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少女？| 妇女节·书单

界面新闻记者 | 潘文捷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今天是3月8日妇女节。曾几何时，3月7日一度被誉为“女生节”，专门与妇女进行区分。女生意味着女性还年少，这是她们在婚姻前最后的自由时光。

经过“前婚姻”的过渡阶段，少女就要成为妻子和母亲，成为妇女。“妇女”一词一直蒙受着曲解和污名的风险，很多男男女女避而远之，将“妇女节”扭曲为“女神节”或“女王节”，仅仅用来避免称呼女性为“妇女”。对这一现象，近年已有诸多批评。

不过，至今鲜少有讨论的是，看起来光鲜漂亮、受到更多喜爱的“少女”的处境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少女在父权文化中的形象如此纯洁无暇、无辜脆弱，她们是否认同这样的形象？抑或她们也遭遇着和母亲类似或不同的困境？

《少女中国》

19、20世纪更迭之时，梁启超以“少年中国”作激昂呼声，唤醒崭新中国的宏伟愿景。自此， “少年”、 “新青年”话语不绝于耳，但这些“少年”或“青年”指的往往是男性。

少女的处境又如何呢？近代中国男精英经常流露男性优越感，来指导与期许少女做他们心中的新女性。神户大学研究生院人文学研究科教授滨田麻矢看到，在创作《萧萧》时，沈从文不仅自己爱上女学生，还努力将心爱的妹妹培养成女学生。可是，包括《萧萧》在内，他小说中的女学生又总是浅薄、虚荣、自恋的。许广平曾经多次表达想要外出工作的意愿，却被鲁迅婉拒，最终她才在后来的《两地书》中，展现了割断“良妻”的姿态。在男性知识分子呼唤启蒙之时，少女们有时会被鼓励成长为可用之材；有时又会被要求回归家庭，成为后方的某种支援力量。

学者许慧琦在《“娜拉”在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一书中指出，四种近代中国大叙事——国族自强大叙事、新文化大叙事、自由婚恋大叙事、解放平权大叙事——清一色是男性本位的。男性本位指导下的女性权益，只鼓励女人做男人从事的事情，到男人主宰的社会场域活动，却不会鼓励男人做女人做的事，或者发展良好的女性化气质。因此，哪怕这些大叙事允许甚至鼓吹女性主义，女性依然无法挑战男性的性别优势。

“少年中国”论述之下，少女是否无处容身？滨田麻矢称自己在写作本书时，努力打破各种先入之见——这些先入之见包括“鲁迅应该指引了许广平，自由恋爱应该是对封建制度的勇敢的抵抗，母性爱应该是女性所具备的本能的情感，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女性解放上倾尽了全力等等”。对于少女来说，随着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她们离开原生家庭，有了自我探索、决定未来生活方式的机会。

《“零度”日本：陷入“关系性贫困”的年轻一代》

在《“零度”日本》一书中，作者王钦借用社会学者宫台真司的观点，分析了高中女生这个词：“高中女生的包装之所以有意义，就是因为存在着清纯的高中女生这种虚构，一方面是对性的禁止，另一方面却是与性有关的存在，这种双重性生产出了色情符号。”

王钦看到，当代日本社会围绕着“少女”提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现象，关于少女如何参与软色情行业、非法卖淫的纪实类书籍，已经成为了一种特定的消费品。这些书籍的作者们一方面充满忧愁，一方面对失足少女们的生活细节充满兴趣，之后又总是得出雷同的结论：政府的灰色地带、制度性保障的匮乏、社会关注的缺失、少女们的绝望。王钦意识到，对于高中女生在“性”问题上的不良行为侃侃而谈的大叔们，“像是在既享受又恼火地反复逗弄与自己疏远的小动物”。

也有知识分子把“少女”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如王钦引用批评家絓秀实的观点指出，在日本，“少女”在文化象征的意义上成为了“革命的增补（的增补）”，“这一存在既在‘性’的意义上，也在形象的意义上是纯洁的，与此同时又是进步而现代的。资本制带来的‘故乡丧失’必须经由纯洁的‘革命’得到恢复，贫困和饥饿却又必须由资本制的‘进步’来克服；‘少女’便将上述悖论集于一身。”

王钦看到，不论是想要“启蒙”或“拯救”被视为在社会边缘徘徊的少女，还是以“少女”为主题，抒发激进的思想情怀，把“少女”作为一个统一而自洽的文化符号，将其与“革命”“纯洁”“无辜”“脆弱”等，都不过是一厢情愿。前者是因为“不得不为生计奔波的少女们，无疑比书斋里的知识分子认识得更切身也更深刻”，后者则是因为在宏大叙事解体之后，交流全面“岛宇宙”化、“政治气泡化”后，年轻一代人“也许根本就对这些知识话语漠不关心、置若罔闻”。

《少女革命》

如前文所述，少女意味着对性的禁止，意味着“纯洁”。然而，少女的情欲并非不存在，它甚至能够推动“少女革命”。

本书作者施舜翔看到，20世纪60年代的少女能够在披头士的中性意象中安心地投射情欲。许多男性批评家对此嗤之以鼻，认为少女们歇斯底里、失去理性。但其实，受压抑的身体却恰恰在这里找到了逃逸于主流规训之外的空间与时刻。“这样的失去自我不只是单纯的歇斯底里，而是对父权社会的一种有力反抗。”他谈到，这是少女对于束缚她们的贞洁框架的逃逸，也是对于捆绑她们的双重标准的反击。许多当年披头士的粉丝都成为了人妇，她们在一段段访谈中回首往事，意识到她们不愿意长大成人，不愿意走入婚姻，不愿意只当妻子。在追星时，她们可以和其他少女一起疯狂，这给她们带来了最后的解放的机会。这是追星带来的“日常情欲革命”——在日常中持续改写少女生命的小革命。

90年代更是“少女的时代”。施舜翔看到，父权社会对少女进行贬低，“男人瞧不起少女，认为少女脑袋空空”，女性主义则长期以来忽视了少女，认为少女娇嫩柔弱，是父权社会用来洗脑女性的虚假意象。过去女性主义掌握在少数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女性手中，但是在90年代的少女革命之中，女性主义走出了悲情政治和学院藩篱。在这段时间，很多少女拒绝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因为女性主义者走向了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禁欲，而实际上女性拥有自己的情欲。如《五十度灰》这样的作品居然是在女性逐渐崛起的时刻流行的，这意味着当“女强人”成为了女性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重，《五十度灰》这类作品反而可以成为女性短暂摆脱负担的逃逸路线。在这里，拒绝女性主义的标签，并非是单纯的保守和反挫，这些叛逆的少女通过对上一波女性主义的挑战和反叛来建构自己的身份。

施舜翔将著作命名为“少女革命”，目的不是让少女革命化，而是让革命少女化。少女革命化似乎是少女为了被认可而让自己变得阳刚，但他想展示的是“革命少女化”——原来革命也可以这么少女，原来革命可以有这么多方式，不一定要这么man，不管是单身、自己独居公寓、自己组朋克乐团，甚至是和男性调情，少女有自己的革命方式。

《战斗公主 劳动少女》

当今少女面临的世界，是“灰姑娘情结”、“公主病”遭到批判的世界。在新自由主义时代，那种傻傻等待外界事物帮助自己改变人生的想法已经不复流行。

本书作者河野真太郎看到，女性解放之梦也会被作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原动力被利用。女性解放的故事吸引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中产阶级女性，也吸引了从事低收入劳动，并从中寻找价值和自我解放的可能性、来忘记或者隐藏被剥削事实的女性。因此，无论是哪种女性，都会沦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原动力。

如今是一个哪怕想要成为家庭主妇也很难实现的时代，随着男性劳动者的没落，对于女性来说，即便是想要进入男性的守护范围，成为他的家庭主妇，这个选项都很难实现，所以，女性必须成为战斗少女。战斗美少女的形象，是顽强存活在新自由主义世界的后女性主义式人物形象。少女的战斗力是对自由渴望的化身，通过《冰雪奇缘》中艾莎公主创造出雪人巨怪这种骇人的形式展现出来。

现代女性不同于以往，总是一边亮出女性特征，一边战斗。然而，为何必须是战斗“少女”呢？为什么不能是战斗“妇女”、战斗“母亲”？河野真太郎并没有直接作答，却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灾难故事中，都会出现“母亲”缺位的现象？为什么《星际穿越》中的母亲死了？为什么《EVA》里的母亲碇唯也死了呢？

答案是，母亲的死是为了把母亲升格为神话——理想的后女性主义者是“拥有一切”的女性，职业身份、女性身份、母亲身份都具备，而不受三者矛盾之苦。然而，这种现实矛盾是难以解决的，只有死亡才可以让她登上神话母亲的宝座。

参考资料：https://www.niusnews.com/=P2sieuu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