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性别：中国农村老年妇女记忆中的生活史为何重要？

按：长期以来，中国农民的声音是被忽视的，农民甚至被视为愚昧落后的象征。而农村中的女性，则更处于边缘社会中的边缘，她们的声音一直以来淹没于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解放、建国、集体化……这些官方的话语能否涵盖她们的生活？在她们的记忆中，那些年代有着怎样的悲欣往事？具体的土地、经济或婚姻、育儿政策如何影响了她们的一生？

美国女性社会学家贺萧（Gail Hershatter）历时十年，深入中国陕西农村，访谈了72位老年农村妇女，聆听她们的声音，打捞即将逝去的历史，写成了《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一书。这些妇女从当下的制高点叙述自己的过去，她们强调了自己固有的美德、重要的功德和深藏于心底的怨恨。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农村及当下，她们的记忆能对我们说出怎样的故事？在她们的故事里，社会性别作为一条权力、差异和集体轴线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通过展现这些记忆，贺萧有力地审视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以及社会性别在社会主义产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喜福会》作者谭恩美说：“书中的每一个口述故事都是如此令人着迷、令人惊异，并为历史赋予了一抹——通常是令人心碎的人性色彩。正如此书所示，历史不仅仅是记录下来的事实，亦是那些曾经无法发声的人们的记忆。”

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经人民出版社授权，节选了《记忆的性别》一书的导言部分，与读者一起倾听陕西农村老年女性的生命故事，并一窥学者贺萧的研究与写作心路。

《记忆的性别》导言节选

1938年，张朝凤五岁。母亲在外出一个月后返回家中。朝凤跟父母、祖父母以及从河南一路乞讨来到陕西的饥民们住在一起。她有一个哥哥，妹妹则在出生不久之后就被送人。随后母亲离家去给一户人家的孩子当乳母挣钱。

朝凤的母亲揣着一个月的工钱——全部是清脆崭新的法币，高兴地把朝凤叫到跟前。朝凤握着蓝色的票子，将它们举到房里唯一的油灯下，想看得更仔细些。太近了，“呼”地一声，钞票着火了。

对于六十多年前的这件事，朝凤叙述得极为简略。尽管这个故事被极度轻描淡写且拥有灼炙的意象，它却敞开了一个让倾听者自行去想象的结尾。朝凤没有赘述细节，也没有说明当钱烧起来时她自己有什么样的反应，她亦没有去猜测母亲当时眼看着自己一个月的劳动成果——在送走第三个孩子之后才得以挣到的钱——化为灰烬后是什么感想。

朝凤在叙述中已经提及，钞票烧毁之后过了三四年，母亲因无法养活她，以四十斗小麦的价钱将她卖给一户人家做童养媳。不过，她并没有将烧毁的钱和她八岁便永远离开家乡去另一个遥远的地方这个事实划上什么因果联系。这个故事孤零零地在一份长达22页的中文访谈稿中占据着三行多一点的空间：一个母亲的归来，瞥了一眼的蓝票子，一束蹿起的火焰。

记忆所在之处

记忆可以是生动、炽热和短暂的。让听者不安的是朝凤的故事里那种感官的直接性和未言明的毁灭性。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燃烧的钞票视为朝凤童年最严重的创伤，一个决定了她此后命运的事件，一个她生平自述的起始点。然而，我们只是在偶然以及顺带的情况下，才得以听到这个故事。

张朝凤一开始并没有谈论这件事。我和我的合作研究者高小贤去采访她是因为村干部们告诉我们她曾经是童养媳，1949年解放之后，她离了婚，和一个自己选择的男人结了婚，并在1958年被选为村妇女主任。我们本来是去听一个八岁即被卖的女孩如何成长为一个革命积极分子的故事。当朝凤讲述那个故事时，我并非很巧妙地打断了她，问了她出生时家中有几口人这样一个事实性的问题。“六口人，”她说，“爷爷，奶奶，爸爸，我妈，哥和我，”接着她顿了顿，像是突然记起了什么似的，“还有一个妹妹给了人家。”然后便是钞票着火的事。

这个故事对朝凤的意义依然隐晦不明。她讲这个故事时未带任何特别的情感，也没有停下来对故事作任何评论，紧接着她便继续诉说家里是如何贫困。一个历史学者也无法从这瞬息即逝的记忆里抽取出更多关于宏大经济背景的信息。朝凤的粗心之举到底损失了多少钱？一个小孩能拿的纸币可以是一张，也可以是一卷，她的措词并没有对此作出区分。在20世纪30年代末，多家银行发行的蓝色纸币可能在陕西流通。朝凤没有具体描述在钱着火的一瞬间她看见的是什么样的纸币。作为一个五岁的孩子，她不可能知道1938年一个陕西农村乳母的工钱是多少，也没有任何书面记录为我们提供答案。更有可能的是，这个细节——如果我们确实掌握了细节的话——根本无法让我们估量朝凤家在失去这些工钱后还维持了多久。朝凤的家当时安在一座废弃的破庙里，村里其他地方挤满了从河南逃荒来的难民。祖父和父亲寻找打短工的活计，母亲有时为别人摘棉花，每摘一斤原棉可以换取四个馒头。没有活干的季节，她就带着孩子们外出乞讨。我们需要知道成年人找到工作的概率有多大，要向当地政府缴多少杂税，地方的粮食市场如何运行，以及新抵异乡的外来家庭可以获得怎样的短工收入。而朝凤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被卖给别人抚养时，年纪都非常小，她很可能从来都不知道这些。

朝凤的记忆无法让我们重新去捕捉一个孩子失去的世界，或是一个历史学者失落的社会，然而它却给了我们其他东西：出人意料。朝凤为我们引入了许多由20世纪50年代党和国家提供的主题，但她的故事使这些主题变得混乱、复杂，有时甚至与它们脱轨。例如，她确实成为了一个革命积极分子和村里首批党员中的一员，然而她犹豫了数年，才最终跟那个虐待成性的童养媳丈夫离婚。她带着痛苦忆起这个决定，并非为这段婚姻而痛苦——她的丈夫常年离家在外工作，跟她在一起的时间极少——而是因为她与婆婆的关系极为亲密。党和国家提供的那些简单的从压迫走向解放的故事不一定是虚假或者方向错误的，但这些故事还不够。

我将朝凤对自己生平的记述称之为一个足够好的故事。我所说的一个足够好的故事并不能让我们对过去有一个完整的理解，但它出人意料并且引发思考，根据聆听者的不同需求而朝不同方向放出线索。一个足够好的故事可供再阐释；可以被编织进许多更大的叙事里。聆听朝凤及其他陕西农村妇女们的故事，并关注这些妇女们的叙述如何互相强化或互为矛盾，这种做法本身并不能让我们去构建历史，然而这些足够好的故事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如下问题，即我们对中国早期农村社会主义历史的讲述为什么不够好，哪里不够好。

缺失的历史

1996年，我和高小贤开始在关中和陕南的村庄搜集农村老年妇女记忆的生活史。高小贤土生土长于陕西，是省妇联研究办的主任和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的秘书长。自从在1992年的一次会议上相识后，我们就一直谈论社会主义体制下中国农村的生活是多么不为世人所知晓，而中国新兴的妇女研究领域又是如何大多只致力于对城市的研究。我们希望在衰老和死亡湮没这些农村妇女之前，引出她们对20世纪50年代的叙述报道。

对我这样一个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历史学者而言，这项研究计划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填补我教学大纲的一个空白。我教授20世纪的中国史，志在囊括多种不同的声音和研究方法。在教授有关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时，我每年都会搜寻新材料为教学所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年间，国家发动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运动，力图对土地所有权、婚姻、组织工作、个人的自我理解、个人的社区和个人的过去等方方面面进行重塑。而官方关于这些运动的记录则往往是一张简单而乏味的清单：婚姻法、土地改革、思想改造、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百花齐放、反右运动、人民公社、“大跃进”。官方的声音主导着这些史料，宣称国家的空间终于得以稳固：边疆已被修整，归入版图并得到保卫；党和国家均衡地管理国家内部，对领土有着全面的管辖。这种文件还为我们假设了一种可称为“运动时间”的新时间。这种新时间将1949年之前的历史与“解放前”这个词划分开来，并将国家运动与大众对这些运动的参与作为衡量当前的标准。这些运动中的每一项都相继经历了被发布、宣传、遮蔽、修正和废止的过程。聚焦的都是运动的目标，而非运动实施的不均衡和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社会影响。关于这些由国家发起的运动的描述基本上千篇一律，只在地方人事部门、社区摩擦的具体根源以及（近来多有讨论的）领导的失误程度等方面有差别。

这些运动在城市权力中心以外的影响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海外的社会学者们有时用难民访谈来弥补官方记录的不足，他们的学术研究着墨更多的必定是城市而非农村。最终，城市知识分子们一些长篇累牍的回忆录也加入这类研究，这些回忆录详细叙述了他们如何最初对革命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到后来遭遇越来越多的挫败，最后为国家拒斥并在1957年被列为右派分子的过程。但即使加上了他们辛酸的声音，这些运动框架之外的5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一块毫无特色的历史地域。

尽管农民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之多，他们在这场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戏中却被归入跑龙套角色的范畴。从文字印迹来看，农民在50年代对土地划分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几年后为了土地集体化几乎无条件地放弃了获得的土地。他们抵制1950年的《婚姻法》并减弱了其效力。他们曾热切地参与到“大跃进”早期的活动中，砸碎炉灶并捐献出全部家当用来在后院炼钢，结果在“三年困难时期”大批地挨饿。这些国家措施在当时是如何被理解，尤其是如何被远离国家宣传中心的地区以及农村的妇女所理解——这些方面的信息远比文字记载的资料更难获取。

和全国大部分农村一样，在20世纪中期的陕西农村，妇女既是革命性变革的对象也是行为的主动者。随着1949年共产主义的胜利，中共政权对农村的社会关系以及理解这些关系所使用的类别范畴进行了迅捷有力的重组。这些类别范畴中有一项便是社会性别。当工作组在50年代初重新分配土地并计算配额时，他们将妇女算作是完全的家庭成员。当1950年的《婚姻法》对结婚和离婚作出新规定时，国家宣布停止买卖童养媳，并宣扬妇女挣脱包办婚约和终止受丈夫虐待的婚姻的事例。国家支持的扫盲运动吸引了妇女入“冬学”，公共医疗运动将受过无菌分娩技术训练的接生员送到农村。随着农业集体化的展开，大的工作组将妇女吸纳为劳动者。有关土改、婚姻改革和集体化的早期报道都强调妇女如何积极参与这些运动，并表明农村妇女解放后的生活与解放前判若云泥，无法相提并论。然而，在这一系列的农村重组和剧变中，农村妇女的声音，她们如何回应这些国家运动，她们的日常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受到50年代政策的影响——这些问题依旧陷于沉寂之中。在文字记载中，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妇女”形象随处可见。然而，在偶尔表现出对解放和集体化的热情以外，还拥有个人历史的有名姓的妇女却并不多见。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海外的女性主义学者便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待革命对妇女（包括农村妇女）带来的后果。这些研究聚焦在国家对社会性别改革的有限构想上，着重点主要是恩格斯关于妇女应该成为家庭之外的有偿劳力的理论。学者们指出，国家容忍妇女婚后居住在男方家，导致妇女在母家和夫家都处于从属地位；国家在面对地方抵抗或者需要顺从其他当务之急时，乐于将社会性别平等轻描淡写或者将其置于其他当务之急之后；国家对集体的建构是以男性亲属关系网络为基础的。与早前关于国家运动的报道相似，这些关于妇女的学术研究必然依赖国家资料并且试图去考量全国范围内的变化。即使作者们带着怀疑的态度去审视这些材料，他们也不自觉地将国家发布的政策视为主题。农村妇女主要是以被动员者的形象出现在这些研究中。作为国家特定干预行为（集体化、1950年的《婚姻法》）的热情拥护者，她们的声音亦清晰可辨，尽管她们担任的是公式化和常规性的角色。但她们是如何参与政府政策和地方社会实践，并如何在参与的过程中重塑自身——这些信息则更难以获取。

有关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文化历史——生活的纹理质地和细微差别，国家革命早期的感觉、意义和地方痕迹——仍然晦暗不明。作为一个已经在有关城市工人阶级、20世纪80年代女性、娼妓的研究书籍中运用过口头叙述的中国史学者，我担忧有关那段历史的可能的资料——铭记那些年的人们的声音——会很快变得难以获取。去发现在农村妇女身上发生了什么的唯一途径就是去采访那些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还在世的妇女们，本项研究计划也开始于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的问题则从一开始就与另一个问题缠绕在一起，即她们在时隔四十多年以后以及在历经这期间的种种事件之后，还记得什么？这期间的事件必然地改变了50年代所被赋予的意义。

我的研究合作者高小贤关注的问题既有重叠又有不同。她于1948年生于西安，对陕西农村非常了解。她童年有部分时间在陕西农村的祖母家度过，并在“文革”时期以“下乡青年”的身份返回到那里。她系历史学与统计学出身，也对口述史研究感兴趣。到90年代时，她在妇联及一个新的非政府组织的工作让她参与到设计以妇女为中心的农村发展项目中去。她很快认识到，80年代的第一个十年农村改革深刻地受到50年代集体主义的影响。社区基础设施、街坊邻里动态、家庭关系、宅居与遗产继承模式、社会性别分工、个体欲望：所有这些都曾在集体化时期被重塑过，并为后来的经济改革创造了可能。她认识到只有将要改变的环境考虑进去，才能制定出良好的发展政策。她认定，探询集体化时代是如何塑造了妇女的生活与劳动便是一个很好的起始点。在本科学习历史期间，她曾对妇女在家庭纺织中长期发挥的作用等问题感兴趣，然而这些问题虽被提出，却没有得到解答。

由于本项研究，我和高小贤各自展开了面向不同读者的写作计划。她打算利用从我们共同的调研中所获得的材料写一本中文著作：记录过去50年间农村妇女劳动和再生产劳动的历史。我们的研究兴趣在一系列核心问题上达成一致。如果我们将一个被双重边缘化的群体——农村妇女——放置在我们对50年代的探索的中心，那么对于国家政策产生的影响以及地方对这些政策的吸纳和重组，我们可以了解多少呢？如果我们依据一个农村社区作为有利点，并认识到农村各个地区差别甚大，那么诸如土地改革、合作社、集体化以及“大跃进”等50年代的国家运动对农村的妇女工作又有何影响呢？解放前，什么样的工作被认为是体面并且吸引妇女们的，这些工作在50年代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农村的妇女生活是如何发生改变的？谁是主要的活动积极分子，她们在地方上的事件中有多重要？妇联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地方领导层是如何发展的？妇女工作的变化如何影响家庭经济、家务劳动、性、婚姻以及育儿？社会张力的最大根源是什么？妇女对自身、她们与娘家的关系以及她们与夫家的联系的看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她们是如何将自己的生活与她们的母亲和（外）祖母们的生活进行比较的呢？她们从当下回顾50年代，是如何将当时生命中发生的变故与后来的变化作出比较呢？历史学家琼·凯莉（Joan Kelly）曾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问道：“女性有文艺复兴吗？”如果她书写的是中国而非欧洲，那么她也许会问，中国妇女有没有发起革命？如果有，是什么时候并以何种方式发起的呢？

（本文节选自《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一书导言部分，经人民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