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1992年去世，她终身吸烟，51岁死于肺癌。在此之前，我评论了她最后一本小说，一本充满惊喜的佳作——《明智的孩子（Wise Children）》，这部书讲述了一个英国戏剧之家长达一个世纪的戏剧化的生活与爱。这本书充满了莎士比亚般令人着迷的气息：包括奥菲利亚式的疯狂场景，无数“李尔王”和“暴风雨”的回声，双胞胎分别约见对方的恋人，敲击着大门，粗鲁的技工们，好莱坞肤浅对“仲夏夜之梦”的复制，差点导致乱伦的父女迟来的相认，起死回生，每一页都充满着哑剧和狂欢节的氛围，最后，每个杰克都会遇到自己的吉尔，世界恢复原状——嘿，不！我那个时候就爱上了这本书，如今依旧喜爱。
虽然埃德蒙德·高登（Edmund Gordon）所著的《安吉拉·卡特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Angela Carter）》是一部格外细致和吸引人的传记作品，却让我怀疑，阅读一位我敬仰的当代作家传记是不是个好主意。在为卡特撰写传记的时候，高登探索了卡特严格自我省察的内心生活，这在她持续的抑郁状态、对爱情歇斯底里的追逐，以及对家庭和朋友周期性的无情中可见一斑。
幸运的是，卡特在年近四十时终于放松下来，和一个比她年轻的男人一起，找到了家庭的宁静，并开始创作自己最好的作品，尤其是对童话故事的重编——《染血之室（The Bloody Chamber）》，对于色情作品的争议性研究——《虐待狂的女人（The Sadeian Woman）》，以及艺术水平最高的杰作——《马戏团之夜（Nights in the Circus）》，这部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记录了“吊索上的海伦”（Helen of the High Wires）喧闹的生活、唯一的非沃尔斯（Fevvers），以及一位真正有着翅膀的空中马戏表演家。
安吉拉·卡特原名安吉拉·斯托克（Angela Stalker），1940年出生在英国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父母的宠爱中长大。她的父亲是一家报纸的夜班编辑，卡特说，他“并没有让我做好准备迎合父权制，我从小就被他视作掌上明珠”。但母亲有时让她感到窒息，于是她很快就开始追寻自由。青春期的卡特开始穿奇装异服，阔檐帽、嬉皮士裙子和黑色渔网袜，部分原因是为了掩饰自己内在的羞涩和不安。一天下午，她在一家唱片店遇见了一位名叫保罗·卡特的化学家，保罗性格阴郁，深深沉醉于乡村音乐。他们于1960年结婚，那一年，安吉拉19岁。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安吉拉和保罗居住在布里斯托，安吉拉在当地大学的英语系学习，结交了许多具有自由精神的朋友，很快对政治尤其是对英国根深蒂固的阶级分化有了更多认识。她涉猎广泛，纳博科夫和博格斯是她最喜爱的两位当代作家。卡特很快开始创作自己的短篇小说，随后有了第一本小说《影舞（Shadow Dance）》，于1966年出版。这本书的内容包括性侵和谋杀，卡特自己说这部书是一出黑色喜剧。
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卡特创作了《魔幻玩具铺（The Magic Toyshop）》《几种知觉（Several Perceptions）》和《英雄和恶徒（Heroes and Villians）》，渐渐被评论界认为是一位杰出的年轻作家。当她获得毛姆奖的时候，她决定把奖金用来海外旅行，目的地是日本。在日本，她疯狂地爱上了一个日本男人，旋即和深感震惊的丈夫离了婚。卡特一回到英国，便过起了没有他人“牵绊”的自由生活。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她出版了反乌托邦小说《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The Infernal Desire Machines of Dr. Hoffman）》（又名《梦想之战（The War of Dreams）》）和阴森又华丽的《新夏娃的激情（The Passion of New Eve）》——该书主人公是一位跨性别者。她逐渐被人们称赞为一位女权主义偶像——就像某种白巫师和地球母亲的结合体，这令她颇为烦恼。
正如伦敦国王学院讲师高登反复强调的那样：任何把卡特视为性别政治旗手的观点，都会削弱她作为一个作家的光辉；卡特在意识形态上从来不纯粹，并且“从未认为对女性的压迫与其他类别的压迫有着根本上的不同”。正如卡特自己在人生终点时抱怨的那样，“我无意去创作学校里会使用的晚近女性主义理论的教科书，而且一想到大学在教授关于我的内容，我就感到可悲。”
如今，我猜她是否正在墓穴中辗转反侧。卡特对于古典童话的惊人解读突出了其中的情色底蕴，她创作诸如《与狼为伴（The Company with Wolves）》《里昂先生的守护（The Courtship of Mr. Lyon）》和《染血之室》这样的标志性作品，以致损害了具有高贵精神和浪漫主义的《马戏团之夜》和《明智的孩子》的知名度。她并非在对性别主义的反对上有所迟疑，在个人层面上，她当然憎恨男孩子们——尤其是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和她的朋友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他们揽获了各种奖项，还能从出版社拿到高额的定金。尽管她想象力惊人且文笔优美，却没有一本书入围过布克奖的短名单。
安吉拉·卡特不断地重塑自我，却很少在书中表现出自己的快乐，尽管她的朋友们反复提及她对人的温和和慷慨。毫无疑问的是，她是一个勤奋的作家，写了许多书评，常在不同的大学里任教（但我认为教得不算好）。她当然可以很有趣，在儿子出生后，她曾说过“有了孩子之后，你才能懂得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在我读完埃德蒙德所著的这部令人敬仰的传记后，卡特对于爱情的抑制，以及她在小说中对象征性自传体的使用，还有那种把人生视为表演的态度，使我不禁想起了另一个伟大的20世纪作家：科莱特（译者注：法国著名女作家Sidonie-Gabrielle Colette）。
（翻译：李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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