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可以与哲学家、文化理论家斯拉沃热·齐泽克畅谈未来，你会问出什么问题并得到何种答复呢？
2009年5月，齐泽克曾在《新左翼评论》上发表文章《如何推倒一切，重新来过》，他引用了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最后一部散文小说《向西去啊》（Worstward Ho）中最后一句话：“再尝试，再失败，更好地失败。”齐泽克试图以此表明，列宁当时有一个主张：不仅要放慢脚步，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而且要重新回到起点，推倒一切，重新开始。用著名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话说，革命的过程不是循序渐进的过程，而是重来复去的过程。
那么，推到一切究竟是推倒什么？重新开始又要开始哪些？如果说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的联姻已名存实亡，那么我们该如何如何设想一个新的未来？为全球资本主义寻找一个怎样的替代方案？新型的美好社会是何种形态？如果我们不选择“推到一切、重新开始”，什么样的未来在等待我们？如果说是一种新威权主义，那么它危险在哪，又与旧威权主义有何区别呢？在《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一文中，齐泽克带着读者向未来窥视了一眼。
这篇文章收录于《突破可能性的极限》（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5月版）一书中，作者齐泽克在书中敏锐观察着当下最新的世界变局，从金融危机、中东动荡等入手，对当今欧洲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面临的困境做了前沿的分析，试图不断探索新的出路，对无产阶级、私有公共空间等传统理念进行了拓展，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世界范围内的生态问题、政治局势等展开了全新解读。齐泽克在最后提出，“我们必须拆掉何者可能与何者不可能之间的界限，并以新的方式重新界定这条界线”，即我们不能受“可能性”的约束，要突破可能性的极限，方才有未来。
《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读者希望从你的共产主义概念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但他们可能已经感到失望。我也相信，世俗左翼的义务不仅在于为意识形态而战，而且在于推倒一切，重新开始。你曾经引用列宁有关贝克特式最佳结局的谈话。正如你在引用列宁的话时所言，推倒一切，重新开始，会带来巨大的问题。你曾经提到，实际上，如今资本主义无法迈过的难关是，我们无法设想一个切实可行的替代性选择，以替代全球资本主义。我们真的无法预想一个替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替代性选择？何者会成为我们唯一可能的选项？你如何描述新型的美好社会？关于未来，你是怎么想的？你渴望得到怎样的社会？
齐泽克：如果你问我，我们的未来会如何，那么，我设想的社会样式是这样的：你是否看过特瑞·吉列姆特瑞·吉列姆（Terry Gilliam，1940～ ），出生于美国的英国剧作家、电影导演、动画设计师和演员，迄今为止执导过12部故事片。1968年放弃美国国籍，加入英国国籍。执导的精彩影片《巴西》《巴西》（Brazil），又译《妙想天开》、《异想天开》，上映于1985年。本片内容跟巴西毫无关系，它讲的是有关未来英国的故事。未来的英国是官僚独裁之地，管道遍地，办事繁琐，官僚作风严重。因为一个意外的错误，一个无辜者被捕并被害。主角是政府大机器中的一个小螺丝钉，碰巧发现了这个错误，由于良心发现，尽力纠正错误，结果越陷越深，最终无法自拔……？
它上映于近乎30年前，但那是一部出色的影片，一部疯狂到家的喜剧，展示了未来英国的面貌。未来的英国虽然由极权主义政权统治，却不乏隐秘的享乐主义快感。当然，快感不是庄严肃穆的威权式的（authoritarian），而是大权在握的格劳乔·马克斯（美国著名喜剧电影演员，马克斯三兄弟之一）式的。意大利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迈出的第一步，岂不接近于此？而且，在某些国家，在私人生活层面，没人关心你私下里获得的变态快感，只要别招惹政治，即告万事大吉。它不再是典型的法西斯主义动员。
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正在穷尽其局限，我们需要采取步调一致的大型社会行动。否则，我们未来必将类似于电影《巴西》中的情形。我觉得，在规训秩序（disciplined order）的范围内，新威权主义将不同于旧威权主义，但它将导致怪异社会（strange society）的出现。在这样的怪异社会中，在消费主义和私人生活的层面上，你将获得全部的性自由，获得你想获得的一切。与此同时，你将拥有某种非政治化的秩序（depoliticized order）。这个想法很可怕。那么，我们应该对此做出怎样的评价？在共同感（译注：common sense，一般译为“常识”。为了强调“共同”二字，这里译作“共同感”）、共同方式（译注：common manner，一般译作“常见礼仪”。为了强调“共同”二字，这里译作“共同方式”）的语境下，共有物的另一个意义至关重要。这是我为什么喜欢令人震惊，告诉他们说，我支持威权价值观念（authoritarian values）的原因。
支持威权价值观念，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不妨举例说明之。我不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国家中，在那里，你不得不与人争辩，强奸妇女是不对的。这很淫荡。连这样的价值观念都需要大肆争辩，这是怎样的社会？我愿意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在那里，毫无疑问，强奸绝对被视为令人恶心和发疯的事情。这道理同样适用于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对某个社会的伦理状态的权衡，不依赖于某些被人争辩的事情，而依赖于某些被视为不成文的规定而被全然接受的事情。比如，在欧洲，你看不到“不许随地吐痰”、“不要丢弃食物”之类的标语。我并非在高高在上地蔑视他人，我只是听说，在个别国家，真有这样的标语。但是在欧洲，人们不经思索就能理解。你根本不需要把它写到墙上。我觉得，这就是社会的伦理标准。这标准不是明确禁止或允许的东西，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而又毋须提及的东西。如果你看欧洲，不难发现，标准正在急剧降低。
从这个意义上说，二三十年前被视为无法接受的事情，如今越来越多地得到了认可。比如，二三十年前，让极端右翼执掌政权，这个想法是不可接受的。极端右翼已被“革出教门”。所有小型的新法西斯主义政党，如奥地利的约尔格·海德尔（奥地利政客，一直秉持极右政治立场，支持德国纳粹），法国的让－玛丽·勒庞（法国极右党派国民阵线领导人），莫不如此。我们不搭理他们。我们身处民主社会，所以我们宽容他们。但要让他们执掌政权，那绝无可能。但这原则已经轰然倒塌。你现在在奥地利和别的什么地方，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突然成了值得尊敬的人。我们是这样看待法西斯主义的：到目前为止，在欧洲达成的共识是，法西斯主义是个坏东西。但是现在，你必须为此展开论争。而且，如同我断言的那样，和法西斯主义一样，种族主义也会越来越多地引起论争。甚至在埃及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我觉得，西方会越来越多地被迫放弃民主制度，即使我们必须坚守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这样说会变得越来越时髦：“是的，民主制度。但你不能直接实施民主制度，有些人还没有成熟到那个地步。”以色列已在公开这样说：“我们支持穆巴拉克，因为埃及人还不够成熟，无法在那里实施民主制度。”但这岂不具有讽刺意味？因为这次革命本身证明，埃及人渴望民主制度。我真的觉得，我们正在迈入具有潜在危险的混乱时代。我认认真真看到的，是不同于法西斯主义的新威权社会。我不喜欢许多人宣称：“啊！这是新法西斯主义！”我不喜欢“法西斯主义”这个术语，因为我要表达某种新东西。我甚至不喜欢他们以隐喻的方式使用该术语。他们以隐喻的方式使用该术语时就像在说某种精密之物，但他们全部的所作所为都暴露出，他们缺乏分析。
有人把如今发生在匈牙利的事情描述为法西斯主义。他们在这样做时，不过是在说：“我不喜欢眼前发生的事情，它们只是令我想起六七十年前发生过的事情。”这可不好。我觉得，世界如今正在寻求真正的替代性选择。你愿意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吗？在那里，你要么选择盎格鲁－撒克逊新自由主义，要么选择亚洲新加坡式的具有亚洲价值观念的资本主义。令我提心吊胆的是，借助于这种具有亚洲价值观念的资本主义，我们会得到远比我们的西方资本主义高效和活跃的资本主义。但我并不认同我的自由派朋友怀抱的希望。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的联姻已经寿终正寝。华尔街给我提供的教益是，有了真正的乌托邦，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拥有不同的社会。真正的乌托邦只是事物实际的样子，实际事物会无限期地、一如既往地延续下去。我敢断定，我们就要做出某些艰难的决定。如果无所事事，那我们显然会进入新的威权秩序。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7-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