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郭刚堂:用50万公里找到孩子,再用余生找回那24年

那些仍在暗夜跋涉的寻亲家庭,依然是郭刚堂心头无法卸下的重担。他甚至希望以减轻惩处的方式,换取人贩子交代更多被拐孩子的线索。

寻子路上的郭刚堂 受访者图

界面新闻记者 | 张旭 赵孟

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二审判决刚结束,郭刚堂就带着几个朋友前往新疆阿克苏,准备下一场助农直播。

2024年10月30日下午,郭刚堂之子被拐案二审在山东聊城宣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呼富吉、唐立霞拐卖儿童案作出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死缓、无期徒刑原判。

这一天,郭刚堂等了27年,距离郭刚堂之子郭新振被找到,也已过去1197天。但这并不是终点。

1997年9月21日,郭刚堂年仅两岁半的儿子郭新振被拐。此后的24年,郭刚堂开始了漫漫寻子路。郭刚堂骑上摩托车,车后插着一面旗子,旗子上是孩子两岁时拍下的一张照片,期间骑行50万公里,去了除西藏以外的全国所有省份。2015年,郭刚堂的这段经历被改编为电影《失孤》,轰动一时。

如今,被动寻子的生活已经结束,郭刚堂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已完婚,妻子张文革也于近日去北京二儿子家中帮忙照看孙子。郭刚堂形容这是“幸福得两地分居”。小儿子则上高中二年级,郭刚堂自己也找到了新的奋斗目标——农产品带货。他想用余生尽可能弥补家人,让家里生活好起来。

而作为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会长,想到那些仍在暗夜跋涉的寻亲家庭,郭刚堂无法立即转头无视。他甚至希望以减轻惩处的方式,换取人贩子交代更多被拐孩子的证据。

不会停止寻找证据

“心情比一审的时候要平静许多,但也满怀期待。”郭刚堂说。

在这次庭审现场,郭刚堂提交了呼富吉拐卖儿童的最新证据。该名被拐孩子早于郭刚堂之子郭新振两个月被找到。

“失望的是,公安机关侦破来看形成不了闭环,证据方面稍显不足。但我们也能理解,毕竟侦办二三十年前的案件,还是要有一些时间来查验的。”郭刚堂说。

2023年7月7日,此案一审在聊城市中院开庭审理。

聊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控,1997年至1998年期间,被告人呼富吉、唐立霞以出卖为目的,拐卖郭刚堂的儿子郭新振等4名儿童;2001年,呼富吉又与他人(另案处理)以出卖为目的,拐卖1名儿童,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追究二人刑事责任,但并未当庭宣判。

同年12月27日,该案一审迎来宣判。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判处被告人呼富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被告人呼富吉限制减刑;以拐卖儿童罪判处被告人唐立霞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同时判令被告人呼富吉、唐立霞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物质损失人民币50余万元。

经法院审理查明,1997年至1998年间,被告人呼富吉和唐立霞以出卖为目的,拐卖郭新振等4名儿童。此后在2001年,呼富吉还伙同他人以出卖为目的,拐卖儿童杨某羽。法院认为,被告人呼富吉、唐立霞以出卖为目的,共同实施拐卖儿童行为,拐卖儿童4人;呼富吉伙同他人以出卖为目的,拐卖儿童1人,二人的行为均构成拐卖儿童罪。法院根据两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作出上述判决。

一审现场,被告人呼富吉当庭表示上诉,唐立霞则表示认罪认罚。郭刚堂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最初得知一审判决结果很愤慨,在他看来,呼富吉有拐卖儿童、盗窃、敲诈勒索等多起案底,一审被判处死缓自己无法接受。而唐立霞此前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却未交代拐卖他儿子的犯罪事实。“那时候如果说了,我是不是就少跑二十多年?”对于唐立霞的判决结果,郭刚堂认为没有达到其预期。

时隔8个月,今年8月22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二审开庭审理,并未当场宣判。同年10月30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呼富吉、唐立霞拐卖儿童案做出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原判。

儿子郭振走失前的照片。图片来源:郭刚堂新书《在路上》  赵孟翻拍

“呼富吉根本没有任何的悔罪认罪态度,但是在二审的时候,他还是承认郭新振是他拐卖的。”郭刚堂称,“他有所惧怕,我们就要把他的黑手直接关到笼子里,即使滋生邪恶的想法,也不能将其付诸实施。因此,对于以后作奸犯科者,只要从笼子里向外伸手,任何人都有权利给他砍掉。”

庭审结束后,郭刚堂也记不清到场来了多少家媒体。十几个寻亲家庭站在郭刚堂身后,对于这一判决结果,大家都在意料之中。但就像郭刚堂接受采访时说的,“我不会就此停止,会继续寻找呼富吉的犯罪证据,也会像电影《失孤》里的雷泽宽一样,继续‘在路上’。”

对于这次的判决结果,郭刚堂坦言不会和大儿子郭新振交流。“每次开庭,我都不会和儿子交流这些,毕竟他也是受害者。我认为一是于事无补,二是他本身也是在教孩子读书,过多让他内心去纠结添堵,不太好。”

“不能握得太紧”

山东省聊城市李太屯村是郭新振当时丢失的地点。

1997年9月21日下午5点多,在山东省聊城市李太屯村,郭刚堂的妻子张文革带着儿子郭新振串门回家时,有几个小孩在家门口玩耍,郭新振也想去一起玩。张文革给了他一根竹竿就让他自己出去玩了。到了6点左右,张文革炒完菜出来找孩子,发现孩子不见了。

此时的郭新振才两岁5个月大。作案人员就是郭新振被拐案的嫌疑人之一唐立霞。

郭刚堂回忆当时情节,自己得知孩子被拐之后,整整找了一夜。妻子张文革也因孩子被拐焦急地在地上磕头,祈求大家继续帮助自己找儿子。当时,最多寻找孩子的人数达几百人,但始终未能找到郭新振的下落。

殊不知,唐立霞当天带着拐骗而来的郭新振,迅速拦了辆“面的”,来到聊城一家宾馆跟呼富吉碰头。两人带着2岁5个月的郭新振,去往呼富吉老家河南省林州市,以15000元的价格卖给附近村民郭某。

因郭某付了两千元后一直拖欠不给,四个月后呼富吉要回孩子,将郭振送到附近村民程某处,让其帮忙送养。程某不想帮忙,几天后就让呼富吉带走郭振。直到半年后的1998年2月14日,河南林州一村民以6000元的价格将郭振买回,一直长大成人。

直到2021年7月,郭刚堂在公安部组织的“团圆”行动下,才与郭新振在聊城相认。

在2022年的庭审中,唐立霞曾承认,她多年前曾看到过郭刚堂在全国骑摩托车找孩子的新闻,孩子被拐的时间和地点跟自己拐走的那个孩子相似。但因为她自己在2002年有了孩子,如果考虑自首,孩子就没有妈妈了,一直逃避公安侦查。

“她如果能早一点自首,把消息告诉我,我就能早一些跟郭新振相认,回归正常生活。”郭刚堂说,找孩子的这二十多年,他有太多遗憾。儿子被拐时,郭刚堂刚通过拖拉机跑运输挣了些钱,家里当时已经有5万元存款,日子比当地很多人家都过得好。儿子被拐走后,他为了寻子,变卖了拖拉机。后来老二和老三出生,家里过日子非常拮据,一度欠债数十万元。

郭刚堂寻子24年的片段。图片来自郭刚堂新书《在路上》 赵孟翻拍

认亲成功后,郭新振表示,养父母年龄大了,得照顾他们,他最终选择留在河南生活。

对于目前和大儿子的相处状态,郭刚堂坦言,需要交给时间去融合一些情感。

“有人会说,怎么孩子好久没来了?”郭刚堂表示,我们也能理解:“孩子一个月工资四五千块钱。驱车200多公里,高速费需要100多,再加上油钱,单程的话大约需要200多,这来回就要四五百,再加上孩子也不能空手来,买一些礼品就要花费100多。”

“我们不去渴求这些东西,他来了也有自己的房间,也会在这里住一段时间。”郭刚堂说,作为父母,三个儿子都是心头肉,我们都非常挂念。“总的来说,孩子毕竟也随根儿,我们对于他没有太高的奢求。”

而对于和郭新振养父母的相处,郭刚堂表示,他并不愿意把收养被拐孩子的人称为“养父母”,更多的是“买家”的称呼。但毕竟是为了孩子,“该包容的,我们都包容了,该退让的,我们也退让了。”虽然作为生父母有诸多无奈,但毕竟孩子和他们有感情基础,只能选择尊重孩子,“手里握沙,我们也不能握得太紧,毕竟24年不是在家里长大。”

“据我了解,有的孩子被找回来,不体谅不理解的事也有。”郭刚堂说,有时候连吃一顿饭这种普通的事情都无法做到,“我想这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

正如儿子郭新伟在《在路上》说的,在很多人心中,认亲就等于大团圆了,之后就鲜少关注了,实际上,这才仅仅是个开始。郭伟新很想做一项社会调查:那些年找到家的被拐孩子现在怎么样了?融入原生家庭了吗?和父母家人关系如何?适应新的家庭关系了吗?

“交代更多孩子下落可减刑”

在寻子路上,郭刚堂并不是一人。与他一起感受苦痛的是众多来自各地却又心怀同一目标的寻子家庭。

“相对生活稳定的家庭也有,但确实是极少数。”郭刚堂在寻子24年当中接触了不少寻亲家庭,“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郭刚堂称,丢失孩子之后,首先要过的是家庭这一关。“相互指责、情绪偏激、来回抱怨基本是夫妻两人的常态。这时候情绪无法控制,夫妻互相猜忌,可能就会导致家庭破裂。”

“另一个关卡是逢年过节。别人阖家欢乐,反衬自己家的孤独。”郭刚堂在寻子24年当中不过节日,亲戚朋友也不会主动找他。直到2021年郭新振被找到,家里才开始正式过春节。但郭刚堂心里明白,还有无数没有找到孩子的家庭每到此刻倍感煎熬。

寻子24年,郭刚堂见过太多寻亲家庭走向毁灭的悲剧。有的父母生病去世,有的因承受不了丧子之痛,早早了结了自己。

2006年春节,所有人都沉浸在新年的喜悦中,家住贵州都匀的宋怀南却选择结束生命。1991年,宋怀南的孩子宋彦智丢失,此后的15年,他和妻子张雪霞一直跋涉在寻找孩子的路上。

张雪霞后来才知道,当日丈夫外出快要回到家时,看见一个3岁多大的孩子,误以为是自己丢失的孩子,将其抱在怀里,却被对方的家人当做人贩子,遭到打骂。无人知晓他在内心经历了何种痛楚。宋怀南没有走向家的方向,而是爬上一栋高楼,一跃而下。

张雪霞怀着悲痛继续寻找孩子,终于在2016年3月寻子成功。

另一位罹患癌症的母亲告诉郭刚堂,她可能等不到孩子回家了,希望在她死后,郭刚堂出去找孩子时,帮忙带着她寻子的广告牌。“很多孩子被找到的时候,家已经没有了,只剩坟堆。”郭刚堂说,“我们因苦痛走到了一起,已经超越了血脉亲情。”

为帮助更多的家庭,2014年,郭刚堂在其家乡山东省聊城市成立了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协会志在帮助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及有精神疾病的非自愿离家人员寻亲归家。

对于人贩子,所有寻亲家庭都怀有严惩不贷的决心。另一起余华英案受害者杨妞花则强烈要求,将人贩子判处死刑。“杨妞花这孩子非常不容易,受到了很多挫折。我记得前几年,她线上联系我的时候,她问我:‘郭叔我该怎么走?’”

“我觉得她对余华英的恨不是说单单让她受那么多的凄苦。她是带着包含自己在内的17名被拐孩子对人贩子的恨意去希望法律严惩凶手。”郭刚堂说。

“但上次圆圆和豆豆妈妈(寻亲时认识的丢失两个孩子的母亲)和我说,‘老郭,我的孩子还没找到。如果呼富吉真判了死刑,我家圆圆豆豆是他拐走的,岂不丢失了最关键的线索?’”郭刚堂表示,他要考虑的更多一些。

儿子找到以后,那些仍在路上的寻亲家庭,依然是郭刚堂心头无法卸下的重担。即便与人贩子不共戴天,但在法庭上,郭刚堂仍希望能够通过减轻对人贩子的处罚,来换取其交代更多被拐卖孩子的线索。

只要他愿意说,我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异议(减刑),因为我们也不排除他是不是第二个余华英。”郭刚堂告诉记者,“宁肯让他说出更多的有效信息,也比给他判极刑更重要。”

找回失去的24年

10月29日,记录郭刚堂24年寻子经历的新书《在路上》出版。至于销量如何,郭刚堂本人也不清楚,只记得将新书挂上了“小黄车”,当天卖了100多本。

郭刚堂说,大概是疫情刚爆发时期,产生了想要将自己这24年经历写出来的想法。无奈的是,“每每想到当时的场景以及心中苦痛就很崩溃,无从下笔。”

“现实发生的很多崩溃场景在书中没被刻画出来,还是想要给大家呈现一些积极正向的内容。”郭刚堂坦言,每每想到哪些经历,忍不住落泪,心中也有纠结,甚至后面改成了第三人称,写了几万字又写不下去了,害怕让读者觉得是“伤春悲秋”。

郭刚堂二儿子郭新伟宽慰父亲说:“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读者看到了之后,拥有更多的是面对困难的勇气,坎坷之后怎么迈过。”后面,郭刚堂口述,由郭新伟记述,两人共同完成了这本近14万字的作品,用郭刚堂的话来说,“也算对寻亲道路的一个总结。”

郭刚堂坦言,这24年的寻子经历,不亚于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中记述的痛苦,“甚至比他们书中呈现的还惨。”

回想这24年,郭刚堂为了寻找丢失的孩子,父母70多岁还要打工补贴家用,妻子整日以泪洗面,活在愧疚之中,兄弟姐妹也要帮忙背负债务。一家人原本幸福安宁的生活从此天翻地覆。

郭刚堂表示,想要用余生尽孝,陪陪自己的父母,在他们能走动的时间,带他们去看看风景。

郭刚堂与妻子在一起。图片来源:郭刚堂抖音截图

对于自己的妻子,郭刚堂也是满怀愧疚。郭刚堂在外寻子多年,张文革在其背后默默支持,照顾着家里的两个儿子,为贴补丈夫路上花销,还专门学了聊城当地的传统特色手艺——葫芦雕刻,所以郭刚堂在寻亲路上卖葫芦也能挣得一些收入。

“我和妻子是经人介绍的,没有感情基础。但现在不只是夫妻感情了,更多是惺惺相惜。”郭刚堂打趣道,我最近也在看中微子之类的相关知识,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找她。

聊到自己的人生下半场规划,郭刚堂说,继续自己的直播助农事业,去田间地头感受不同的风土人情,卖卖农产品,做一个幸福的菜贩子。

如今,郭刚堂的直播助农事业蒸蒸日上,此前寻子路上所欠的外债也在10月初全部还清。郭刚堂说,自己选择卖菜并不是为了赚钱,这对他来说是一种享受。“如果想要赚钱,我大可不必选择卖菜这个行业。我就是觉得出点汗、做点事,心里更舒服、更踏实。”

今年9月,郭刚堂升级为爷爷,妻子张文革也前往北京帮忙照看孙子。

“这一切都刚刚好,所有的一切都在路上。”郭刚堂说,现在的每一天都有意义,自己也要努力调整好身体,用后半生陪伴家人,“我的后半生幸福才刚刚开始。”

正如郭刚堂在《在路上》写的:“用24年、50万公里找到孩子,再用余生找回那24年。”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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