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意义感的孤独者，在现代社会寻求“隐居” | 说书

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王鹏凯 黄月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外地女孩死在出租屋”的新闻日前在网络上引发关注。在事实性争议之外，新闻所折射的人物处境同样牵动起公众的感受。实际上，类似新闻近几年并不少见——远离家乡，独居，不上班，拒绝社交，甚至悄无声息地离去，许多年轻人正在转向这样的生活。

在日前出版的《逃走的人》中，非虚构写作者李颖迪追踪了这样一群人——他们前往黑龙江鹤岗、河南鹤壁、海南万宁、山东乳山等地，花几万块钱买下一间房屋，切断同过往的联系，与猫狗为伴，成为了所谓的“隐居者”。在与这些年轻人的相处中，李颖迪试图寻找答案：他们为什么选择这种生活？这些选择如何发生？选择过后，这些人的生活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隐居是一种古老的理想，总有人渴望远离喧嚣的城市，投身自然，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追寻内心的自由。但另一方面，隐居往往源于当下的生活危机——重复单调的流水线工作、狭窄渺茫的上升通道、不愿面对的原生家庭，又或是孤独，以及一种更普遍的意义感丧失。换句话说，隐居已不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还是当代人对自身困境的回应。当我们深入这些逃离的故事，会发现这种回应并非消极的逃避，而是在主动找寻出口，试图在新秩序中获得生活的意义，尽管结果并不都尽如人意。

01 换一个地方，延续过去的生活

在大众视野中，这些隐居者常常出现在这样的文章标题里——“一万五在鹤岗全款买房，本想躺平却意外开启幸福生活”，或是“五万卖房热潮过后，鹤岗再次沦为鬼城”，有人离开，有人留下，更多人似乎只关心结果：那个人过得好不好？但真实的生活并没有唯一的好坏标准，很多事情只有走近才能看到，如书中所写：“人的行动随机且深不可测。”

许多隐居者的生活有一个共同点：不愿出门。每隔三四天下楼丢一次垃圾，正式出门的频率可能是每两周、每个月，甚至更久。与田园牧歌式的“隐士”传统不同，这些隐居者并不排斥便利的城镇生活与现代科技，后者反过来也为隐居提供了条件。如今，发达的外卖和快递服务满足了绝大多数生活需求。在隐居者的微信群聊里，还会有所谓的“共享保姆”，提供丢垃圾、做饭、收拾家务的服务。平日，有人只是待在家里靠积蓄生活，也有人做一些线上工作维持收入，比如开外卖炸串店、游戏代练、炒股、运营漫画账号。

随着相处的深入，李颖迪发现，这些隐居者更像是延续着此前的生活。有女生遵循当下流行的审美，在家里装上全套浴缸、智能马桶、扫地机器人，以及昂贵的电脑主机，有人在当地寻找桌游店、射击馆、水疗中心等娱乐方式，也有人只是待在家里——睡觉，起床，吃速成料理包，照料宠物，看电视剧、打游戏、读网络小说，或是报线上的美术班，学素描、水彩、油画。一位隐居者说：“来鹤岗之前你过着什么生活，到鹤岗后，你大概率还是过着那样的生活。”

另一方面，这样的生活在此前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又是很难想象的，它仍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现代社会。一个直观的线索是时间。人类学者劳拉·贝尔（Laura Bear）曾指出，当下生活中线性的、同质化的时间表完全是由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塑造的，时间被限缩、抽象为短期资本生成和价值评估的媒介。与此相反，隐居生活里的黑夜和白天没有分明界线：有时是晚上1点睡，次日早上8点醒，有时凌晨3点睡，次日早上10点起，还有时下午2点睡，晚上10点起。隐居者似乎更享受这种无序的时间，因为这意味着脱离外面那个秩序正常运转的世界，只需要面对自己一个人。

这无疑传递了一种愿景，很多隐居者都有这样的念头，逃离意味着要开始新生活——新的城市，新的房子，新的朋友，新的微信，新的身份。有女生在家里的墙上贴着一张便签，上面写着“把坑填满”，后面补充：“（箭头-自己）”。人们往往都不愿意提及自己的过去，也不谈论未来，只聊现在。逃离的背后，是与旧生活分隔的决心。

但新生活并不都如理想中那样美好。书的尾声记录了一位叫王荔的女生，她一个人在鹤岗的出租屋里悄无声息地离去，李颖迪寻访了她的家人和朋友，得知她离家多年，很少与家人联系，她在鹤岗讲的故事后来被证实是部分虚构的——比如她的户籍在山西而非四川、她口中催婚的妈妈早已离去，以及她在失联前曾找过一位情感咨询师，但并未完成咨询。到最后，我们仍然不知道她为什么选择死亡。书里写道：“即便都选择来到鹤岗，人们的生活依旧如此不同。我很难说清其中的某些残酷性。”

02 被抛弃的工具人走向意义危机

“再干就废了。不是身体废了，而是思想。我觉得进入车间后，你只是颗螺丝，机器转，你也转，一刻不停。你没有言语，没有交流，没有休息，就是麻木地、无感情地跟着机器走。”

这是鹤壁买房群里一位成员的发言。选择买房隐居的人里，相当一部分都从事着类似这样的工作。他们生活在工厂，每天在流水线上加班，或是保安、海员、建筑工、厨师，长时间做着大量简单而重复的工作，疲劳而恍惚。有的厂房24小时不熄灯，通宵照明，人的时间感也随之模糊，分不清黑夜与白天，也看不出晴天、雨天和阴天——那是另一种现代性塑造的时间感。

还有一位叫林雯的女生，在前往鹤岗隐居前是一名手机回收公司的客服。在她工作时，屏幕上始终会出现一个10秒的倒计时，她需要在10秒内回复每个问题，一天大约要回复300-400个问题，所有回答都会被质检员随机抽查，并与工作绩效直接挂钩。她曾经连拿七个月的最高绩效，甚至有时收到的问题少了，她还会觉得不舒服，因为会影响绩效。但最后她还是离职了，她觉得没有价值感，“还是活得浑浑噩噩。”另一位从富士康辞职的买房者这样说：“以前的人，有希望，有盼头，但是现在，你知道不管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好的发展，你难免就不再想奋斗了。”

这构成了对逃离的第一种解释。过往有许多研究者指出，新自由主义市场力量在塑造社会和企业结构的同时，并没有考虑到社会和企业是由那些拥有感受、身体和心灵的人类构成的。当一个社会将其成员价值工具化、人被视为可有可无时，剥离感就会随之产生。这不仅限于传统认知中的失业或边缘人群，而是指向所有人，即使是那些被认为“有生产力”或“成功”的人，当他们看到别人被抛弃时，也会意识到自己最终可能也会失去生产力价值，从而被抛弃。从一个安全的制度到生活在一个极其不确定的新制度下，这将以一种深刻的方式影响社会，并极大改变一个国家的气氛。

这会进一步导致社会层面的意义危机，并对系统中最脆弱的群体产生最强烈的影响，包括年轻人、没有全职工作的人、没有结婚的人。书中的一位隐居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社会上是否只有一种期望，希望我们努力工作？唯有努力工作的人才能被称作一个有价值的人吗？”

实际上，本世纪初，后泡沫经济中长大的日本年轻人就出现了“尼特族”（NEET，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指无升学、无就业或无进修的群体）和“蛰居族”（长时间待在房间或家中，保持蛰居状态）。这与如今在鹤岗等地隐居的人群显然存在着某种相似性。

人类学者麦高登（Gordon Mathews）长期研究东亚地区个体的人生意义问题。在日本的案例中，他聚焦于日本文化的ikigai（人生目的）一词，并将其翻译为“最让一个人的人生看起来值得活的东西”。他认为，日本人形塑自己的关键动力是去ikigai中寻找，而ikigai的强烈意识与一种感受有关，即自己是被需要和必不可少的。比如那些意识到自己对公司生存不再重要的员工仍然需要说服自己，他们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才能使工作成为他们的ikigai；对于那些尚未建立企业或家庭职责的年轻人来说，ikigai则来自对未来自我以及未来关系网络的期待。

这份对未来的希望和乐观正在丧失，在《不稳定的日本》（Precarious Japan）一书中，作者安妮·艾利森（Anne Allison）指出，日本近年来的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正在导致人们普遍感到“不稳定”，年轻人饱受ikizurasa（可以译为“活着很难”）之苦，从词源上看，“活着很难”（ikizurasa）可以被视为“人生目的”（ikigai）的黑暗对立面，这正是社会意义危机的重要来源。

03 自我选择的孤独

也有学者提出了另一个解释角度——这不仅是社会问题，更关乎个体的自我意识与感知。换句话说，也许这种逃离的倾向原本就根植于现代人的心灵中，更像是一种本能。

在《逃走的人》一书中，李颖迪一直在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生活在城市里，一个人真能完全脱离人群吗？实际上，这些隐居者依然维持着一定程度的社交关系。女生之间会有一个“拼饭群”，每个月相聚吃一次饭，但频率不会更高。还有人会相约一起打剧本杀，唱卡拉OK。人们互相不知对方的真实姓名，而是用网名彼此称呼，有时亲密，有时疏离。

有人感到孤独，有人不会。比如王荔，她常常在群里吆喝，约人逛早市、逛公园，但多数时候无人响应，她有时会不解：“我真是搞不懂了，他们怎么能那么久不出门？那么久不和人说话？”有人会在网上雇人陪自己玩游戏，她认为金钱建立的关系在某些时刻是稳固的，也能够换来话语权。而林雯可能代表了更多人的想法：“和人交往有什么用。喝奶茶会让我开心，靠垫能让我靠着舒适，猫能为我做它们所有能做的事情，但人不能。”

德国作家伊丽莎白·冯·塔登的研究证实了这种心态。她在《自我决定的孤独》一书中指出，后现代社会的个体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性，于是对所有潜在的威胁都更加关注，包括对自己的保护，这对于他人来说也会成为希望保持距离的信号，这种态度造成的结果就是“物质化”——对于孤独的人而言，来自物品的吸引力要比来自人的强。

在《敏感与自我》一书中，德国哲学家弗拉斯珀勒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她认为，现代晚期人要求有一个不被打扰、不被骚扰、不被威胁的空间。从文明的角度来看，有问题的不是距离，而是其反义词——拥挤。人与人之间距离的界定被认为是文明化的表现，她引用了康德的论述，“你的自由结束之处，正是我的自由开始之处。”这是现代人的自我理解。

没有朋友、伴侣、家庭、工作，几乎切断了所有社交关系。这些人如何面对未来？书中的隐居者早有打算，有人在网上报名了遗体捐赠，让自己的身体被送去研究，最后火化，葬入公共墓地。

这在东亚社会尤为常见，其背后仍然有很深的观念根源，在现实中，这种状态有时还会进一步引起社会危机。人类学者慈子·小泽-德席尔瓦（Chikako Ozawa-de Silva）曾长期调查日本社会的自杀和孤独问题，并最终写成《解剖孤独》一书。在对日本“自杀网站”的追踪中，她发现，这些网站访客和自杀者的年龄大多相当，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结婚。在网站的发言中，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孤独与人生意义的缺失，比如缺乏属于自己的位置，感到无人关怀、接纳自己。她指出，人们经常有一种内在矛盾，既在独处时感到强烈的孤独，又对他人感到不信任，激发恐惧与威胁的感觉，当它成为一种慢性或强烈的孤独时，感受到被遗弃的威胁和恐惧就可能使人疲惫不堪。

小泽-德席尔瓦对此提出了批评，她认为，尽管孤独是人类生命的常态，但现代社会无疑正在加剧这一处境，当私人经验被以一种污名化的方式表达，个体巨大的内心痛苦也就无法被他者合法化，这将会加剧本已严重的孤独感。因此，社会更应该接纳这样的孤独，建立个体的连接与归属感，而这可以从谈论它开始：孤独可以谈论，并可以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