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雨忻
黎远把所有文件扔进了碎纸机，按下开关，一阵轰鸣声过后，办公室归于沉寂，他静悄悄地把门掩上，离开了他所供职的第 4 家投资机构。同样被他留在身后的，还有长达 7 年的投资生涯。
像黎远这样的 VC 从业者，在中国大概数以万计。
外表光鲜的 VC 行业总是吸引着最优秀的年轻人，他们履历不凡、野心勃勃、从四面八方涌来，让这个行业充满着过剩的智商、荷尔蒙和厮杀。
然而，满载希望而来的他们，却又有不少带着失望而走。仍然坚守着的，也难免需要在焦虑和迷茫中，努力抓住那转瞬而逝的成就感。
在这样一个突然膨胀又骤然紧缩的大资管时代，VC 行业的个中滋味，恐怕只有这些年轻人自己最清楚不过。
1、闻风而动的年轻人
伯克利毕业的王岩在一家顶级美元基金工作了 2 年，这是他继 KKR 之后的第二份工作。
从 PE 进入 VC 看起来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降薪很多，思维方式也完全不同」。但王岩并不在乎，PE 的严谨和保守已无法再满足他。「大 PE 总是会选择比较安全的，能够稳赚两三倍的 deal，这就必然会错过高成长、高回报、当然也是高风险的 deal。」
他举了个例子：「2012 年，国内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希望融资来回购大股东的股份，估值才 300 亿美元左右。当时我很看好这家公司，但老板的质疑是，当时最大的互联网上市公司百度的市值也不过 700 亿美元，这家公司还有多少 upside？而且，即使投进去也只是一个小股东，违背了 KKR 谋求控股的投资逻辑。」
就这样，不仅是 KKR，大部分 PE 都错过了这个原本可以带来超额回报的项目，这也让王岩再一次意识到，自己更向往的是充满冒险精神和无限可能的 VC 行业。
「我是个特别理想主义和乐观的人，更容易看到想象力和可能性，所以更适合早期投资。而且，VC 要找的是黑天鹅，我喜欢这种反常规的思考方式。」
同样从顶级 PE 出走后进入 VC 的周奕在大三的一次实习后就认定了这份职业。
大二时他在一家投行 TMT 组实习，为微博等互联网公司做股票分析。「原来从没有认真研究过我们每天在使用的互联网产品的商业模式、财务模型，但这些东西突然一下就把我吸引住了，当时我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花在上面。」
那时正是 2011 年，移动互联网正在快速兴起。
就读商学院的周奕想与更多的互联网公司产生交集，VC 便成了他心中最理想之选。第二年，他给红杉、IDG、KPCB、富达等顶级机构的合伙人发邮件寻求实习机会，并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其中一家，而他的同学们几乎清一色去了投行。
其实，VC 跟他最初想象的有点不一样。
「大家做决策时不太看盈利，尤其对于移动产品来说，只要有高增长就投。这让我在学校学的东西几乎都用不上。」即便如此，他还是非常热爱这份工作，「每天接触的那些公司我都很感兴趣」。所以，毕业后虽然进了一家顶级 PE，但 10 个月后，他还是回到了 VC 行业。
放弃了高年薪的周奕想的很明白：「来 VC 的目的就是投出独角兽。即便没有机会实现，也希望能投出健康发展、持续盈利的公司，并且和他们共同成长。」
已经从业 7 年 VC 的黎远则坦承，自己进入 VC 行业的直接目的就是「赚钱」。
「至少在早期，VC 行业很赚钱的，达晨有 100 多家 portfolio 都 IPO 了，找准机会，在这个行业里是可以赚到大钱的。如果投出独角兽，更是名利双收。」黎远说。
但更多年轻人入行还顾不上考虑财务回报，「个人成长」是他们最直接的目的，即使这个过程总是伴随着焦虑。
离开百度战略办公室后，戴康转身加入了一家新基金，他的期待就是「更快速的个人成长」。「人的成长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获取信息的速度和获取信息的质量，而 VC 恰巧很好地满足了这两点。」
2、消失的机会
在这个容量有限的市场中，一旦碰上坏的光景，原本层不出穷的机会就会骤减。
「除了充电宝，最近还有什么风口？」这是 42章经 近期被同行友人问及最多的问题。这恐怕是中国 TMT 风险投资历史上最焦虑的一段时光之一。
回溯到 2014 年，那时的市场还非常火爆。根据 IT 桔子数据，2014 年成立了 10059 家创业公司，达到了近 5 年的峰值。同时，投资机构也都在疯抢。
彼时入行仅 2 个月，正在看文娱领域的周奕经历了一次难忘的「失之交臂」。「那天我跟着合伙人去看一个项目，约了创始人晚上 7 点见面。这家公司已经在这一天里见了 7 波投资人，当轮到我们时，价格已经翻了一倍。」这次抬价不仅让他错失了一个好项目，更让他在第一线感受到了厮杀的惨烈。
2015 年，行业仍在升温，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时候进入 VC 行业还可以抓住行业红利的尾巴。据 IT 桔子统计，仅上半年来自 PE 和 VC 的投资额就和 2014 年全年持平，其中一半以上投入到了 TMT 行业。
但到了 2016 年，市场迅速降温，新成立的创业公司只有 2070 家，同比下降 76%。虽然 2017 年资金又开始重新涌入市场，但优秀投资标稀缺的状况却没有改善。
尽管从业者都在讲今年的市场在变好，但这并不能解决资产荒的本质问题。现在正是资产端的供给跟不上、投资主题青黄不接的时候，这让很多投资人感到焦虑和迷茫。
黎远在一个月前决定暂时离开 VC 行业，「红利期已经结束了」，他很悲观。在 7 年的从业时间里辗转了 4 家完全不同性质的投资机构，让他几乎经历了创投市场一轮完整的起落浮沉。
「2008 年投资很容易，很多好项目大家都是按 PE 的回报来算的，5 到 6 倍，最多也就 8 到 9 倍。当时市场非常好，VC 收割了一批高利润的公司。」
随着高利润的公司逐渐枯竭，大家会把注意力转移在高收入的公司上，再之后，便是高流量的公司。2011 年，移动互联网兴起，高流量的公司成为焦点。因为只要找到变现途径，高流量就能迅速转化成高收入。
如今，移动互联网红利也处于消耗殆尽的边缘，高流量的公司在这几年悉数被挖掘。缺乏利润、收入甚至流量的支撑，「高成长性」无从谈起，而「高成长性」又恰好是支撑 VC 投资逻辑的核心。
无疑，对于想投出独角兽的投资人来说，高成长性公司的稀缺令他们不安和迷茫。所以，一旦市场上冒出了高速成长的潜力股，投资人都一拥而上，风口就此产生了。
跟风现象引来非常两极化的评价，但其实对很多年轻投资人来说，他们顾不上参与这样的讨论，因为他们大多数连抓住风口的机会都没有——这些领域总是迅速被催熟，被收割，当你意识到时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3、抓不住的成就感
要学会与焦虑、不安和平共处，投资人们都需要想办法平衡天平的另一端——成就感。
在 VC 这个极度奉行结果导向的行业中，最强烈的成就感无疑来自于投出好项目。
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投资人，黎远非常认这一点。「如果没有办法投出可以退出的项目，看不到钱在哪，待在这个行业就没有意义了。这跟做一家公司是一样的，如果公司已经没有增长了，那不如早点关掉。」
但对于许多入行不久的年轻投资人来说这简直是奢望，他们甚至没有出手一试的机会。
「自己看好的项目没办法出手是经常的事，而且这些项目里不少都是明摆着可以赚钱的。」2014 年是黎远进入行业的第 4 年，那时他在上一家机构已经投出了不少好项目，但也依然无法避免错失独角兽的遗憾。
「2014 年，我非常看好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共推了 3 次，当时估值 4 亿人民币，转老股的话可以到 3 亿，但老板不看好，3 次都没出手。这个市场上没有几家独角兽，错过一次独角兽，很可能这辈子都没有什么机会了。」
那些比黎远资历更浅的投资人对项目就更加没有掌控力了。
戴康推项目很谨慎，他一年时间里对 50 多个项目做了 Pre-TS 的尽调，最终让他下决心一推到底的却只有 3 个项目。然而，直到最终环节，「我们的合伙人带着 TS 去见创始人，却又拿着 TS 回来了。」这种功亏一篑的感觉让他很沮丧，「合伙人可能本来对项目就没有十足的把握。通常，在面对这种可投可不投的项目时，合伙人大概率会选择不投。」
比项目推到最后却没成更惨的是，自己推上去的项目合伙人根本就不理会。许扬杰是某二线美元基金的投资经理，将近 2 年的时间里他没有出手一个项目。
「推项目很困难。虽然我对项目很有把握，但老板就是不想投，我挺受打击的，甚至会质疑老板的判断力。」
无法通过投出项目来证明自己，就必须切换获取成就感的方式。
戴康一直在调整自己的预期，「后来我想明白了，我看好的项目，不管谁投了，最后公司做的好我都挺高兴的，这是对我个人判断的一种肯定。」
所幸，对于一些拿到融资的项目，它的成功与否很快就可以被验证。但更多的项目却需要在动辄数年的时间跨度里才能被检验出成色来——即使是一次成功的判断，所能带来的成就感也是非常滞后的。
当然，那些大量看项目的投资人或多或少会看到自己的变化，一方面，他们的综合判断能力和认知水平在上升，另外，对细分行业也会有自己的 benchmark。黎远说：「大多数行业并不像手机，能通过跑个分那么直观的看出好坏。只有看的足够多，才能基于技术、产品、团队等诸多因素来对公司做判断，这个 benchmark 完全就在于自己的经验。」
他从第一家基金离开时大约 27 岁，除了投出了几个项目之外，他最大的收获是「能够看清楚哪些公司能赚钱，哪些不能」，这便是一定认知水平的建立。「时代总在变，在投资这个行业里，只有建立了认知，当运气来临时才能牢牢抓住。」
吴青曾在一家准一线美元基金工作 2 年，投了一个项目。即便出手过，成就感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奢侈品，「投资人的学习很分散，不会在一个项目上投入过多精力，所以学到的东西很难系统化，而这种碎片式的的知识无法带来明显的成就感。」
吴青对自己这段投资人的经历颇有无奈，「这 2 年里，我几乎没有什么成就感，对于自己投的项目是否成功也无法检验，只能交给时间。」
4、如影随形的焦虑
比起飘忽不定的成就感，如影随形的焦虑感更加折磨着这群年轻人。
对于极少数有机会出手的年轻投资人，品尝所投项目的失败总是痛苦的。周奕跳槽到一家新基金没多久，他在老东家所投的第二个公司就宣告了死亡。
其实，周奕心里对这个结果早就有数，但这个过程依然令他倍感煎熬。「投的时候合伙人就说这个项目的成功率可能非常低，但还是鼓励我放点钱试试。在投了之后的 3 个月里，产品的数据已经越来越不好，那时每天都很焦虑，好像在等着宣判死刑的那一天。」
而那些还活着的公司对他来说同样也是焦虑的来源，尤其是当他知道公司现金只能再支撑 1、2 个月的时候。「每天晚上 12 点躺下后，这个公司过往的一切会像电影一样在脑子里放个不停，持续好几个小时。」
能尽早品尝失败的周奕已经属于幸运的少数了，因为他所在的机构很有魄力地给予新人大量的决策权。而更多的年轻投资人根本无缘体会到扣动扳机时双手的颤抖，他们全部的焦虑几乎都集中在前期 sourcing 上——不少喜欢做研究、求知欲旺盛年轻人进入这个行业的第一天就意外地发现：这个行业更需要他们的 social 能力，这给他们带来很大压力。
「最早的时候出差很多，时间安排的满满的。」因为晚去了几小时、价格翻倍而错过一个好项目的周奕在之后的日子里都绷着一根弦。「有能够接触到新项目的活动就会去参加，虽然知道效率也很低，大量的无效信息，却也不敢怠慢。」
刚入行的投资人几乎都经历过这样一个疲惫的阶段。
所幸，周奕现在倒是从容了不少。「要跟已经结交的创业者朋友保持良好的沟通，他们往往会有很多朋友、合作伙伴都是潜在的 source，反而是同行交流效率不高。」
他也确实花了一段时间来思考社交这件事，「之前觉得 social 不够多是自己不够努力，后来我觉得每个人很难改变自己的性格，应该找到自己擅长的方法。」
刚入行的投资人几乎都会经历一段「从兴奋到迷茫」的曲线，当兴奋感不再，取而代之的就是焦虑感了。
王岩向我描述了自己的状态：「前两个月看什么项目都觉得靠谱，恨不得每个都投。两个月之后，看什么项目都觉得不靠谱了，因为看到的风险和失败越来越多。这是非常极端的两个状态，会让我有点不知所措和失去方向。」
而这种焦虑背后都隐藏一种深深的恐惧——投错公司。
事实上，一些大基金的美元 LP 并不这么看。周奕告诉我：「如果你的 portfolio 里少有失败的项目，一些 LP 甚至还会挑战你——如果你的项目死的不够多，说明你的风格不够冒险，而我们就是希望你去找到更多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毕竟，最终衡量一个投资人投的好不好，不是看他死了多少公司，而是成了多少公司。
所以，年轻投资人应该学会坦然接受一件事情：自己做的是早期投资，投的很多公司就是会遭遇失败，因为很多时候自己做出的决定就是错误的决定。
其实，比起经历项目逐渐死掉的切肤之焦虑，还有两种焦虑更是延绵不绝，那便是「看到自己没投进去的公司长的很好」和「好的公司自己压根没看到」。
正如熊晓鸽所说：VC 是一个你永远都在后悔的行业。
但在当下这个风口盛行的时代，错过一个风口足以让人后悔的扼腕不已。很多年轻投资人害怕错失掉风口里的项目，却变得越来越迷茫。
已经做过两家基金合伙人的胡博予在自己的知乎专栏里写道：「等到错过一些让人捶胸顿足的机会，然后也用几百万美金打过几个水漂之后，你才能慢慢地冷静下来，明白一个道理——该是你赚的钱，总归是你的，不该是你赚的钱，急也急不来。」
周奕对这件事也已经想的很明白：「一个投资人不可能投到所有好的项目，有些东西错过了就算了，可以反思原因，也可以总结经验，但千万不能因为焦虑而变得盲目跟风，从而失去自己的判断。」
5、拥挤的市场
与 2016 年的共享单车如出一辙，一年后的今天，共享充电宝掀起了一场资本的狂欢。
3 月 31 日以来的短短 40 天时间里，共享充电宝领域产生了 11 笔融资，近 35 家机构入局，融资金额约为 12 亿元人民币，这是共享单车刚出现时获得融资额的近 5 倍。而如果仔细对比进入这两个市场的投资机构的名单，你会发现它们是高度重合的：金沙江、经纬、红杉、腾讯、滴滴等大资本悉数出现。
「很多好项目没法投不是你没有发现，哪怕你早早的 pitch 到，也投不进去。」抖音上线后不到一个星期，黎远就注意到了这个项目，做了充分的研究后，他发现「都是大玩家在玩，根本没办法投进去」，这让他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
资本圈里，一些机构与机构之间开始形成更深一层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不断强化，就像神经网络一般，令圈子之外的资本很难再插手，小基金的日子只会越来越难。
可以说，VC 行业已经开始出现寡头化的苗头。任何行业一旦进入寡头阶段，就接近成熟了，这意味着行业的红利期结束，资源都向头部机构聚集。这景象与 2015 年到 2016 年间发生的 5 次「互联网大并购」如出一辙——从此，大小互联网巨头各占山头，平台型机会几乎消失，优秀的创业公司几乎都逃不脱 BAT 和 TMD 的触角。
「几乎所有好的项目最终都会在这个寡头化的网络内被消化掉，比如朱啸虎想给自己的项目找下一轮，他可以直接找到腾讯战投的老大沟通。」黎远说。
如此一来，新人的作用越来越集中在前端的 sourcing 层面，做渠道源的整合，角色就像半导体里面的传感器芯片——获取数据、清洗数据，而后端的核心处理部分几乎遥不可及。
更坏的消息是，在这样一个本就没有给新人留下多少空间的行业里，供需关系变得越来越扭曲。
理想的情况是，进入 VC 行业的新人增量与行业自身需求的增量能够保持增速一致。但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这个行业中，而行业本身的增长却大大放缓。所以，大量新人在争夺有限的机会，更别提那些由头部机构提供的凤毛麟角的机会。
可以说，现在的 VC 行业对年轻人来说机会窗口已经几近消失。
6、出走的投资人
在 VC 行业自身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下，一头是四面而来的年轻人兴致勃勃的涌入行业，另一头却是行业里的年轻人陆续出走。
「做投资意味着你在做一件自己无法 control 的事情。」曾经有过两次创业经历的吴青之前一直对自己的业务保持掌控度，并且享受于此。
但显然 VC 并不是这样。「你对一个项目接触的深度是由老板决定的，如果老板不看好，你也就没办法继续跟进。」这不仅是吴青一个人的感受，而是投资机构里执行层的集体尴尬。
但即使一个年轻投资人可以独立于合伙人自己对项目进行判断，掌握决策权，他自身的能力在一次成功的投资里又能起到多大作用？
「60% 的运气，20% 的资源，10% 的努力和天 10% 的天赋。」这是黎远给出的答案。
胡博予在 DCM 时遇到了快手，而如今再谈起这个明星项目，他也毫不掩饰的承认：
「投进去纯属运气，动作快，而且如果当时能成功见到美拍的人，说不定就投了美拍。」
投资人们都不否认理论和逻辑框架的重要性，只不过，在个人能力面前，他们几乎都更强调运气和大势。这让投资这件事本身就变得难以掌控。
而想要摆脱这种难以掌控所带来的不安的人，离开了。
吴青选择进入一家 FA。「做卖方的话 deal pipeline 会比较大，一个个项目推进下去，总是会有些成果。」相比投资，FA 拥有一个更加标准化的流程，吴青觉得，只要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位，推进到无法推进为止，即使失败也没什么遗憾。「至少我明确地知道我是这个项目的 owner。」
比起没有掌控感，学习曲线放缓则更让戴康焦虑，而这也成为了他离开 VC 的主要原因。
随后，他加入了他参与投资的第一个项目，而他选择的职位是 CEO 助理。「CEO 需要汇集所有需求、了解所有信息、快速做反应，所以他一定是在迅速成长的。那么，我会假设离 CEO 越近，成长曲线越好。」
同样选择加入自己 portfolio 的王岩倒是没有太多不安和焦虑，他只是想做点冒险的事情。「我骨子里总是有一股蠢蠢欲动的东西在作祟，我没想过做一辈子投资人。」
「投资人创业」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
大多数人认为投资人不适合创业，连王岩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投资人习惯于考虑风险、分散投资，没有人愿意把所有钱 all in 在一个项目上。但创业就是 all in，赌上你的 career。」所幸天性乐观的他早已经想好了冒险的后果：「大不了公司没做成再回来做投资就是了，这件事的 downside 对我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当然，从投资人变成创业者，要承担的不仅是风险，还有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完全转变，这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挑战。
在创业公司的两年让戴康变得更加务实：「在 VC 的时候，我都是在理论上解决一个问题，但在创业公司我需要把这件事执行到底，会把一个理论上的问题无限拆解到最小单元的维度，在每个维度上给出解决方案。创业公司需要执行，所有不能给出最后解决方案的行动、策划、接触都是无效的。」
而对于王岩来说，他遭遇的是「带团队」方面的挑战。「投资都是单打独斗，自己做好判断就可以了，像一个猎手，但做一家创业公司的 COO 意味着你要做羊群中的头羊。」
昔日的投资人们在创业公司的每一天也在面临新的焦虑。正如许多创业者的感受：创业就是和时间赛跑，公司每天都面临着生死的考验。而对于做出选择的投资人来说，这大概又会是一段焦灼但投入着的时光。
7、迷茫中的自我救赎
尽管不少投资人的热情和坚持被焦虑、不安、迷茫、失望所蚕食，但也依然有很多年轻人对这份职业爱的深沉。在被挫败拽入谷底后，他们总是选择看到希望，然后拍掉身上的尘土，再次出发。
如今入行 3 年的周奕已经辗转过 2 家投资机构，投出过数个估值在 1 亿美元上下的项目。他说，「目前对这份职业很满意」。但实际上，这几年他也并非一帆风顺。
头 5 个月里，周奕一直处于认知和判断缺失的阶段。「当时我没有自己的 view，没办法从自己的过往经验来判断一个项目好不好，非常依赖于同事和老板的反馈。」
但他一直在调整，试图把自己从迷茫中解救出来。
第 6 个月，他终于鼓起勇气自主的推了一个项目上去。这个「第一次」是他强逼自己学会下判断的开始。「合伙人给了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很多本不该给予的权利和责任，这逼迫我不得不提前成长。」
这种成长虽令人痛苦，但也帮他更快的看到希望。
他变得更加努力。2015 年下半年，已进入第二家机构的他花大半年时间把自己关注领域内所有的项目几乎都看了一遍，开始对行业有了自己系统的判断，尤其是对市场上被疯狂追捧的项目也有了不从众的观点。「现在，至少在我关注的领域内，合伙人都会相信我的判断。」
巧的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他在第一家机构出手的项目也开始有了亦或好坏的结果。「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就这么过了那个急于靠投项目证明自己的阶段了。」
角色的转变让他的思维方式开始更加接近一个成熟的投资人。「我会开始更加关注项目自身能不能赚钱，或者是不是一个能够 save the fund 的项目。」 看着 3 年时间里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成长，他更加坚定的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但跟周奕这样能够自己拿项目，甚至体验跟 3、4 家机构的 VP 一起抢项目的投资人相比，许扬杰就没那么幸运了。
「将近 2 年的时间里我推的项目老板都没有投。」并且，由于自身机构投资方向的转变，他所关注的市场对于公司来说变得不那么重要。「整个 2016 年我几乎都在休息。」
虽有焦虑，但他却并没有对这个职业丧失信心。投资人的身份让他可以不断接触到那些「最聪明的人」。并且，因为在投项目上没有了压力，他可以不带目的的、轻松的与这些聪明人交流。「我对今日头条很感兴趣，就通过各种方式认识了二三十个头条的人，把这家公司彻底了解清楚了。做投资不一定非要到处聊项目，一个典型案例同样可以带来很多收获。」
虽然暂时离开了 VC，戴康言谈间依然流露出「很可能过几年又回来了」的憧憬。「当时跟我的老板商量过，他建议我去一家创业公司锻炼一下，这样如果再回来做投资的话也能更好的理解公司。」
吴青也是如此。「做过 FA 之后再回到买方，会更有耐心应对那些不可控的事情，好好等待机会。」
想要留在行业里的投资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心练得坚硬又平和，让它能抵抗情绪的干扰，这是他们让自己走下去的方式。
胡博予说起自己在 DCM 时的感受：「那时我还处于 VC 成长曲线的早期，特别兴奋，喜欢的项目就拼命推。我想不起来当时还推过什么不靠谱的项目了，肯定推过，被合伙人给毙了。当然也有比较靠谱的，比如滴滴，知乎之类的。但人就是这样，会选择性记住好公司，同时遗忘烂公司。」
VC 到底值不值得年轻人投身其中？没有人可以给出一个结论，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是冷暖自知。不仅是对财富和功名的欲望，还有对知识和成长的渴求，这一切都推着一群年轻人在资本的潮水中不断向前求索，哪怕他们看不清前方到底是什么。
这些前赴后继的年轻人，想要参与到这个充满荷尔蒙的商业世界中来，而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正在真切的影响着这个商业世界的样貌。
而对于更多人来说，无论是咬紧牙关的坚持，还是灰头土脸的离开，哪怕参与过一场充满想象力的厮杀，也足够了。
*应部分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梨远、周奕、王岩、戴康、吴青、许扬杰等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