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在GPT-4o中，你可以跟它开玩笑、像人类那样和它聊天，就像——电影里的人工智能那样。”
今年5月，OpenAI召开发布会，推出了全新的语音模型Sky，并让一个酷似影星斯嘉丽·约翰逊的性感女声为其配音。人们很快意识到，发布会上提到的电影，似乎就是那部著名的电影《Her》，它讲述了人类与人工智能相爱的故事，由斯嘉丽·约翰逊为其中的AI系统配音。发布会结束后，当观众们还在回味技术的快速发展、徜徉在梦幻的未来时，约翰逊本人打破了这个幻想，她愤怒不已，要求OpenAI立即撤下Sky的声音。
之所以在文章开头介绍这起事件，是因为在这篇2024年度人工智能盘点中，它如同一个精巧的镜面球隐喻，折射出我们时代关于AI的各个面向。比如Deepfake问题、科技发展中的女性处境、AI时代的版权纷争、各行业与科技界的纠纷，以及——大科技公司那根深蒂固的傲慢心态。在对政治生态、就业市场和社会心态的讨论之外，我们也将视野继续延伸至还未被大科技公司完全染指的领域，诸如艺术创作，并从中看到人工智能未尽的潜力。
今天，AI已经逐渐深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成为任谁也无法忽视的存在，我们的未来将会走向何处？希望本文的梳理能够为你带来一点启发。
01 深度伪造，深度怀疑
关键词：美国大选中的deepfake、韩国深伪色情、斯嘉丽·约翰逊与OpenAI之争
在2024年，你还分得清真与假吗？如今，AI生成图像像洪水和垃圾一般泛滥，它们有时真假难辨——今年3月，当人们疯狂猜测凯瑟琳王妃的现状时，英国王室放出一张美满的全家福，却被网友怀疑经过P图润色；有时也因过于粗劣而引人发笑——蛇年春晚吉祥物巳升升疑似由人工智能生成，因长相酷似“大青虫”遭到嘲讽。根据外媒《Wired》的观点，我们正在进入“深度怀疑”的时代，这表现为对公众对媒体报道的真实性持普遍怀疑态度，也导致了一个相反的结果：即使一件事情真实发生过，人们也可以随意声称它从未发生。
AI生成内容并不仅是扰乱视听，而是切实地影响到了全球政治。2024年是选举大年，美国、印度以及英国等数十个国家将票选出新政府。年初，在印度尼西亚选举中，一段Deepfake视频“复活”了已故总统苏哈托：这位前领导人正襟危坐、侃侃而谈本届大选，一些印尼人在X（前Twitter）上发声认为，让其复活无异于对公民的愚弄。2月，美国出现了模仿乔·拜登声音的Deepfake电话，规劝选民不要在初选中投票。媒体纷纷预测，随着11月美国大选临近，AI技术的运用可能会更加超乎想象。
美国大选之前，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发布了大量AI生成图片，比如让哈里斯和一群共产主义者站在一起，头顶巨大的锤子和镰刀；让泰勒·斯威夫特装扮成山姆大叔（“霉霉想让你投票给特朗普！”）；又或者是让特朗普本人英勇地走进洪水，紧紧抱着一只鸭子和小猫（“保护我们俄亥俄州的小动物！”）。除此之外，极端右翼分子也开始利用AI创作煽动性的图片或歌曲，X上出现了许多伪造的图片用以驱赶移民。
普渡大学的政治科学家在对2024选举周期进行研究时发现，虽然有些AI内容应用了Deepfake技术，但它们大多并不是为了以假乱真、欺骗民众，而只是为了讽刺和娱乐，作用类似于政治漫画。“一眼假”并不意味着这些图片是无害的，毕竟，哗众取宠一直是煽动支持者的有效方式。重点在于，人工智能改变了传播的本质——它提供了一种最新的强大媒介，人们通过这种媒介表达强烈的情绪和信念，并团结更多志同道合之人。同时，虽然人工智能尚且没法直接左右选举结果，但这项技术已经削弱了美国人互相信任的能力，与其说被欺骗着相信什么，不如说已经沦落到什么都不相信的地步——除了自己感觉到的，一切都是假的。
色情犯罪也是Deepfake带来的巨大隐患和威胁之一。今年8月，一个名为“Telegram Deepfake受影响的地区/学校清单”的X账号发帖，揭露了数百个韩国大学、中学的名单，称在校师生都是深伪色情的受害者。事实上，早在2021年，“首尔大学Deepfake性犯罪”事件的加害者就已经被送上了法庭，在此之后，相关犯罪反而愈演愈烈。出于对韩国媒体集体沉默的失望，韩女们开始翻译受害者经历并在全球范围内发文求助，也包括中国的社交网络微博，“韩国新版N号房”等话题8月末冲上微博热搜。在海外媒体的压力之下，韩国本土才开始大量报道本事件，并倒逼韩国政府做出反应。
事件看似已经平息，但澎湃思想市场的文章提供了另一视角。作者认为，韩国社会事件的流程经常与所谓“高分”韩国电影异曲同工——深刻的社会现实背景、戏剧性的冲突，最后以“立法”升华主题。然而，韩国的立法往往强调性暴力事件中的“暴力”元素，导致Deepfake这类性犯罪很难定罪。此外，韩国的艺人肖像权规范并不严格，更看重艺人的推广和曝光。哪怕韩国女艺人一直以来都是深伪色情的最大受害者，但“假的”被法律等同于“无害”，这在无形中也塑造和影响了社会对于深伪色情的看法。
文章还指出，2018年，同样深受深伪色情视频影响的美国女星斯嘉丽·约翰逊公开表示不会追责，因为视频是假的，不会对她造成实质性伤害。当时间来到2024年，事情又有了变化——5月，OpenAI发布新模型GPT-4o，不仅对响应速度和质量做出提升，也升级了多媒体交互功能，让用户可以与名为Sky的模型实时语音聊天，如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所说：“就像电影里的人工智能那样。”活动结束后，奥特曼发布推特，内容仅有一个词：“Her”，而“电影般的人工智能”指的似乎就是2013年电影《她》中由斯嘉丽·约翰逊配音的人工操作系统。
对此，约翰逊称自己感到“震惊、愤怒和难以置信”，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去年奥特曼曾联系她担任ChatGPT的配音，但她因个人原因拒绝了，却没想到以这种方式被欺骗。事件发生后，诸多媒体以不同角度进行了评论：比如指出其中折射出的大科技公司的厌女症与性别偏见；比如认为这意味着人工智能与创意产业的关系日益紧张，约翰逊事件只不过是此类法律纠纷的开始。
为何不（那么）计较深伪色情的斯嘉丽 ·约翰逊，会在若干年后对声音遭到模仿勃然大怒？当然，其中有着语境的种种差异，但最为重要的或许是OpenAI事前联系约翰逊，却最终“背刺”的行为。正如《卫报》评论所言，人们感觉“自己的选择自主权被技术剥夺了”，而约翰逊之争凸显了人们对人工智能“信任的崩溃”。
科技作者查理·瓦泽尔进一步提出，这场争吵实则揭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黑暗内心：这项技术建立在盗窃数据的基础上，并通过一种世界观为依据来充分合理化，即科技公司正在做的事情太重要，足以改变世界，以至于无法顾及到版权和归属权这些“平庸”的问题。就其本身而言，这似乎又是一个科技公司无视道德、肆意妄为的例子，它也是生成式AI交易的一个缩影：不管你愿不愿意，这一切都正在发生。
02 新的政治年代：硅谷的技术威权主义
关键词：OpenAI安全与发展之争，马斯克与特朗普的联合，硅谷集体右转
肉眼可见的是，AI的能力的确正在呈指数级增强。如果说ChatGPT在刚诞生时仍代表着新鲜感，今年，这一工具走进了更多人的日常。据Axios报道，截至8月底，ChatGPT的全球周活跃用户数超过2亿，是一年前的两倍。在中文互联网上，调戏ChatGPT、钻研新奇的prompt、利用ChatGPT写论文或安排日程的分享贴也非常受欢迎。
仅以OpenAI为例，除了在今年发布了面向普通用户的GPT-4o，该公司还推出了处理更复杂问题的模型o1（12月，最新版本o3已经推出）。OpenAI表示，o1模型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资格考试中的得分为83%，而之前的GPT-4o得分仅为13%。业界普遍认为，这说明人工智能不再只会“快思考”，而是拥有了“慢思考”的能力，代表着AGI（通用人工智能）范式的一次大升级。
只不过，在业界为之欢欣鼓舞的的同时，一些隐忧也浮上水面。多年来，OpenAI的名字暗示着该公司所做的事情是开放的——2015年刚刚成立时，它的愿景也确实是成立一个非营利性的人工智能实验室，以制衡商业性质的谷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得越来越不透明，今年9月，OpenAI考虑彻底改革公司结构，成为一家营利性企业。
这件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成为了是备受关注的焦点。许多专家担心，以OpenAI、谷歌、微软、Meta和Anthropic等公司为首的科技行业正在竞相开发强大的人工智能，而安全可能会被搁置一旁。今年3月，曾与山姆·奥特曼一同创建OpenAI的马斯克，也对该公司提起了诉讼，称OpenAI正在开发越来越强大的AGI，目的已经变成了盈利，而不是为了造福人类。目前，已经有数位高管宣布离开OpenAI。自从去年11月，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伊利亚·苏茨克韦尔 （Ilya Sutskever）离职并创立了一家名为 Safe Superintelligence（安全超级智能）的公司后，今年4月，关键安全研究员简·雷克（Jan Leike）也在GPT-4o推出几天后离职，转而加入竞争对手Anthropic，他在X的推文中表示，离开是因为“过去几年里，安全文化和流程已经不再重要，光鲜亮丽的产品更受重视”。
即使是对AI行业不太关心的路人，也大概听闻过这家公司一系列的“宫斗”，甚至连山姆·奥特曼本人也由于“不够坦诚”而被董事会解雇（而后又迅速恢复CEO职位）。虽内幕仍扑朔迷离，但是“要安全还是要发展”的议题一直位于风暴中心。在媒体眼中，奥特曼的公众形象也逐渐从才华横溢、和蔼可亲，转而变得矛盾、狡猾而不诚实。一方面，奥特曼内心深处希望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他喜欢引用奥本海默的话，担忧这项技术会最终危及人类；但是另一方面，他却一直在推动放松监管，并且以极端的方式追求权力。对许多人来说，导致信念崩溃的导火索，就是前文提到的斯嘉丽·约翰逊事件。
事实上，奥特曼本人形象的撕裂和转变，或许只是人工智能业界在资本主义格局下的某种必然。正如界面文化对政治学教授吴冠军的专访中提到的，资本主义依赖于外部，它一定要开辟新的市场。当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饱和，空间上的外部市场已不存在，资本就必然要流向新技术。在这一格局下，即使科技巨头“真心希望”加强监管，也无法阻挡AI的快速发展；即使OpenAI的高管因安全问题投奔别家公司或干脆自立门户，也很可能无法停下各企业间AI“军备竞赛”的脚步。
另一边，担忧于人工智能的危害、对OpenAI频频发起诉讼的马斯克，则选择公开支持特朗普，希望利用政府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愿景。在年初还倾向于怀疑特朗普的马斯克，逐渐成为了一名狂热的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信徒。特朗普胜选后，他在多个场合与马斯克形影不离，还宣布马斯克将领导拟成立的“政府效率部”，负责削减政府支出、精简政府部门。
多家媒体谈到，马斯克想要成立效率部的真正目的，是希望联邦政府不要干涉他的事业，把政府作为自己的利润中心，借此合法化神经链公司Neuralink的脑机植入、推出新的火星探险计划，并用SpaceX发射火箭。评论文章《马斯克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直接指出，这种做法的背后，是硅谷垄断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神话：既然人工智能等技术可能会毁灭人类，但发展技术又不可避免，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一位杰出的精英加以利用，并由此拯救人类。
马斯克与特朗普政府的联合，只是硅谷集体转向共和党的一个缩影。7月成为特朗普竞选伙伴的万斯（J. D. Vance），之前是一名硅谷风险投资人。
有媒体指出，硅谷的进步主义政治需要追溯到二战之后的“反文化运动”，一群不满于现状的年轻人离开旧金山湾区，来到深山建立公社，但他们的目标从一开始就不是政治动员，而是寄希望于科学技术实现社会改变。后来，PayPal创始人彼得·泰尔等叱咤科技界大佬继承了这一思想遗产，认为技术自由不应受国家政府的约束。在奥巴马政府时期，那时的科技乐观主义正好契合了硅谷的经济利益，所以硅谷和民主党自然结成了联盟。然而，民众和监管机构逐渐意识到，曾经承诺去中心化、数字乌托邦的硅谷，反而占领了垄断地位，造成了新的社会不平等，于是硅谷巨头开始投奔对科技监管更放松的共和党。相比之下，民主党在今天反而成为了更“保守克制”的那一方。
在今年出版的著作《智人之上：从石器时代到AI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中，历史学家、畅销书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指出如今的困境：关于科技威胁的讨论才刚刚开始，左翼和右翼对技术的态度并没有根本上的分别，反而是了解技术的精英们拥有了真正的权力。
蓦然回首间，那些曾经受到主流社会排斥和边缘化、象征着思想前沿的硅谷极客们，已然成为了社会主流；硅谷信奉的那些时髦口号——比如Meta（前Facebook）的格言“打破常规，快速前进”，或者未来主义诗人马里内蒂的诗句“创造，而不是沉思”，也开始意味着对不够“进步”的普通人的抛弃和压榨。正如政治学者本杰明·巴伯在1992年就曾预言的那样：
在这个高科技的商业世界里，没有任何东西看起来特别民主。它既适合监视，也适合自由；既适合新形式的操纵和秘密控制，也适合新形式的参与；既适合扭曲、不公正的市场结果，也适合更高的生产力。消费社会和开放社会并不是同义词。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婚姻。
赫拉利把这种转向称为“硅谷的技术威权主义”，并进一步论证了AI技术本身对这一威权现状产生的影响。在他看来，尽管民主政体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取得了成功，但这种成功其实脆弱又短暂。民主与独裁之间的冲突与其说是道德层面上的，不如说是数据处理系统层面上的，民主将处理信息的权力分配给许多人，而独裁者将信息集中于一个地方。今天，人工智能可能会将优势转向后者，这是因为人工智能使集中处理大量信息成为可能，如果不考虑隐私问题，将十亿人的信息集中在一个数据中显然更有效率。如果有关民众的决定是在机器的黑箱中做出的，那么在未来，选民和政客都无法理解背后的逻辑，民主也会停摆。
[以色列] 尤瓦尔·赫拉利 著 林俊宏 译
中信出版社 2024-9
根据调研机构QuestMobile的统计，截至2024年3月，中国的生成式App月活跃用户超过7380万，其中，抖音旗下的豆包和百度的文心一言月活用户突破了千万，与之相比，ChatGPT同时期的月活跃用户已经超过1.8亿。在未来，迎接我们的或许是愈加分裂的数字帝国，而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丛林，所有人都要面临成为捕食者还是猎物的选择。
03 AI与劳动者：无用阶级与新卢德分子的诞生
关键词：零工做题家，AI与出版文艺界的纠纷，新卢德分子
虽然科技业界的明争暗斗看似与普通人无关，但是看着别人兴奋地谈论着区块链和机器学习，说着让人恼火的“黑话”，你或许会有一种感觉：未来正在与自己擦肩而过。
这种感觉并不罕见，随着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技术发明，人们也越来越担心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是，许多工作岗位将被掌握AI技术的工作者——甚至直接被AI——所取代。另一重影响有些隐蔽，但也同样重要：AI系统中的数据信息正是来自于人类的劳动成果，这些信息价值连城，但是信息的创造者往往并不会因此获得报酬。
首先是就业问题。随着工作不稳定性的增加，赫拉利预测，2050年将会出现一个“无用阶级”，到那时，民众面临的不再是被剥削的困境，而是“不被剥削”的困境，也就是说，作为劳动力不再被市场所需要。
根据公共政策研究所（IPPR）于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人工智能浪潮给就业岗位带来的影响，已经从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秘书、行政和电话客户服务这类事务性工作受到重创；第二阶段，文案写作、图形设计等收入更高的工作也将受到波及。麻省理工学院和麦肯锡一致预测，到2030年代，大约30%的工作会面临自动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由于机器翻译的准确度在迅速提高，外语学习变得越来越没必要；1月，英国作家协会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翻译人员因为AI失去了工作。与文科生的“惨状”形成对比的，是拥有人工智能技能的工作变成了香饽饽，根据普华永道的一项研究，英国雇主愿意为需要AI技术的工作支付14%的工资溢价。
与这个趋势相一致的是，AI公司外包出去的人类劳动也从较低门槛的数据标记员，开始过渡到门槛更高的机器训练员。有媒体的报道《时薪20美元，人工智能背后的零工做题家》看到，2017年，科技公司Scale AI（它的客户包括OpenAI、Meta等巨头）的外包工作还主要分布在菲律宾、肯尼亚等发展中国家，通过雇佣低廉劳动力来对数据进行标记，著作《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称之为被光鲜科技业刻意隐藏的“幽灵工作”。后来，随着机器学习进程的加快，Scale AI开始搜刮更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在全球雇用一群人文学科或写作相关领域的“零工做题家”，用知识喂养机器，训练出能够使用多国语言的AI。
其中也包括中国的文科学生以及身处海外的华人留学生。由于时薪诱人，办公地点不限，还能运用擅长的知识，这对暂时找不到工作的文科生来说，是理想中的数字游民生活。被排除在人工智能浪潮之外的人文科学学生，也因此有了一窥行业内部的机会。然而报道指出，现实远非这么理想——当全世界的工作者投入到这份兼职，而平台的任务数量有限，导致僧多粥少，做题家经常面临无题可做的窘境。不透明的规则和不稳定的收入来源，也让工作者和平台处于严重的权力不对等中。在某种程度上，赫拉利所说的“无用阶级”已经成为了现实。
在劳动力之外，还有劳动成果和数据的问题。OpenAI的工程师James Betker曾在个人博客发表文章称，AI模型之间的质量差异不在于架构、参数，而完全取决于数据集。那么，是谁拥有大量数据呢？答案是新闻业和出版商。去年11月，《纽约时报》对OpenAI提起诉讼，称该公司在构建系统时大量抓取了《纽约时报》的信息，却未经许可或付费。《纽约时报》的担忧在于，用户在ChatGPT得到了想要的内容后，就不再有动机点开新闻来源；并且，由于人工智能的“幻觉”问题，ChatGPT可能会传播错误的信息却最终归咎于媒体。
今年，情况又发生了些许变化。就在某些媒体加紧捍卫自己的版权时，自知人工智能趋势无法抵挡的新闻与出版行业，也开始与科技公司寻求合作和妥协，希望获得一些商业优势。比如，OpenAI已经与英国《金融时报》、美联社等达成了协议，允许其内容用于训练大语言模型，作为回报，新闻出版商将获得一笔报酬。
即使出版商决定与AI业界合作，旗下的作者也很难买账。7月，学术出版集团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与微软签订了一份协议，同意对方使用自己的数据库，此举在学术作者群体中引起震动和愤怒，他们并未被告知这项交易，也无从选择退出。
除了出版界，文艺界也展开了对人工智能侵权的大规模抗议。以音乐界为例，今年4月，包括碧梨·艾莉什（Billie Eilish）、麻辣鸡（Nicki Minaj）在内的200名知名音乐人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要求科技公司承诺不开发模仿或取代人类词曲作者的AI工具，信中写到，当人类艺术家的成果被用来训练AI，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量的AI生成的声音取代了艺术家的作品，这将极大稀释支付给艺术家的版税。信中还特别指出，他们并不提倡彻底禁止在音乐中使用AI，而是呼吁负责任地使用这项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创作者有着颇为一致的态度——他们拒绝的并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强加给自己的技术，这反映了近年来兴起的“新卢德分子”的态度。卢德分子原本指英国工业革命初期，抗议工厂利用机器压低工资的工人，经常被描绘成盲目憎恨技术、落后于时代的负面形象。但是最近，越来越多来自科技圈、艺术文化界的人士开始自称卢德分子，这个词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也指出，即使是19世纪的卢德分子也并不反对进步，他们反对的只是剥削。
今天，新卢德分子已经遍地开花，由工人、学者、活动组织者、作家等群体组成了日益壮大的队伍。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正切实遭受着人工智能的影响和冲击。不可否认的是，时光无法倒流，当技术的潘多拉魔盒已经被打开，我们也必须更新思维范式，这就引向了这篇盘点的下一个主题：在AI时代，“版权”“创作”等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在提出反对和制裁之余，艺术家们又是如何与AI合作的？
04 打不过就加入？AI与艺术家们
关键词：特德姜评论人工智能艺术，蔡国强的AI烟花，国际电影节中的AI，”生成世界“的大模型
终于，我们可以来到还未完全被科技公司染指的艺术领域，并提出那个永恒的迷思：AI能够创造艺术吗？
自去年在《纽约客》发表文章，称ChatGPT本质上是对网络数据的“模糊图像”和“压缩软件”后，今年8月底，科幻作家特德·姜再次发表了文章《为什么人工智能不会创造艺术》，观点大致延续了此前的立场。他认为，艺术作品需要创作者在各个尺度做出无数选择，并投入大量的辛劳和汗水，然而人工智能的“创作”仅仅基于简单的prompt（提示），当它填补人类没有做出的选择时，结果往往是乏味平淡的。特德·姜还谈到，作品之所以打动人，是因为它源于真情的交流，可是大语言模型并不具备交流的意图。
几天后，《大西洋月刊》迅速发表反对文章，称特德·姜的看法是错误的。反驳文章指出，艺术不应该用汗水来定义，历史上的许多优秀艺术品都脱离了人的努力和意图，比如随机泼洒的石版画、安迪·沃霍尔的大规模生产作品。并且，模型输出和画布前的劳作之间并不存在二元对立，在创作的许多阶段，人工智能都能提供帮助。文章最后的观点尤其耐人寻味：数字算法与生物算法原本就是不同的存在，虽然AI做不到人类的“真情”，但是AI也能反过来做到人脑做不到的事情。
这场论战看似只是围绕AI与创作的探讨，背后却可以说是两种本体论的差异之争。当特德姜侧重于捍卫艺术的“人性”，《大西洋月刊》则是站在“后人类”的位置，以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将AI纳入艺术视野，正如文章写到的那样：“特德·姜的观点是真的，但并不具有革命性（It’s real. But it isn’t revolutionary）。” 同时，当特德·姜更注重现实处境，比如科技公司对生成式工具施加的种种限制、使得ChatGPT无法成为更好的写作工具，《大西洋月刊》更倾向于抽象地看待AI的未来。某种程度上，两篇文章也有不谋而合的部分：如果人类与机器的合作足够理想，还是有可能创造艺术的，比如特德·姜提到的、电影导演Bennett Miller使用DALL-E 2生成的图像。
无论争论的结果为何，进入2024年，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投入了与AI的合作。去年，当代艺术家蔡国强开发了名为cAI™的人工智能模型，通过艺术家本人的作品档案、互联网信息对其进行深度学习。今年7月，蔡国强团队用AI动画的形式重现了在巴黎奥运会未曾实现的烟花创意，并称之为“cAI™成长为烟花大师的重要培训”；9月，在洛杉矶纪念体育场，该团队与cAI™合作了白天烟花《WE ARE：为PST ART所作爆破计划》。AI之外，蔡国强长期应用在作品中的另一项技术——无人机——在12月的泉州表演中发生意外、纷纷掉落，蔡国强对此的回应是：“cAI™可能也会觉得，我们人类有太多难以抵御的事情。”
蔡国强对AI的立场有明显的“后人类”倾向，他在多个场合表示，AI是更加高维的存在，比人类离神明更近。如果AI取代了人类艺术家，那说明人类文明也到了该结束的时候，如果替代不了，我们也将飞跃成为更好的人类。这令人想起吴冠军在著作《再见智人：技术-政治与后人类境况》中的看法，人类或许只是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载体，是人工智能出现前的序曲而已，智人能否跨过这道坎并发展至下一阶段的文明，取决于我们能否拥有后人类视野，并迭代自身的智慧。
与AI展开合作的还有电影界。自从Sora成为业界的热议话题，许多以AIGC为名的影片节展和竞赛纷纷涌现。12月，大模型“可灵AI”与包括贾樟柯、董润年、李少红在内的9位导演发起了“中国首个AIGC导演共创计划”。今年北影节也设置了AIGC电影短片单元，动画短片《致亲爱的自己》（To Dear Me）最终获得了最佳影片奖，讲述了一个女孩不断追求爱却不被珍惜的故事，影片用一颗蒲公英作为隐喻，花瓣在经历了丢失和散落后，又被女孩找回，象征着重新获得爱的力量，整体基调悲伤又充满希望。根据《动画学术趴》的导演专访，这部短片的画面实际上是“转描”的结果，比如需要实拍素材、二维手绘作为基底，再经过AI的转绘和优化。《致亲爱的自己》或许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特德·姜与他的反驳者都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借助AI实现难以实现的技术突破，同时保留其中的人性与真情。
电影界对AI的应用，也带领我们进入了ChatGPT这类大语言模型之外的另一种模型，即能够生成世界的模型。《腾讯科技》的报道指出，今年12月之前，世界生成的关注度并不大，但是随着谷歌的Genie 2模型，以及斯坦福大学教授李飞飞团队的World Lab开发的模型的释出，这一话题再次引起热议。简单来说，你可以扔给AI一张平平无奇的照片，生成一个可以进去闲逛的3D世界，它既符合物理规律，又能实时响应。
用李飞飞的话来说，“我们不仅想要能够看到和说话的AI，还想要能够行动的AI。”虽然这听上去和已经过气的元宇宙颇为相似，但是世界生成模型解决了硬件技术的突破，意味着元宇宙的畅想不再遥远。然而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的“深度怀疑”与真假之辩，或许也将不再停留在语言和图像层面，而是展开至整个世界层面。
05 联结与耗能：AI与环境、医学和科学界
关键词：诺贝尔物理与化学奖、AI与气候环境、Neuralink
在科学界，人工智能也在今年彰显了它的影响。10月8日与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了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与化学奖得主，它们都与人工智能领域有关。物理学奖由美国科学家约翰·霍普菲尔德（John Hopfield）和英国裔加拿大科学家杰弗里·欣顿（Geoffrey Hinton）获得，以表彰他们利用 “物理学工具开发了强大机器学习的方法”。化学奖则颁发给了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戴维·贝克（David Baker）、谷歌人工智能公司Deep Mind的科学家德米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和约翰·江珀（John Jumper），三名科学家通过人工智能模型AlphaFold，根据氨基酸序列成功预测了超过2亿种蛋白质结构，被瑞典皇家科学院表扬为“实现了长达50年的梦想、开启了广阔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这表明诺奖委员会的表彰方法不再局限于“物理学”、“化学”的固定类别，而是看到了跨学科背景学者的潜力；其二，虽然委员会在颁奖时对人工智能做出了肯定，却没有提及ChatGPT等更主流的AI趋势，而是完全把重点放在科学家的研究上，这也说明了委员会的立场：人工智能将改变世界，但这不应该与大科技公司的预言混为一谈。
事实上，被称为“人工智能教父”的杰弗里·欣顿，去年已经离开了谷歌，且经常警告AI聊天机器人的危险，比如产出大量垃圾内容、允许独裁领导人操纵选民等，而这些已然成为了现实。欣顿在某次采访中指出，当技术变得比人类更聪明，这在很多方面都是好事，比如带来医疗保健和环境预测的大幅改善，以及生产力的提升，但也要担心事情失控的威胁。
在环境与医疗方面，这种技术的两面性十分突显。欣顿设计出了一种让程序从数据中检测模式的方法，这种方法促成了后来的机器学习革命，让天气预报、药物发现、可再生能源研究包括粒子物理学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天气预报为例，传统的预报需要创建一个数字三维网格，从而模拟大气的状态，但是AI的预报方法完全不同，它可以统计和分析大量数据，再从中寻找出模式，大大提升了准确度。
吊诡的是，科技行业本身又在大量消耗资源，加剧着气候危机。《卫报》的一篇文章提醒我们，人们往往会有一种错觉，认为科技进步是在现实中不存在的虚拟空间进行的，比如听上去虚无缥缈的“云”，但实际上，“云”所使用的基础设施造成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比商业航班还要多。例如，热门歌曲Despacito在Youtube上的点击量达到50亿次，它消耗的能源相当于每年40000户美国家庭的供暖能源量。虽然科技公司已经在购买可再生能源，但是一方面，人工智能模型训练仍然要大量依赖于化石燃料；另一方面，当最大的公司致力于购买可再生能源（比如亚马逊公司），其他企业可能会被迫转向化石燃料，因为并没有足够的清洁能源可供使用。一个更重要的悖论是，即使人工智能行业正在推动技术进步，希望使用更少的算力来训练大模型，也并不会导向更少的电力消耗，因为相同的电力会被用来制造更好、规模更大的人工智能系统，这正是行业的佼佼者们——比如GPT-4o和Claude3.5正在做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联合国于今年发布报告称，我们应该像对待气候变化一样紧迫地对待人工智能。
医疗方面的科技进步也存在这样的悖论。今年3月，马斯克的脑芯片初创公司Neuralink在X发布视频，直播了首位植入芯片的瘫痪患者用一台笔记本电脑下象棋的场景，而马斯克的想法不止如此，他希望未来的人类大脑可以直接从计算机中获取知识，实现人机共生。这当然是值得欢呼雀跃的进步，但是一个单靠技术进步无法解决的难题是，我们还没有就如何分配医疗保健资源达成共识，在科学产品化的过程中，如果保险公司不予承保，它就无法惠及广大的消费者，因为很少有人能自掏腰包支付这些费用。而如今的情况是，许多残疾人甚至缺乏进入社会所需的基本支持。在未来，到底是谁能够实现“超人类”梦想，这想必是不言自明的。
尾声：高深莫测的外星智能，还是带来希望的另类智能？
正如界面文化今年对哲学家汪民安的采访提到的那样，技术既是良药也是毒药，人们一方面竭尽全力地发明救人的药物，另一方面也在竭尽全力地制造杀人的战争武器。而人工智能的现状告诉我们，它也是毒性与药性并存的——医学方面，AI能够帮助医生开药和预测癌症；军事方面，大量AI自主武器和无人机已经涌入了俄乌和巴以冲突的战场。
不过，就像本文回顾的那样，人工智能的两面性更加复杂而深远。在尤瓦尔·赫拉利看来，AI应该被视为”外星智能”（Alien Intelligence），它高深莫测而令人恐惧，人类无法解释为何AlphaGo会下出一步令人费解的棋，因为人工智能已经摆脱了人类思维的限制，探索到了围棋这一伟大技艺的隐藏领域；在未来，人类也将无法解释人工智能做出的各种决策，当关于人们的决定是在黑箱中做出的，我们就会被危险的人工智能所吞噬。但是当我们转换视角，AI也将成为小说家珍妮特·温特森口中的“另类智能”（Alternative Intelligence）。在界面文化的专访中，她谨慎而乐观地告诉我们，人工智能本身是令人兴奋的存在，它是非二元论的，没有性别、肤色和人类的杂念和偏见，
哲学家拉图尔的《栖居于大地之上》提出，哲学在这个时代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哲学才能防止各种模式相互摧毁——本文的梳理看到，这种“相互摧毁”在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是多么普遍。温特森谈到，当AI作为一种哲学思想，而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时，它的影响才是意味深远的。当它不再被贪婪和权力所驱使，而是受智慧的驱动，人工智能才能真正成长为美好的事物。如今，往往是前者占据了优势，但是我们仍然能够选择改变这一切，不然，在人工智能战胜人类之前，我们很可能就已经毁灭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