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建筑师贝聿铭正在经历一生中最艰难的挑战，地点在美国东海岸最保守的城市——波士顿。
之所以说波士顿保守，是因为这座城市以其历史悠久、典雅含蓄的殖民风格建筑为豪，摩天大楼在这里不被视为繁荣的标志。城市元老们甚至使用对市内建筑限高的办法来捍卫这里维多利亚式的天际线，任何试图改变其19世纪城市布局的想法都很难被落实，居民们将考帕列广场自诩为“新英格兰的雅典卫城”。最重要的是，这座城市拥有比其他美国城市更多的建筑设计师。
可想而知，贝聿铭在这座城市接手一个60层高楼设计规划的需求时所面临的压力。当时贝聿铭的设计事务所开张刚过10年，但在波士顿已经颇有知名度，他在1966年夏天完成了对于汉考克大厦的设计方案，汉考克大厦的委托方来自一家历史悠久的保险公司，他们希望贝聿铭能够在建筑上压倒自己的对手品牌，顺便改变波士顿的天际线。贝聿铭对方案修改了6次，最终的定稿颠覆了当时在纽约和芝加哥流行的机械重复的盒式玻璃建筑，它包括了起伏的流线型玻璃墙、几何状的壁阶以及锯齿状的削角。
这座大厦在1968年8月破土动工，但公众和建筑同行都不买账，一位建筑师致信给《波士顿环球报》称：“无法想象在这片土地上还能建造出比它更愚蠢、更不和谐的建筑。”波士顿建筑师协会则发表了一份委婉批评的声明：“我们原指望会出现有别于自我中心主义表述的东西。”
真正的灾难还是在几年后，1972年夏天，即将投入使用的汉考克大厦上的某些玻璃片开始出现裂缝，但这还不足以引起保险公司的重视，他们派人使用胶合板替代了那些隔热窗玻璃，并在对外的通讯中称，玻璃出现裂痕的原因来自高空垃圾的刮擦。第二年，风暴从西北部侵袭波士顿，汉考克大厦附近的数百扇窗户被这座建筑脱落下来的玻璃碎片打破。建筑危机终于爆发了。
新闻媒体将此事件演绎成耸人听闻的案件，出租车司机们则为汉考克大厦取了各式各样的绰号，几乎全美的报刊和电视台都关注到这起事故。作为风波的核心人物，承担这幢建筑设计任务的贝聿铭和他领导的事务所，显得痛苦不堪。他们意识到这是一场足以造成品牌毁灭的公关灾难，事务所给所有雇员下达了要求，命令他们不得与媒体接触。但这阻止不了汉考克大厦上的玻璃继续破碎、脱落。
同时，另一项对大厦的检查表明，汉考克大楼会在大风中猛烈摇晃，高层住户甚至能够察觉到这种摇晃。而顾问团队给出的建议是增加1650吨斜撑钢柱来加固大厦，这将增加至少500万美元的成本。
直到1973年10月，玻璃破损的原因才被查明，它并非来自大厦的奠基作业或者风暴的威力，而是源于玻璃材料本身的症结。对于建筑工程专业的人员，类似混凝土之类的建筑材料往往有专门课程用来学习了解，但对于玻璃，1960年代的大多数人仍然将它当成制成品、而非建筑材料使用，贝聿铭也不例外。他在这个项目中采用了一个不可靠的技术——涂有反射覆面的双层玻璃。但事实上，当阳光照射产生的热量达到一定程度，或者大厦遭遇轻微颤动时，两层玻璃片之间易碎的铅制隔离器就会出现裂缝，并将裂痕扩展到玻璃本身，最终，整幢大厦上的10334扇窗户几乎都会遭遇一样的下场，唯一的选择是将这些不可靠的玻璃全部更换。
这两个缺陷为汉考克大厦抹上了舆论阴影，并让工程预算从原来的7500万美元猛增到1.2亿美元以上。在技术问题解决以后，一系列诉讼案依旧纠缠了汉考克大厦的委托方直到1981年，他们几乎把和建筑项目有关的所有人都告了，首当其冲的就是贝聿铭，他被指控“提交了技术不娴熟的设计方案”，而玻璃制造商则控告贝聿铭“在风力负载规格上犯有严重错误”，贝聿铭也不甘示弱，反告玻璃提供方隐瞒了技术缺陷。总之，汉考克案后来成了美国建筑史尚最错综复杂的诉讼案件，这些被告最终都和原告们达成了和解。
对于建筑师而言，成为这样一个烂摊子的核心人物绝非好事。贝聿铭的合伙人考伯对于整件事的评价是“既臭名昭著，又竭力摆出高姿态”，贝聿铭本人损失惨重，地位显赫的客户们很快获知他是一个风险很大的建筑师，他们不愿雇佣一个被控有失职行为人来设计自己的企业大楼，即便那些诉讼已经结案。
在汉考克案以前，贝聿铭的人生一路顺利，他出生在中国的一个望族，在1935年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并且一路都受到名人或巨匠们的帮助指引——包括艾默生、格罗皮厄斯和威廉·泽铿多夫，甚至肯尼迪家族。作为一名技术过硬的建筑师，贝聿铭在拉拢业务和与避开政治牵连上本领超群。人们甚至私下用“中国的梅特涅（拿破仑时代的奥地利外交大臣）”来称呼他，很难相信这种绰号会落在一个建筑师身上。
波士顿让这个一帆风顺的成功者栽了跟头。汉考克事件后，贝聿铭引以为豪的业务技巧也变得苍白，他在1969年接下来IBM的一个办公楼设计方案，但1973年后，IBM用另一位可靠的现代派建筑师爱德华·巴恩斯取代了贝聿铭。1974年，约翰·洛克菲勒三世挑中了贝聿铭担纲为其创立的亚洲协会设计一座新的文化中心，但最终，洛克菲勒三世对贝聿铭提出的方案没有表示满意，亚洲协会的项目被移交给了其他事务所。
此时的贝聿铭处境只能用糟透了形容，1970年代的建筑业还处在萧条中，而建筑师与客户之间的资金往来通常周期很慢，他的事务所走到了破产的边缘。但贝聿铭的生命里，蕴含一种处变不惊的特质，这让他通常对糟糕的现状采取轻描淡写的态度。就在几年前，他和家人在柬埔寨游览吴哥窟时，遭遇到了游击队的袭击，他们和同伴租了一辆小车逃向泰国关卡。在这种生命攸关的时刻，贝聿铭仍能在路边的水果摊停车，品尝榴莲的味道。
这次也一样，贝聿铭压根没打算解雇事务所中的任何一个员工，同时不甘向受挫的名誉低头。他知道自己在美国国内的声誉暂时无可挽回，于是将眼光投向海外。
在1970年代中期，亚洲的城邦国家新加坡正在经历经济腾飞，许多大型建筑项目在等待世界一流的设计师，并且，这里的银行家都认识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贻。在新加坡，他为一个金融集团打造了52层的总部大厦，一个东南亚航运大亨则委托他建设一幢办公大楼。除了东南亚，中东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也逐渐不容忽视，建筑群在沙漠边缘拔地而起，贝聿铭为科威特建造了带有拱廊的阿萨拉姆商业街。在伊朗，贝聿铭成了富豪们的宠儿，他拿下了一个又一个单子，并试图面见巴列维国王。
在美国本土的事业停滞的时候，是全球化挽救了贝聿铭，他被迫在海外寻求客户，而来自地球另一端的生意不断，无形中让他的名声开始漂洋过海，最终，这个名字会以20世纪最杰出的建筑师的身份跟随洋流遍布全球，从法国总统到中国的总设计师，贝聿铭获得了大部分设计师难以实现的操作机会。他在1970年代一度蛰伏，经过几年的喘息，在1978年终于凭借了位于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东馆的设计方案再次崛起，并留下了一幢伟大的建筑。
许多年后，当他因为卢浮宫广场项目而面对蜂拥而至的批评时，贝聿铭仍会想起波士顿汉考克大厦上发生的事，他在那之后敦促自己用更扎实的技艺和更顽强的心性去应对来自事业的挑战。尽管卢浮宫的方案让贝聿铭感到重重压力，甚至落到千夫所指——除了支持他的密特朗总统——的地步，但对贝聿铭而已，最糟糕的时刻早已在1973年的秋天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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