，但并非哲学家或行为科学家。她和其他评论员在奥巴马任期尾声至特朗普第一任期时表达了“有毒部落主义”的观点，认为党派两极分化预示民主制度的终结。但这种论调既不准确，也无帮助。
过去二十年来，进化论和行为科学研究表明，“部落本能”是追求团结的本能，而非追求敌意。如果人类天生倾向于争斗，我们这个物种不可能发展到今天。智人之所以比尼安德特人存活更久，正是因为我们拥有更发达的部落本能，能缔结更广泛的联盟。部落是广泛的交流网络，尽管尼安德特人聪明且健硕，他们没有能力形成大型社区，因为他们缺乏相同的部落本能。
仲树：你认为“部落”这个词是被评论员从文化心理学领域“盗用”了，还是本身就有悠久传统？
迈克尔·莫里斯：这是个很古老的词，源自拉丁语，罗马人用它描述国家的主要民族和行政单位。11世纪借《圣经》译本传播，莎士比亚时代指代各类长期存续的社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部落才带有贬义，因为早期欧洲人类学家将非西方“部落”与欧洲“文明”对比，但这更多是政治而非科学。
20世纪后期，人类学家开始批判并停止使用这个词，认为它带有帝国主义色彩。与此同时，这个词渗透到日常用语中，企业称员工为“部落”，苹果称核心用户为“麦金塔部落”，冲浪爱好者或音乐粉丝也自称“部落”。它精准捕捉了因“共同理念”而联结的社群归属感。我想把这个词从负面语境中拯救出来，因为过去人们将部落主义定义为有害冲突，但这是随意贴标签，没有基于科学探讨部落本能。
我几十年研究文化在人类心理中的运作方式，过去二十年学术领域有很多进展。我想写一本基于科学的书，讲述什么是部落本能，以及它们如何运作。它们可能出错，但如果我们了解它们，可以引导它们转向。
仲树：像汤姆・弗里德曼或安德鲁・沙利文这样的人，可能认为只要足够开明、受过良好教育，就能摆脱部落心态。你会对此提出什么不同意见？
迈克尔·莫里斯：这种思维方式源于启蒙运动，认为人类最本质的特质是理性，而社会性本质中的从众心理、追名逐利、传统主义等特质最好被摒弃。但这是不正确的。人们最强烈的动机源于群体归属感。世界上几乎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源于集体行动，通过引导这些基本本能实现：渴望归属、渴望贡献、渴望传承传统。启蒙运动式的人文世界观对人性的描绘天真且片面。我对进化论和历史了解得越多，就越相信这一点。
仲树：美国人读了你的书后，可能不会再对当下局势感到恐慌。
迈克尔·莫里斯：这正是我的希望。美国当下的党派冲突确实令人不安，政治暴力已成现实。但当我们听到“美国人从未如此分裂”时，这是错误的说法。历史上有内战，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时得票率不到40%，之后有十个或十二个州在他就职前宣布脱离联邦。我们经历了血腥战争，但最终找到了治愈创伤、实现统一的方法。林肯凭直觉洞悉了部落心理的本质，他践行的是“包容性民粹主义”。
例如，林肯执政期间，他和时代思想领袖意识到国家分裂严重，决定设立感恩节这一全国性节日，纪念清教徒和乔治・华盛顿的感恩弥撒。他们做了历史学家所说的“创造传统”，让感恩节在短短几年内看起来像是美国传统的一部分。
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情况，很多所谓国家传统是为了在特定时间点解决问题而构建的。人们天生有对传统的渴求，聪明的领导者会利用这种渴求。制造分裂的民粹主义会提及“黄金时代”，将问题归咎于移民；而林肯等人践行包容性民粹主义，借助非理性驱动力推动政治计划。
中国人更愿意对群体的固有特质下结论
仲树：你的书开头提到你留意到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文化差异。你能多说一点吗？
迈克尔·莫里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就和中国教授合作研究文化心理学。这个领域的核心观点是，不同社会在“个人主义vs集体主义”维度上存在差异。
阿列克谢·托克维尔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游历美国时，比较了美国与法国，探讨紧密联结的集体型社会与松散自由的个人主义社会的差异。
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家许烺光在《中国人与美国人》中写道，美国人秉持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观，而中国文化更以“情境”为核心，个人适应环境。在美国，人的本质在于个体独立性，群体是人为构建的。
在我的研究中，我们运用实验法、定量调查、大数据量化研究等手段，探究文化如何影响人的认知。例如，在我的学术生涯早期，我和清华大学的彭凯平设计了“鱼群实验”，以水族馆和鱼为主题。美国人基本看到一条鱼作为领导者带动群体，而中国人更可能看到群体影响个人。这与“基本归因错误”相关，中国人更能摆脱这种偏见，因为他们从小被教育要注意社会环境如何影响个人。这当时引起了轰动，因为它击中了社会心理学的核心。
但后来我们发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可能滋生特定偏见。例如，当呈现群体遭遇某种结果的案例时，中国人更愿意对群体的固有特质下结论，而不太愿意对个体的固有特质下结论。美国人则倾向于将性格特质强加给别人。例如，美国儿童电视节目《芝麻街》中的奥斯卡角色，被认定脾气暴躁，但中国人可能更包容，认为他的困境源于社会环境。
仲树：性别分歧在东亚和美国越来越明显，男性和女性在政治观点、婚姻观念上分歧大。你觉得性别是一种“群体阵营”吗？会不会有些本能，如“英雄本能”，对男性影响更大？
迈克尔·莫里斯：进化形成的社会本能会影响人们的心理，性别差异也确实存在。但大多数差异是文化层面的，男女文化、性别角色规范对人们有巨大影响。例如，我和学生做过谈判研究，发现女性在模拟薪资谈判中比男性委婉，因为担心被认为“强势逼人”；但当代表为他人争取权益时，女性显得更坚决。这表明性别刻板印象的文化特异性。
我的中国学生露西・卢研究了东亚年轻的全球职场人士决定留在西方还是回国的不同倾向。她通过多项研究得出了一些发现，请你猜猜看：你觉得东亚女性更倾向于留在西方，还是东亚男性更倾向于留在西方？
仲树：我想女性更有可能留在西方。
迈克尔·莫里斯：我想你是知道的，因为你了解这个世界。就像有些人可能会说 “男性更爱冒险”，但在这件事上可不是这样。之后我们做了些深入研究，想弄清楚背后的原因。结果发现这个决策源于一种预期：人们对祖国和居住国接纳程度的预期。东亚女性认为，在西方留学后如果回国，自己的社会机遇和职业发展空间不会太理想；而东亚男性则认为，要是拿着哈佛学位回到首尔、东京或者上海，肯定所有人都抢着要我，让我升职，让我当公司的对外代言人。至于对居住国生活的预期，女性反而没那么担心会在这里遭遇偏见。我有些朋友就直言不讳：“比起家乡的性别歧视，我宁愿应对西方的种族歧视。”这种想法其实挺常见的，这是一种差异。
我想这始于日本上一代人，年轻女性不愿结婚生子，不想过母亲那样的生活，造成严重的人口问题。韩国现在似乎也在走这条路。
我们必须不断对抗“学科壁垒化”的趋势
仲树：2016年的大选夜，人们入睡时，99.99%确定希拉里・克林顿会成为下一任总统。所有主流媒体都是这么预测的。而且我记得你在书里描述过，你当时还参与了希拉里的竞选活动，对吧？
迈克尔·莫里斯：是的，我曾为希拉里和奥巴马的竞选活动工作。我属于一个由社会科学家组成的小团体，我们私下志愿为这些自己认同的竞选活动工作。凭借帮助奥巴马两次当选，我们赢得了不少认可。后来我们为希拉里工作，对她的信心甚至超过了以往对奥巴马的信心。
大选夜那晚，我和希拉里的核心团队一起参加了那场本应庆祝历史性时刻的盛大活动。但那一刻，感觉就像时间的纹理出现了裂痕。人们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总觉得CNN肯定是被黑客攻击了，就是无法接受现实。
那次经历真的让我大开眼界，因为我意识到，我的大部分政治新闻要么来自社交媒体，要么至少是来自一群想法高度相似的人。因为我住在一个民主党氛围浓厚的社区，就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要么住在蓝区，要么住在红区。我们获取信息的来源也分阵营。媒体和社交媒体只会不断强化我们的偏见。我们以为自己很客观，但实际上，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早已被过滤得面目全非。
从那以后，我尝试各种方式打破自己的党派壁垒。过去几年，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冲突不断，党派之争、“黑命攸关”运动引发的矛盾，后来又卷入巴以冲突的争议。校园简直成了对立倡导团体的战场。
于是我们发起了“倾听桌”活动。像我这样的教授会去食堂，在一张桌子旁坐三个小时左右，邀请十位学生一起吃饭，随意交谈。有时我们会安排一位立场鲜明的自由派教授和一位保守派教授搭档。跨越党派分歧重建对话确实很难，但你知道，这就是美国一直存在的东西。托克维尔也曾提到，美国人虽然崇尚个人主义，但也善于结社。即便存在分歧，大家总能迅速凝聚起来。我们现在就是想重拾这种传统。
这类尝试有很多不同形式。效果更好的项目名字往往更温和，比如“让美国重新共进晚餐”。美食爱好者不分左右，大家报名参加美食相关活动，主办方会刻意安排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坐在一起。他们先讨论美食。六个月后，研究人员发现参与者的政治立场确实稍微趋同了，就因为一开始聊的是美食。如果你们先因共同关注的话题建立了联结，就比一开始就讨论气候变化、堕胎这类争议性话题，更有可能愿意倾听对方的想法。
仲树：听起来你像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尽管有许多理由让你对现在大学的教育感到失望。我之前完全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在努力，我只在新闻上看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抗议营地。但从你的描述来看，校园基层其实一直在做很多尝试，想要凝聚整个大学，培养对话的氛围。
迈克尔·莫里斯：这里完全没有绝望感。校园里大多数人都为我们拥有政治行动主义的传统而自豪。过去270年来，这类政治行动每年都在校园里发生，只是偶尔会有些失控。但我们并不认为表达政治立场是件坏事，我们觉得这正是大学能成为活跃思想中心的原因。所以说，这里真的没有绝望感。
我想大学之所以能存在，关键就在于它是一个有机整体，各个学科必须携手合作才行。“大学”这个名字本身就意味着它应该对所有人开放，我们也应该对一切事物保持好奇。而且我们必须不断对抗“学科壁垒化”的趋势。真正好的观点、最有力量的思想，都是跨学科的，它们不会被困在某一个单一学科里。
（本文内容经中信出版社授权发布，界面文化进行了编辑整理，较原对话有删节，文中图片由出版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