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记录绥远地志的《绥远志略》一书出版，书里曾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晚晴光绪年间，内蒙古草原上归化小城里来了一位伦敦的传教士，他本名杰克·乔治名，中文名华国祥。在蒙昧广阔的草原上妻子思乡成疾，为解乡愁华国祥从伦敦买来一台当时的最新发明——电影机。在放映了故国风物后，妻子的心病也好了，华国祥便把这电影机搬到财神庙里放映影片，当地的老百姓对这件新鲜洋货惊奇不已，如此华国祥的布道事业也顺风顺水了。
此后又过了大约20年，在1907年的时候，距离归化小城几百公里外的北京城里，建起了一座万牲园。王侯大臣争相从国外购买大象、斑马、狮子等献给慈禧，民间百姓也从未见过这类珍奇野物，一时间万牲园热闹非凡。又过了没多久，慈禧死后万牲园无人照料，园里动物纷纷被变卖，曾经的繁华化为沉寂。
2017年，草原上的电影机、北京城里的万牲园，纷纷长了想象的翅膀，入了马伯庸的书里。一本《草原动物园》就这样成了。这本刚刚出版的新书，故事背景正是马伯庸的故乡赤峰城，书中讲述了柯罗威教士在草原小城建一座动物园的种种经历。对于常写历史题材的马伯庸来说，这次的新书反而让他在历史与想象的平衡性上，更偏重于后者，“任性”了一次。
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信仰中找到天堂和救赎
相比马伯庸的其他作品，这本《草原动物园》的情节并非一波三折、惊奇不断，只是简单地讲述了一个固执追梦者的故事——异想天开的柯罗威传教士，为了传教决定在闭塞蛮荒的赤峰草原上建一座动物园。
这座名为诺亚的动物园里的动物都是内蒙草原上原本没有的动物，与柯罗威教士互动最多的是孤儿小象万福。万福从肮脏狭小的万牲园里来到了宽敞喧嚣的大路上，它学会了走路，学会了奔跑，学会了下河洗澡，就像洗礼一样，万福冲刷到了身上成年累月的污垢，还原它一头白象的面目。柯罗威和万福之间，说不清是谁拯救了谁，谁为谁洗礼。
对柯罗威而言，动物们带给了他的惊奇、感动，他已经分不清是为了传教而建动物园，还是为了建动物园而去传教了。马伯庸在书中这样描述这个追梦人：“一个人可以固执，也可以异想天开，当这种两种特质合并在一起时，他就会变成一团跳跃的火、一台上足了气的蒸汽机。”
一个洋教士，给闭塞落后的大草原带来了新鲜事物的冲击，这种焕然的生机和活力让赤峰城里的居民们着迷。赤峰人疲惫、焦虑甚至悲伤时，都会来到动物园待上一阵子。动物园里的动物都原本不属于这片草原，这提醒着人们，进入动物园等同于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可以说袒露隐秘、敞开心扉。马伯庸不禁感叹，这不正是梦的定义吗？
另一方面，在赤峰小城里的居民透露出淳朴的天性：无论是谈生意、祈求健康、出门远行，会成为不同神祇的信徒，哪怕神明不属于同一个体系，甚至相互矛盾，赤峰人也能处之安泰，不会因为信仰冲突而矛盾。在马伯庸的笔下，赤峰小城里有可以窥梦的白萨满巫女，有来历不明的酒肉和尚，有疯疯癫癫的野喇嘛，他们共同围坐在教士的动物园里喝酒谈天。
在《草原动物园》里，诺亚动物园是建筑在现实里的白日梦，包容了追梦者的执着，接纳了世间千姿百态的信仰，正如马伯庸在书中写到：“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信仰中找到天堂和救赎。”
用历史的钉子挂起想象
如何在历史的缝隙填上想象，这是马伯庸在写作中常需要处理的问题。马伯庸最喜欢提到的一个比喻，是大仲马的一句话——“历史只是墙上的一个挂衣钉，用来挂我写小说的大衣”。历史的钉子的作用通常是有限的，用想象创造更有戏剧性的内容血肉，才是这座动物园故事搭建的开始。
在《草原动物园》里，马伯庸刻意模糊掉了历史和想象的边界，他希望读者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亦真亦幻的感觉。除了《绥远志略》和万牲园的历史记载，这本书更早的灵感来源于马伯庸的一个梦，梦中有一群动物跟着他前进。这本书所谓的任性也就体现在了梦的不讲逻辑和跟着感觉走，没有了惊奇的情节，马伯庸表示这个故事里蒙昧和暧昧的状态是最好的。
书中不但有马伯庸的梦，还有柯罗威教士的梦，赤峰城中人的梦。这本书之所以选择以梦的角度和形式叙述，也是马伯庸另一种在历史缝隙填充想象的方式。马伯庸将梦看做是人类能想象到的最自由的状态，通过梦的角度支撑逻辑上的合理性，同时也帮助读者进入一种微妙的催眠的状态去感受故事。梦的醒来往往是一场空，书的结尾，动物园曾经的热闹繁华被一场大火烧得无影踪。一个异想天开的传教士在草原上建动物园的梦却存留在了赤峰人心中，并且一代一代地传下来。马伯庸表示，尽管结局在世俗的眼光中是失败的，但从梦的角度，某些感情已经深深植入赤峰人心中了。
除了以梦的手法为历史填充想象的细节，马伯庸也非常注重从历史原本的记载中获取灵感。在设计大象这个庞然大物如何从北京走到草原的细节时，马伯庸查阅了历史上万牲园的相关记载。万牲园初建时，大象从国外坐船到天津，又通过京津铁路运往北京，卡了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到西直门的这段距离上，最后政府特意修了一条从南二环正阳门到西二环西直门的铁路。受到这段记载的启发，马伯庸又查阅到从北京到赤峰并无铁路，却有一条官路之外的小路，小路沿途有植被茂盛可以支撑大象的饮食，于是一个依据历史的细节便完成了。在历史与想象如何互动又如何平衡性的这一点上，马伯庸主张在深入历史的基础上发掘那些不同于人们熟知标签的侧面，力求让历史写作变得既好玩儿，又合理。
“我回家的方式就是写了这样一本书”
《草原动物园》中故事的发生地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在于赤峰是马伯庸的家乡。“每个人都或多或少都有一两次想写写自己家乡的冲动，方式或许不同，但每一个作家早晚都要回家，我回家的方式就是写了这样一本书。”马伯庸把儿时记忆里熟知的故乡面目放进故事里，例如书中的马王庙就是马伯庸小时候常去玩的地方。在熟悉的环境下，马伯庸的创作不仅更加游刃有余，同时融入了对乡土的个人情感表达。
赤峰给马伯庸的印象概括起来就是“大杂烩”，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基督教、道教等并存，同时还有世俗里不信教的人。因此在这本书里，基督教、佛教、萨满教之间既有矛盾有时又可共处，，宗教与世俗民众之间的关系也是微妙地发生着变化。书中主角柯罗威教士是基督教徒，当被问到为何选择基督教作为主要叙事角度的时候，马伯庸解释对中国来说佛教道教等已经长久地与中国文化交融了，而基督教带有强烈的外来气质，自然也会带来无限的冲突压力。
对于宗教之间、宗教与世俗的冲突，马伯庸表示他并没有任何特定的意见要表达，反而通过赤峰城了形形色色的人，表达现实里他见过听过的各色意见。这样一个纷乱的环境中，马伯庸一直在思索多元文化是否可以和平共处，又该如何和平共处。马伯庸通过《草原动物园》提出了这个疑问，他并没有回答，而是将问题也抛给了读者，希望他和读者能共同思考答案。
赤峰本身的草原环境就带有开阔、包容的特性，宗教与世俗、不同宗教之间、赤峰人与新奇野生动物、追梦与现实、亚洲草原环境与非洲草原动物，种种冲突与矛盾在这里发生。至于矛盾和冲突究竟要如何归于平静，正如《草原动物园》的封面上所写：“草原的天空辽阔，每只鸟都能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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