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一幅小学生性教育教科书中的插图在段子手的断章取义之下制造了一场“黄段子”的狂欢，同时也有家长表示“尺度太大”，难以接受。公众对性教育的反应再次指向了一个矛盾错位的现实，那就是社会的性化已经远远走在性教育之前：当家长还在对最基本的性事实虚言搪塞，学校还在如履薄冰地讨论性教育的内容分期的时候，日常生活和虚拟空间中的色情内容早已不经过滤、泥沙俱下地倾泻而来，无法抵挡。
我国性教育目前的落后状况，与民族文化传统和近代以来性教育曲折坎坷的发展历程分不开。纵观我国性教育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性教育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承担着两个主要功能，即实施社会控制和维护个人权利。在古代中国，房中术一方面旨在绵延子嗣、传承血统，维系父权统治和宗法制度，另一方面也着意增进感官愉悦、强身益寿；近代中国的性教育首先也是在救亡图存、强国保种的语境中被提出的，其中不乏优生学的成分，但也包含了对于妇女解放以及更广泛的人的解放的追求；文革后对性教育的重提与计划生育的国策分不开；在近些年对性教育的研究和实践中，人本身的性权利以及性少数权益也开始逐渐获得人们的重视。然而，这许多年过去，传递了科学的性知识、开放的性观念和平等的性别意识的小学生性教育读本《珍爱生命》，依然在今日被无数成年网友视作“黄段子”。
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在详尽地梳理了中国从古至今的性教育历史之后，针对当前中国性教育的现状与前景，我们专访了社会学家李银河——儿童接受性教育会使儿童早熟并尝试性吗？为什么家长对性教育普遍感到恐慌、尴尬或者难以启齿？为什么主流反性侵的话语实际上是“反性”的话语？为什么要反对单纯强调“预防性侵犯”的性教育，而要提倡全面的性教育？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到疑惑，或可通过李银河的回答，来重新审视我们反复提及却依然无知的性教育。
古代中国的性教育：《易经》、房中术与春宫画
许多民族在远古时代都存在生殖崇拜，在我国很多现存的岩画和出土的彩陶中都有大量象征男根、女阴以及描绘男女交媾的图像，以至于季羡林先生在为赵国华的《生殖崇拜文化论》作序时，也不免发出疑问：“真有这么多的动植物和其他东西都象征男根、女阴和男女交媾吗？”
关于原始社会的性教育，我们已很难找到完整可考的文献资料，但从神话传说、文学作品以及人类学家的研究中，依然可以窥探一二。原始社会的性教育主要是通过生产生活中各种集体活动和仪式进行的，其内容主要是表达对性与生殖的礼赞、敬畏、崇拜和禁忌。
先秦文献中就已有不少关于性的记载，其中《易经》可以算是中国人性观念的奠基之作，不仅有“一阴一阳，生生化化”之道，还有很多对性交和生殖的具体描写。潘光旦先生曾在《性心理学》一书译序中指出：“有人说《易经》的咸卦是中国最古老的描写性交的文字，但译者以为与其说是描写性交本身，毋宁说是描写性交的准备。所谓‘咸其拇’、 ‘咸其腓’、‘咸其股’，‘执其随’、‘咸其脢’、‘咸其辅颊舌’都是一些准备性的性戏耍，并且自外而内，步骤分明。”
中国古代的性教育主要分为两条路径：一是从出生开始的性别教育，主要体现在对男女交往（特别是性交往）的社会控制以及对于性别等级和角色的教化；二是通过各种房中术和春宫画，对已婚夫妇进行性教育。荷兰学者高罗佩（R. H. Van Gulik）对汉代以来的房中术进行了考察：两汉时期，房中术被视为严肃医学的一个分支，并不是猥亵之行，《汉书·艺文志·方伎略》中就记载了“房中八家”；在之后的六朝时期，道家行房益寿、御女登仙之说盛行，更是人人颂习，不以为讳；隋唐时期佛教传入中土，密宗的交媾觉悟之说与道家的合气成仙之说相互融合，也催生了大量关于房中术的著述。宋代以后，程朱理学兴起，禁欲在中国人的性观念中逐渐占了上风，私生活变得遮遮掩掩、壁垒森严，房中术也被视为隐晦龌龊之道；另一方面，民间娼妓和色情文学盛行，人们对性的态度逐渐呈现出表里不一的分裂状况。
房中术的形式不仅限于文字，图画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图画是新娘嫁妆的一部分，一对新人根据图画的指引在新婚之夜行“周公之礼”。汉代张衡的《同声歌》中就有“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两句，其中的“素女”指《素女经》等房中术，而“图”指的则是新娘嫁妆里的春宫画。“嫁妆画”作为一种传统的性教育形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中国的生育信仰》一书作者宋兆麟曾到山东潍坊采访过世代从事“嫁妆画”制作的杨氏后裔杨洛书老人，得知直到文革前夕，“嫁妆画”在民间依然十分常见。
高罗佩（R. H. Van Gulik）指出，在古代中国，性交有双重目的，首先是为了使女性受孕，绵延子嗣；其次也有阴阳调和、强身健体的功效，房中术在这两方面都具有指导作用。同时，房中术也与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有关，丈夫既要让妻妾雨露均沾，又不能损伤自身元气，就要学习房中术。因此，所有房中术的要旨就是：“房事有节、护惜精元，可致 ‘和平寿考’，若纵欲太过，精元亏损则易病伤寿。”
民国性教育繁荣：鲁迅曾是最早的性教育讲师之一
科学史学者江晓原曾在《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一书中指出，在关于性的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存在着对立的两极，一极是重生殖、重子嗣、提倡多妻，另一极则是禁欲的礼教——“性张力”正形成于这两极的共同作用之下。这种性张力在宋代以后逐渐增强，直到清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封闭的国门。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民国时期的性问题和其他诸多问题一样，不可避免地被置于了新的两极之中，即西学与中学、现代与传统、科学精神与人伦道德的两极。范皕海在1923年的《青年杂志》上撰文表示，“解放是不能不解放了，一方解放，一方仍要保持两性的贞洁，这是性教育最大的重担。”可谓一语道破近代中国性教育的困境。
华东师大出版社 2011-01
从清末开始，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重新阐释儒家学说，就对保守禁欲的性观念提出了批判。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均肯定了性欲的正当性，强调性交在繁衍目的之外的愉悦和乐趣，反对对性的污名。谭嗣同还在《仁学》中明确提出了“中西结合”的性教育主张，认为在中医以“精气说”为核心的身体观基础上，应该辅以西医的解剖学知识，还要绘图列说、制作可拆卸的人偶道具，“多开考察淫学之馆，广布阐明淫理之书，使之皆悉其所以然”。彼时正值第一次西学东渐的高潮，一些性学书籍也被译介到中国，从而逐渐取代了房中术，在性科普读物中占据了主流。
第一个专门撰文讨论性教育问题的中国人，是曾任商务印书馆出版部主任、中华书局总经理的教育家陆费逵。他于1910和1911年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男女共学问题》和《色欲与教育》两篇文章，首次提出了应在学校开展性教育的主张。此后十几年间，《教育杂志》刊发了多篇讨论性教育的文章，包括1923年的性教育专号。1920年《教育杂志》还连载了潘公展的《巴哥罗的两性教育观》，文章介绍了哥伦比亚大学巴哥罗（M. A. Bigelow）教授撰写的《性教育》一书的观点，这篇文章对我国性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性教育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短暂繁荣。
在性教育正式进入学校课程体系之前，清末学堂和教会学校中就小范围地开设了全体学、生理学、卫生学之类的课程。鲁迅就是近代中国最早走上学校讲台的性教育实践者之一。1909年（宣统元年）8月，29岁的鲁迅从日本归国，经好友徐寿裳介绍进入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担任优级的生理学和初级的化学教员。在此期间，鲁迅亲自编写了生理学讲义《人生象敩》，其中包括关于生殖系统的知识。在上生殖系统这节课之前，鲁迅只对学生提了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鲁迅的同乡、文学家夏丐尊后来回忆道：“鲁迅对我们说，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被破坏了。”
鲁迅不但在课堂上教授性知识，也同样重视对自己孩子的性教育。许广平在《鲁迅先生与海婴》一文中写道：“对于孩子的性教育，他是极为平凡的，就是绝没有神秘性。赤裸的身体，在洗浴的时候，是并不禁止海婴的走出走进的。实体的观察，实物的研究，偶有疑问，随时解答，见惯了双亲，也就对于一切人体都了解，没有什么惊奇了。”
鲁迅曾在《坚壁清野主义》一文中公开呼吁：“要风化好，是在解放人性，普及教育，尤其是性教育，这正是教育者所当为之事，‘收起来’却是管牢监的禁卒哥哥的专门。”他的两个弟弟周作人和周建人也积极参与关于性教育的讨论和实践，周氏三兄弟和张竟生、潘光旦一起，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性教育的先驱。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01
性教育正式被列入学校教育是在民国十年（1921年），卫生部颁布了《学校卫生实施方案》（后更名为《卫生教育实施方案》），其中明确规定性教育作为一门课程来设置，其教学内容要在学校实施。1929年至1948年间，教育主管部门又多次颁布并修订初中、高中及师范学校的性教育课程标准，现存的民国生理卫生教材中将性教育内容编入其中的就有22本之多，课程标准和教材体现了二十世纪上半夜性教育在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实施已呈现出“制度化”和“规模化”的特点。
性教育如今依然被当黄段子：需要性教育的不只有孩子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的性教育并非完全封闭，公开出版的一些性知识书籍在图书馆和书店可以看到。反右运动开始后，直到文革结束，性教育基本从公共视野和学校课程中销声匿迹。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一些医务工作者在报刊和书籍上介绍两性的生理解剖特点和性发育、性卫生方面的知识，还编写了中学《生理卫生》课本，其中包含《生殖器官》一章并附有插图。
文革结束之后，学校里的性教育开始复苏。2002年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学校应当在学生中，以符合受教育者特征的适当方式，有计划地展开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或者性健康教育”。这标志着学校的性教育在我国获得了正式的法定地位。
2008年，教育部发布了《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要求小学1-2年级学生应该掌握“孕育生命”、“成长的基本知识”和“我从哪里来”等知识；初中7-9年级学生应该能够“识别容易发生性侵害的危险因素，保护自己不受性侵害”。2011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出“把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
由于经验和专业性的欠缺，我国对于性教育的探索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去年6月就有媒体曝出，一本名为《高中生科学性教育》的教材公然声称有过婚前性行为的女性“下贱”、“堕落”，将性行为描述成“女性献出身体”和“男性对女性的征服”。而去年12月发布的国内首本男生性别教育教材《小小男子汉》则充满了性别刻板印象，以及对所谓“男孩危机”的不实宣传。就在上周，北师大经过专家课题组九年研究打磨，传递了科学的性知识、开放的性观念和平等的性别意识的小学生性教育教科书《珍爱生命》，则被大批成年网友当成了“黄段子”。
社会学家潘绥铭和黄盈盈在《性社会学》一书中指出，作为社会问题的性教育包含两个方面：其一，为什么还有青少年在性化的大潮中仍然是“性盲”？究竟是什么在阻止他们方便地、轻而易举地去主动寻求性知识？其二，为什么还有相当多的中国成年人相信下一代可以被闭目塞听？这也是如今我们依然需要深思的问题，在中国，缺少性教育的不仅仅是孩子而已。
专访社会学家李银河：单纯“反性侵”的性教育是远远不够的
界面文化：近几年中国在未成年人性教育上有哪些进展吗？
李银河：因为教育部颁布了文件，所以各地也都在做一些尝试，但也有来自民间的阻力。比如山东淄博的一个培训性教育讲师的培训班，培训了400多人，就有反色情网的“泼粪大妈”专程跑到山东的教育部门去抗议，为了师出有名还假装成学生家长，要求公布这400个受过培训的性教育讲师的个人信息，取消他们的教师资格。
界面文化：对于应该在哪个年龄段进行什么内容的性教育，现在国际上有没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标准
李银河：国外已经有很多很成熟的性教育教材，比如在荷兰，儿童4岁开始接受性教育，因为孩子在4岁的时候刚刚有了性别的概念，知道男孩和女孩是不一样的，因而这一阶段的性教育以性别观念为主；而到了青春期，就要相应地讲性交、月经、遗精的知识。
界面文化：是否存在过早接受性教育导致孩子过早尝试性，或者所谓“早熟”的可能？
李银河：不会。全世界的经验都表明，孩子应该什么时候成熟，就什么时候成熟。从较长的时间段上看，人类青春期到来的事件可能会有提前，比如过去女孩十四五岁左右初潮，现在降到了十二三岁，这个是可能有变化的。但是从个体角度看，并不会因为接受了性教育就性早熟。当孩子还没有性成熟的时候，会把性教育的内容当成一般的科学知识来看待，并不会在性还没有成熟、没有性冲动的时候就去尝试性。
界面文化：为什么家长对性教育普遍感到恐慌、尴尬或者难以启齿？
李银河：很多家长是在一个反性禁欲的环境中度过青春期的，他们本身也持有这样保守的观念，希望孩子对性的了解越晚越好，担心如果孩子早知道了，就会去尝试，就不能在婚前守贞。有一年上海的一个人大代表就说过一句话，“女孩能送给婆家最好的礼物就是处女之身”，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也反映了很多家长的顾虑。
界面文化：这次北师大课题组编写的教材引发争议的一个原因就是对性器官直呼其名，对性器官正确命名的意义哪里？
李银河：所有的性教育专家都主张，性教育教材里不要出现不正式的性器官名称，要直接用科学意义上最精确的名称命名，因为用任何的昵称来称呼性器官都不合适，这是性教育特别强调的原则。
界面文化：教材中首次谈到同性恋，包括很多同性恋平权的内容，同性婚姻和同性恋者的生育权等等，这可以算是一个认可同性恋权利的积极信号吗？
李银河：国外所有的性教育经验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讲同性恋，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如果你是同性恋，你该怎么办；二是如果你不是同性恋，你该怎么对待同性恋同学。很多同性恋的少男少女在青春期刚刚发现自己与众不同的时候，会非常紧张害怕，如果他提前了解有关同性恋的知识的话，会大大缓解这种情绪；另一方面，关于同性恋的知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对同性恋的歧视和霸凌。
界面文化：你曾经谈到过青少年性教育首先是为了防止伤害，其中包括防止性侵犯和婚前怀孕流产，似乎相对于前者，我们对后者的重视还远远不够？
李银河：从保护孩子的角度讲，防止性侵的性教育比较容易被人接受，因为它有直接的危害；而像有关怀孕、性病传播的性教育就没那么容易被接受，但是它们的危害同样很大。很多家长担心，如果在性教育中讲避孕，就可能从侧面鼓励孩子去尝试性。我觉得这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问题，如果孩子一定要去尝试的话，让他们掌握正确的避孕知识，总比让他们去冒险要更好。
界面文化：你也提出过要反对单纯强调“预防性侵犯”的性教育，提倡全面的性教育，反对性侵犯和性骚扰要通过为青少年赋权来实现，为什么这么说？
李银河：世界上的性教育主要分为两个思路，一种是我们提倡的全面综合的性教育，另一种叫做婚前守贞教育。比如美国就有一个专门做婚前守贞教育的组织叫“爱家协会”，还曾经到中国来，跟一些省市有过合作，现在婚前性行为的比例已经达到70%以上了，做这种教育也是徒劳的。美国有一项对照研究，实验组是接受过婚前守贞教育的，控制组是没接受过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两组人首次发生性行为的时间都是14.6岁，就说明婚前守贞教育基本是无效的。但问题在于，接受婚前守贞教育的人被剥夺了接受全面性教育的机会，不了解避孕和预防传染病的知识，他们在性行为中受到伤害的风险就会更大。
界面文化：为什么说主流反性侵的话语实际上是“反性”的话语？
李银河：因为这种话语仅仅把儿童当作性的受害者，而不是性的主体，并且把性描述为一种肮脏、可怕、甚至罪恶的行为。性侵当然是坏事，因为它是在没有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发生的性关系，是对当事人的一种身心伤害，但性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因此，如果在不辅以对性的正面教育的情况下，单纯讲性侵，就会对孩子造成误导，让他们认为，性只可能给他带来侵害，不能带来快乐和愉悦。这跟美国宗教右派主张的婚前守贞教育一样，都是一种反性禁欲的话语。
界面文化：近几年有很多性教育教科书都被指出有各种常识和观念上的错误，对于这样的教材，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国家把关准入的措施？
李银河：我觉得应该由权威的性教育专家组成一些审查机构来把关，即使他们没有权力决定这些教材最终是否能出版，但至少可以有批评权、建议权，各省市编写的有关性教育的教材应该送呈专家组审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