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意义感的孤独者,在现代社会寻求“隐居” | 说书

面对着重复单调的流水线工作、狭窄渺茫的上升通道、不愿面对的原生家庭,又或是孤独,以及一种更普遍的意义感丧失,“隐居”成为了当代人对自身困境的回应。去哪里?可能是鹤岗。

2023年7月4日,黑龙江省鹤岗市住宅楼的全景。(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王鹏凯 黄月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外地女孩死在出租屋”的新闻日前在网络上引发关注。在事实性争议之外,新闻所折射的人物处境同样牵动起公众的感受。实际上,类似新闻近几年并不少见——远离家乡,独居,不上班,拒绝社交,甚至悄无声息地离去,许多年轻人正在转向这样的生活。

在日前出版的《逃走的人》中,非虚构写作者李颖迪追踪了这样一群人——他们前往黑龙江鹤岗、河南鹤壁、海南万宁、山东乳山等地,花几万块钱买下一间房屋,切断同过往的联系,与猫狗为伴,成为了所谓的“隐居者”。在与这些年轻人的相处中,李颖迪试图寻找答案:他们为什么选择这种生活?这些选择如何发生?选择过后,这些人的生活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逃走的人》
李颖迪 著 
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 2024-08

隐居是一种古老的理想,总有人渴望远离喧嚣的城市,投身自然,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追寻内心的自由。但另一方面,隐居往往源于当下的生活危机——重复单调的流水线工作、狭窄渺茫的上升通道、不愿面对的原生家庭,又或是孤独,以及一种更普遍的意义感丧失。换句话说,隐居已不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还是当代人对自身困境的回应。当我们深入这些逃离的故事,会发现这种回应并非消极的逃避,而是在主动找寻出口,试图在新秩序中获得生活的意义,尽管结果并不都尽如人意。

01 换一个地方,延续过去的生活

在大众视野中,这些隐居者常常出现在这样的文章标题里——“一万五在鹤岗全款买房,本想躺平却意外开启幸福生活”,或是“五万卖房热潮过后,鹤岗再次沦为鬼城”,有人离开,有人留下,更多人似乎只关心结果:那个人过得好不好?但真实的生活并没有唯一的好坏标准,很多事情只有走近才能看到,如书中所写:“人的行动随机且深不可测。”

许多隐居者的生活有一个共同点:不愿出门。每隔三四天下楼丢一次垃圾,正式出门的频率可能是每两周、每个月,甚至更久。与田园牧歌式的“隐士”传统不同,这些隐居者并不排斥便利的城镇生活与现代科技,后者反过来也为隐居提供了条件。如今,发达的外卖和快递服务满足了绝大多数生活需求。在隐居者的微信群聊里,还会有所谓的“共享保姆”,提供丢垃圾、做饭、收拾家务的服务。平日,有人只是待在家里靠积蓄生活,也有人做一些线上工作维持收入,比如开外卖炸串店、游戏代练、炒股、运营漫画账号。

随着相处的深入,李颖迪发现,这些隐居者更像是延续着此前的生活。有女生遵循当下流行的审美,在家里装上全套浴缸、智能马桶、扫地机器人,以及昂贵的电脑主机,有人在当地寻找桌游店、射击馆、水疗中心等娱乐方式,也有人只是待在家里——睡觉,起床,吃速成料理包,照料宠物,看电视剧、打游戏、读网络小说,或是报线上的美术班,学素描、水彩、油画。一位隐居者说:“来鹤岗之前你过着什么生活,到鹤岗后,你大概率还是过着那样的生活。”

2019年,鹤岗街头停靠的三轮电动车(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另一方面,这样的生活在此前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又是很难想象的,它仍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现代社会。一个直观的线索是时间。人类学者劳拉·贝尔(Laura Bear)曾指出,当下生活中线性的、同质化的时间表完全是由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塑造的,时间被限缩、抽象为短期资本生成和价值评估的媒介。与此相反,隐居生活里的黑夜和白天没有分明界线:有时是晚上1点睡,次日早上8点醒,有时凌晨3点睡,次日早上10点起,还有时下午2点睡,晚上10点起。隐居者似乎更享受这种无序的时间,因为这意味着脱离外面那个秩序正常运转的世界,只需要面对自己一个人。

这无疑传递了一种愿景,很多隐居者都有这样的念头,逃离意味着要开始新生活——新的城市,新的房子,新的朋友,新的微信,新的身份。有女生在家里的墙上贴着一张便签,上面写着“把坑填满”,后面补充:“(箭头-自己)”。人们往往都不愿意提及自己的过去,也不谈论未来,只聊现在。逃离的背后,是与旧生活分隔的决心。

但新生活并不都如理想中那样美好。书的尾声记录了一位叫王荔的女生,她一个人在鹤岗的出租屋里悄无声息地离去,李颖迪寻访了她的家人和朋友,得知她离家多年,很少与家人联系,她在鹤岗讲的故事后来被证实是部分虚构的——比如她的户籍在山西而非四川、她口中催婚的妈妈早已离去,以及她在失联前曾找过一位情感咨询师,但并未完成咨询。到最后,我们仍然不知道她为什么选择死亡。书里写道:“即便都选择来到鹤岗,人们的生活依旧如此不同。我很难说清其中的某些残酷性。”

02 被抛弃的工具人走向意义危机

“再干就废了。不是身体废了,而是思想。我觉得进入车间后,你只是颗螺丝,机器转,你也转,一刻不停。你没有言语,没有交流,没有休息,就是麻木地、无感情地跟着机器走。”

这是鹤壁买房群里一位成员的发言。选择买房隐居的人里,相当一部分都从事着类似这样的工作。他们生活在工厂,每天在流水线上加班,或是保安、海员、建筑工、厨师,长时间做着大量简单而重复的工作,疲劳而恍惚。有的厂房24小时不熄灯,通宵照明,人的时间感也随之模糊,分不清黑夜与白天,也看不出晴天、雨天和阴天——那是另一种现代性塑造的时间感。

还有一位叫林雯的女生,在前往鹤岗隐居前是一名手机回收公司的客服。在她工作时,屏幕上始终会出现一个10秒的倒计时,她需要在10秒内回复每个问题,一天大约要回复300-400个问题,所有回答都会被质检员随机抽查,并与工作绩效直接挂钩。她曾经连拿七个月的最高绩效,甚至有时收到的问题少了,她还会觉得不舒服,因为会影响绩效。但最后她还是离职了,她觉得没有价值感,“还是活得浑浑噩噩。”另一位从富士康辞职的买房者这样说:“以前的人,有希望,有盼头,但是现在,你知道不管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好的发展,你难免就不再想奋斗了。”

这构成了对逃离的第一种解释。过往有许多研究者指出,新自由主义市场力量在塑造社会和企业结构的同时,并没有考虑到社会和企业是由那些拥有感受、身体和心灵的人类构成的。当一个社会将其成员价值工具化、人被视为可有可无时,剥离感就会随之产生。这不仅限于传统认知中的失业或边缘人群,而是指向所有人,即使是那些被认为“有生产力”或“成功”的人,当他们看到别人被抛弃时,也会意识到自己最终可能也会失去生产力价值,从而被抛弃。从一个安全的制度到生活在一个极其不确定的新制度下,这将以一种深刻的方式影响社会,并极大改变一个国家的气氛。

这会进一步导致社会层面的意义危机,并对系统中最脆弱的群体产生最强烈的影响,包括年轻人、没有全职工作的人、没有结婚的人。书中的一位隐居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社会上是否只有一种期望,希望我们努力工作?唯有努力工作的人才能被称作一个有价值的人吗?”

实际上,本世纪初,后泡沫经济中长大的日本年轻人就出现了“尼特族”(NEET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指无升学、无就业或无进修的群体)和“蛰居族”(长时间待在房间或家中,保持蛰居状态)。这与如今在鹤岗等地隐居的人群显然存在着某种相似性。

人类学者麦高登(Gordon Mathews)长期研究东亚地区个体的人生意义问题。在日本的案例中,他聚焦于日本文化的ikigai(人生目的)一词,并将其翻译为“最让一个人的人生看起来值得活的东西”。他认为,日本人形塑自己的关键动力是去ikigai中寻找,而ikigai的强烈意识与一种感受有关,即自己是被需要和必不可少的。比如那些意识到自己对公司生存不再重要的员工仍然需要说服自己,他们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才能使工作成为他们的ikigai;对于那些尚未建立企业或家庭职责的年轻人来说,ikigai则来自对未来自我以及未来关系网络的期待。

《不稳定的日本》

这份对未来的希望和乐观正在丧失,在《不稳定的日本》(Precarious Japan)一书中,作者安妮·艾利森(Anne Allison)指出,日本近年来的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正在导致人们普遍感到“不稳定”,年轻人饱受ikizurasa(可以译为“活着很难”)之苦,从词源上看,“活着很难”(ikizurasa)可以被视为“人生目的”(ikigai)的黑暗对立面,这正是社会意义危机的重要来源。

03 自我选择的孤独

也有学者提出了另一个解释角度——这不仅是社会问题,更关乎个体的自我意识与感知。换句话说,也许这种逃离的倾向原本就根植于现代人的心灵中,更像是一种本能。

在《逃走的人》一书中,李颖迪一直在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生活在城市里,一个人真能完全脱离人群吗?实际上,这些隐居者依然维持着一定程度的社交关系。女生之间会有一个“拼饭群”,每个月相聚吃一次饭,但频率不会更高。还有人会相约一起打剧本杀,唱卡拉OK。人们互相不知对方的真实姓名,而是用网名彼此称呼,有时亲密,有时疏离。

有人感到孤独,有人不会。比如王荔,她常常在群里吆喝,约人逛早市、逛公园,但多数时候无人响应,她有时会不解:“我真是搞不懂了,他们怎么能那么久不出门?那么久不和人说话?”有人会在网上雇人陪自己玩游戏,她认为金钱建立的关系在某些时刻是稳固的,也能够换来话语权。而林雯可能代表了更多人的想法:“和人交往有什么用。喝奶茶会让我开心,靠垫能让我靠着舒适,猫能为我做它们所有能做的事情,但人不能。”

德国作家伊丽莎白·冯·塔登的研究证实了这种心态。她在《自我决定的孤独》一书中指出,后现代社会的个体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性,于是对所有潜在的威胁都更加关注,包括对自己的保护,这对于他人来说也会成为希望保持距离的信号,这种态度造成的结果就是“物质化”——对于孤独的人而言,来自物品的吸引力要比来自人的强。

《自我决定的孤独》
[德]伊丽莎白·冯·塔登 著 顾牧 译
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3-03

在《敏感与自我》一书中,德国哲学家弗拉斯珀勒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她认为,现代晚期人要求有一个不被打扰、不被骚扰、不被威胁的空间。从文明的角度来看,有问题的不是距离,而是其反义词——拥挤。人与人之间距离的界定被认为是文明化的表现,她引用了康德的论述,“你的自由结束之处,正是我的自由开始之处。”这是现代人的自我理解。

没有朋友、伴侣、家庭、工作,几乎切断了所有社交关系。这些人如何面对未来?书中的隐居者早有打算,有人在网上报名了遗体捐赠,让自己的身体被送去研究,最后火化,葬入公共墓地。

这在东亚社会尤为常见,其背后仍然有很深的观念根源,在现实中,这种状态有时还会进一步引起社会危机。人类学者慈子·小泽-德席尔瓦(Chikako Ozawa-de Silva)曾长期调查日本社会的自杀和孤独问题,并最终写成《解剖孤独》一书。在对日本“自杀网站”的追踪中,她发现,这些网站访客和自杀者的年龄大多相当,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结婚。在网站的发言中,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孤独与人生意义的缺失,比如缺乏属于自己的位置,感到无人关怀、接纳自己。她指出,人们经常有一种内在矛盾,既在独处时感到强烈的孤独,又对他人感到不信任,激发恐惧与威胁的感觉,当它成为一种慢性或强烈的孤独时,感受到被遗弃的威胁和恐惧就可能使人疲惫不堪。

小泽-德席尔瓦对此提出了批评,她认为,尽管孤独是人类生命的常态,但现代社会无疑正在加剧这一处境,当私人经验被以一种污名化的方式表达,个体巨大的内心痛苦也就无法被他者合法化,这将会加剧本已严重的孤独感。因此,社会更应该接纳这样的孤独,建立个体的连接与归属感,而这可以从谈论它开始:孤独可以谈论,并可以掌控。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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