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乡下，像我们这样姊妹五个的，实在已很少见”

我想成为一个家乡的自然书写者，想要记录下它风土的变迁和在其土地上的人们的生活与情感，不独艰难而生气自足的过去，也及今日的凋敝和令人疑虑的未来。——沈书枝

按：沈书枝曾写过一部散文集，名叫《八九十枝花》，书里藏着她的家乡，一个安徽岭南的小村庄。她写东西有些像沈从文和废名，又淡又暖。日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她最新的散文集《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书封上飞舞着五只燕子，书页里是她们姐妹五人的故事。即使在乡下，像沈书枝家这样姐妹五个的，也实在很少见。作者为我们一页页翻开她记忆中或心酸或温情的故事，同时也将新一代农村人向城市转移过程中的新奇和因不适带来的痛楚平实地呈现出来。

在后记《渐次荒没的小路》中，沈书枝写道：

“年轻的人在这十几二十几年间，几乎无一例外地离开这只有倚靠土地和老天才能获得微薄收入的乡村，去往各处城市寻找生活。没有人走的路，正如没有人住的房屋，败落得尤其迅速。

那一瞬间，我忽然想到，我所写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东西吧，一种类似于消失的小路的东西。连接田畈与田畈、山坡与山坡，曾被人结实地踩着，在广漠的绿野之间发着白色的光，而如今早已荒芜湮灭，仿佛不曾存在过。然而我记得小路的弯曲与歧途，那里有我们过去的真实的生活，同时充满温柔与痛苦，并不因为如今已付于荒草便应被抛诸大路。我所想做的，也只是绘出这样发光的小路，以免某一日回望时一片模糊，而城中人万一得见，也不至将大路误以为小路。至于现实中消失的山野间的小路，还是抱了一些微弱的希望，也许哪一天还能有重新勾络起来的时候。”

小路渐次荒没，越出了岭南小村，似乎已铺满了所有人的故乡。

《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节选）

即使在乡下，我们也是很特殊的。远近村子上和我们同龄的小孩子，家里兄弟姐妹一般是两三个，像我们这样姊妹五个的，实在已很少见。计划生育在三姐出生前已经开始推行，超生的小孩子没有户口，被称作“黑人口”。小孩子吵架，往往可以骂人：“你这个黑人口！”我小孩子时被这样骂，往往很着急，苦于无力翻身，无法还口，其实并无实质的伤害力，无非是表示你好像没有生而为人的资格罢了。乡下每户人家按人口会分得几亩田，“黑人口”是没有田的。我因而很担心长大了家里的田不够我们吃怎么办，心内如有隐忧。到我们小学快毕业时，“黑人口”的说法却渐渐少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家里的户口本上，在大姐二姐的页码之后，就添上了三姐、我和妹妹的名字。

三姐做“黑人口”的时候，计划生育管得还不是很严，到我和妹妹出生时，就已经很需要躲躲藏藏了。我们出生以后，常听的一个故事是妈妈怎样侥幸躲过了大队来查的人：那天早上妈妈正大着肚子在屋里腌菜，小孤山的万老奶奶迈着小脚，拄着拐棍，急急忙忙从上面村子跑下来，告诉她抓计划生育的人正在往我家走。彼时她的儿子正在村里做大队书记，妈妈听了，赶紧往外跑，刚跑到村子另一边，抓计划生育的已经到了村口，她只好偷偷从后面绕到邻居家里。抓计划生育的喊：“这人肯定没走远，还在腌菜哩！”屋前屋后搜了一遍，到底没有找到，家里太穷，也没有什么东西，只好把屋门贴上封条了事。爸爸白天到奶奶家吃饭，晚上就用一盆水把封条浸浸，揭开来偷偷跑进去睡觉。妈妈去外婆家躲着，三天以后就生了我们，再过三天，就被拖去做了结扎手术。

我的同学余远飞便没有我们这么好的运气。他在他妈妈肚子里已经足月，还是被拖去乡医院引产，不想针头打偏了，打到他的脸颊上，生下来竟然没有死。他家里人把一个在院墙外站着，另一个偷偷从里面把他递出来，总算活下来。余远飞的左颊上因此留下一个螺旋状的深窝，讲话的时候，声音很尖。但他的爸爸还是很高兴，他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怀我们的时候，妈妈的肚子很大。这使得他们抱了一种乐观的惊异，以为肚子既然这么大，这回想必是个儿子了。等到生我们的那一天，据大姐说，是在外婆家，早晨天还没有亮，奶奶领着她走到外婆家。我们小姑姑的婆婆来给妈妈接生，一看到我生出来，妈妈就哭了。接生婆婆把我包好，放到和妈妈一起躲在外婆家睡觉的三姐旁边，她对妈妈说：“别哭别哭！肚子里好像还有一个，搞不好是个儿子呢！”等到妹妹也生下来——谁曾料坏运气竟是双份——妈妈更加伤心地哭起来。爸爸把妈妈抱在怀里，奶奶的脸都黑了，外公外婆在一边唉声叹气。没看到小鸡鸡，连大姐都感到很失望。

许多年后，再说到我们的出生，奶奶对我说：“那时候你家爹爹（我们称外公为“家爹爹”）一听到你妈生了两个女儿，把脸一黑，鼻子里一‘哼！’，就把头扭过去了。人家跟我讲，我笑嘻嘻的，讲：‘好欸，是姑娘是小子我都喜欢！’”而外家的说法则是：“你妈妈生了你们两个丫头，你奶奶连医院都不肯去，还骂：‘生的尽是些逼丫头！’你们小那时，还不就我们把你们带大的！”言语的真假无需深论，单说当时，三天以后，妈妈便被拖去乡医院结扎。手术完后，流血不止，没一两天小腹便鼓胀起来，躺在病床上，疼痛几近于死。夜里一个老护士劝妈妈，赶紧走，移到县医院开刀看看！不走恐怕就没命了！

商量过后，第二天爸爸和外婆一起把妈妈送到县医院。到医院已是黄昏，这时候她的小腹又硬又肿，亮得发光。乡下人在县城一人不识，身上又几乎没有钱，爸爸不知是如何辗转哀求，才终于为妈妈找到一个安置之处。接收的徐医生说，先看看再讲吧。已近五月，家里田还没有栽秧，爸爸便回去栽秧，只留下外婆一人看顾。他前脚刚走，徐医生就又来了，说要马上手术。妈妈没有办法，只好让外婆去办手续。外婆不识字，便由护士拿着她的大拇指，在手术通知单上按了一个手螺。徐医生连夜给妈妈做了手术，放出一肚子的脓血来。原来是庸医结扎错了管道，又丢了一块纱布在妈妈肚子里没有取出来。徐医生讲：“再晚一天来就没命了！”夜里从手术室出来，医院已没有多余的病床，也没有护士来帮她换纱布，她只好用我们的尿布垫着，在一床脓血中过了一夜。

刀口渐渐愈合之后，她的肚皮上留下几道醒目的伤疤，微微陷下去，像蚯蚓一样弯弯曲曲，最后在一个地方纠结起来。我们长到几岁后，仍然不懂事体，有时晚上跟她一起睡，便用手去摸她的伤疤，觉得有点好玩又有点可怕。我们问：“妈妈你肚子高头怎么这么多疤？”她讲：“妈妈生你们的时候留的。妈妈生你们，还不是九死一生！”有时候她带着叹息揉揉肚皮，问我们：“妈妈肚子丑吧？”虽然很小，我们也晓得这是不该说的话，我们讲：“妈妈肚子不丑。”

而当刚刚开过刀之时，妈妈只能暂时留在医院休养。因为身体不好，又没有营养，她的奶水不够我们两个人吃，爸爸只好把我抱回去，放在奶奶家喂米糊。过了几天，又抱到外婆家去。他在医院和家之间来回跑，还要顾田里的事情，姐姐们都还小，留在屋里，没有人带。奶奶家在我家屋后，她们就在奶奶家吃饭。有一天早上，小姑姑过来给二姐梳头。她的头发很久没有洗了，粘在一起，梳也梳不通，二姐疼得叫起来，小姑姑气得一把把梳子砸到她头上，骂道：“逼丫头！”一下子把梳子砸断了。

有一天爸爸在医院，忽然觉得心里不安，对妈妈讲：“我要回去一趟。”出了医院门往家里赶，从县城走到村口，几十里路下来，已是黄昏时分。转到通往外婆家的坝埂上，住在上面的胡家大女儿从坝上跑下来，看见他就说：“大姐夫，大姐夫，你赶紧去，你家毛毛躺在凉床子高头，快不行了！”他一口气跑到外婆家，见我一人耷在堂屋凉床上，已没有了精神。大人们不见踪影，他一把把我抱起，跑回村子里，找几个月前刚生了女儿的彩华子给我喂奶。而我已不知道吃奶，他只好又抱着我，跑到上面村子的赤脚医生那里，等医生给我打了一针葡萄糖，我才终于慢慢缓过来。

这样吓过一回之后，爸爸妈妈不敢再把我放在家里，只好两个都留在医院。过了几天奶水仍是不够，这回调着把妹妹带家来，没几天眼见着消瘦了，只好又抱回去。终于到了妈妈出院那一天，大舅去帮忙挑我们回来。他用一副稻箩挑我们，里面铺着被褥，一边挑一个。到了新义大桥河边，他停下来歇气，把稻箩往地上一扔，发气讲：“要不甩到河里算了吧！”

自然他并没有把我们扔到河里。实际上，还在医院时，徐医生便特别喜欢妹妹，每天都要过来抱一会儿。他没有女儿，想要把她抱走。县城医生家的女儿，是比乡下种田人家好出好多倍了，爸爸妈妈却终究没有答应。渐渐到夏天，我们长了一些，傍晚大姐把我们抱到门口水塘旁边，放在木澡盆里给我们洗澡。有一天洗着洗着，我和妹妹就漂走了。爸爸在门口看见了，赶紧跑过来，“啪”地打了大姐一巴掌，到水里，一把把我们抱起来了。

（本文节选自《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一书，经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