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才友好型城市”发展指数课题组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钱明辉、应芷安、潘菲
界面新闻/界面智库：崔宇、毛盾、王玉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在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决定特别指出，要“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完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加快建设国家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聚人才平台”。
这一政策部署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随着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的崛起，过去形成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传统人才竞争格局面临新的变化，城市人才竞争态势也已经进入新阶段，即从注重数量的“抢人大战”转向注重质量的“对人才的全面培养、精准引进和有效利用”。由此，“人才友好型城市”这一适应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和人才流动趋势的新城市形态应运而生。建设“人才友好型城市”不仅是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城市以人才工作为中心提升竞争力的根本要求。
目前，无论在学术层面还是政策实践层面，“人才友好型城市”都是一个相对新鲜的概念。从学术层面看，理论界对“人才友好型城市”的概念尚未有明确界定，但有一些与“人才友好型城市”概念关联度较高的研究主题，包括城市竞争力、城市吸引力、人才竞争力、老年友好型城市、青年发展型城市、儿童友好型城市、创新型城市、宜居城市、包容性城市、韧性城市、人才软环境等等。从政策层面看，2022年4月，17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随后，山东、广东、江苏、湖北和河北等地的部分城市纷纷提出要打造青年发展型、青年友好型或人才友好型城市。
2024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界面新闻/界面智库等联合启动了“中国人才友好型城市发展指数”研究，旨在科学评估不同区域“人才友好型城市”的建设水平，发现各地在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过程中的“痛点”和“堵点”，为各地人才政策制定提供兼具实用性和针对性的参考。本项研究将自2024年9月起陆续发布。
通过前期对各城市人才政策的广泛调研与综合分析，课题组发现，当前各城市的人才政策主要聚焦于引进、培育、激励及服务四个方面，通常具有以下特征：
(一)人才引进政策：放宽落户限制，承诺优厚待遇
人才引进政策是城市引进和汇聚全球英才的关键，以放宽落户限制及承诺优厚待遇为主要特点，吸引人才在城市中扎根发展。一些城市政策以降低人才的进入门槛为核心，通过简化落户流程、放宽年龄和学历限制等措施，打破传统壁垒，使更多优秀人才能够轻松入驻城市。例如，杭州实施“新杭州人”计划，放宽了对高技能人才和高校毕业生的落户限制；宁波实施青年人才无门槛便捷落户，全日制普通高校、中等职业学校（含技校）毕业生毕业15年内可先落户后就业；武汉持续实施“学子聚汉”工程，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便捷的户籍迁移服务，降低落户门槛，近三年留下高校毕业生96.8万人。
除此之外，各城市竞相提供一系列优厚待遇与条件，涵盖具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住房补贴以及全方位的创业扶持。例如，深圳实施了“孔雀计划”，为海外高层次人才提供最高可达数百万元的补贴，以及税收优惠、住房支持等；南京实施青年大学生“宁聚计划”，为青年人才提供就业创业指导、租房补贴、创业资助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昆明为了鼓励青年创新创业，给予青年人才“双创”扶持，为青年创新创业项目提供启动资金或补助金，并设立青年创业投资基金。
(二)人才培育政策：多种培训支持，搭建实践平台
人才培育政策是“人才友好型城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些政策以多层次、多渠道、多平台的培训体系为核心，满足人才的成长需求。一方面，从在职培训到继续教育，从国内研修到国际交流，多样化的培养方式满足了不同背景和需求的人才。例如，上海推出“上海青年科学家计划”，为青年科学家提供科研经费支持，并与高校和研究机构合作，为人才提供实习和研究机会；自贡在重点产业领域开展职工技能、岗位练兵、技能竞赛培训，并建立人才技能等级、专业技术职称提升奖励制度，助力人才自身技能的提升。
另一方面，各地人才政策也聚焦于实践平台的搭建，特别是通过建立青年人才实践基地、创新创业园区等，为人才提供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际成果的机会。例如，北京积极支持共建产学联动平台，深化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大力培养重点产业急需紧缺人才和复合型人才；泉州新增设立青年类科研评审项目，每年立项支持多个高层次青年人才创新创业项目，并提供经费资助；宜宾依托其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领域的产业优势，搭建了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平台，为青年人才提供了丰富的科研资源和实践机会，促进了青年科技人才的快速成长和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
(三)人才激励政策：多重奖励机制，拓宽晋升通道
人才激励政策是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和保障其职业发展的关键，通常以设立奖励机制及拓宽职业晋升通道的方式，鼓励人才不断探索创新。奖励机制包括设立青年人才奖励基金、创新创业大赛奖金等，对在科技创新、创业实践等方面取得突出成果的人才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奖励。此外，一些城市提供政策扶持，涵盖了税收减免、资金补贴、融资支持等方面，为人才的创新创业之路保驾护航。例如，广州实施“广聚英才计划”，对创新创业团队和个人给予最高可达千万元的项目资助；成都为在蓉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或实施科技研发项目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给予最高1000万元的授信额度；西安实施“西安人才新政”，为符合条件的高层次青年人才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或创新创业资金需求给予重点支持。
同时，一些城市通过完善职称评审、职务晋升等制度，为人才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空间。例如，郑州通过实施“青年人才新政”，改革职称评审体系，为青年人才提供更为灵活的评审标准，并优化职务晋升机制，确保青年人才在职业生涯中有更多的发展机会；烟台出台了青年人才新政3.0，进一步完善了职称评审和职务晋升机制，开辟了职称申报绿色通道。
(四)人才服务政策：全面生活保障，就业创业指导
人才服务政策是构建全方位支持体系和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的基础，重点围绕人才的生活和工作需求，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支持，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在生活服务方面，各城市政策通常关注人才的居住、交通、医疗等基本需求，通过建设便捷的公共服务设施和提供优惠政策，解决其后顾之忧。例如，深圳推出“深圳青年之家”项目，为青年人才提供居住、学习、娱乐等综合服务，增强青年人才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兰州建设“兰州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以线上线下共建模式推动青年就业创业、婚恋交友、心理健康、自护教育等服务实现常态化、专业化、项目化。
在工作服务方面，许多城市建立青年人才服务中心或工作站，不仅为青年提供职业规划、就业指导、创业咨询等服务，还提供法律咨询和心理辅导服务，帮助青年人才解决职场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武汉、成都等城市的青年人才服务站还定期举办招聘会和职业培训活动，帮助青年人才更好地融入职场。此外，一些城市也注重文化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加强，通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体育比赛等，丰富人才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开放包容、创新发展的城市氛围，增强人才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基于前期的政策梳理，课题组也发现目前各地的人才政策依然存在一定结构性和协同性问题。为此，课题组进一步从投入和产出维度、从政策广度、政策力度和政策效果等维度全面综合地构建了“人才友好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对各地“人才友好型城市”的建设水平进行定量评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真心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求贤若渴，不拘一格，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基于上述政策基调，中国“人才友好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爱才友好度”“育才友好度”“引才友好度”“用才友好度”和“宜才友好度”等五个一级指标，以及34个二级指标。
在数据来源上，本研究将以人才政策文本量化数据、官方统计年鉴数据、官网调查数据、智联招聘平台数据为依据展开指数测算，并保证指数的系统性、独特性和可比性。
在计算全国范围内的“人才友好型城市”排名时，本研究将覆盖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及GDP在5000亿以上（2023年）的66个重点城市。此外，课题组还将选取长江经济带、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城市群的城市作为样本，计算“中国‘人才友好型城市’发展指数”的子榜单。特别是长江经济带覆盖了110个地级城市，横跨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是中央重点实施的“三大战略”之一，通过比较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人才政策、财政投入、就业市场和人才流入水平等，可以更好地发现不同规模或层级城市的“人才友好型城市”建设水平，并为区域人才协同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此外，作为国民经济和区域竞争的基本单元以及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县域城市在日益激烈的人才竞争中也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为此，课题组将选取东中西部地区的部分县域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并以数据分析和案例报道的形式，观察其在吸引、培养、用好人才和加速人才集聚方面的新做法和新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