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卫生中心文创大卖，是“精神状态美丽”的一种结果？ | 编辑部聊天室

147期主持人 | 董子琪

整理 | 实习记者 李雨桐

最近，上海精神卫生中心“600号画廊”重新开幕。这次的展览以进食障碍为主题，在此之前，这里已经举办过关于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阿尔兹海默等多个精神障碍类主题展，作品大多来源于患者的艺术创作和自述分享。

这些年来，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还推出了很多文创周边，包括咖啡、月饼、文件夹、T恤等，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借助有趣的文创产品和新潮的玩法，宛平南路600号越来越被大众熟悉。我也买了一款所谓的“精神咖啡豆”，发现这款咖啡豆的产地是云南，包装地是安徽蚌埠，只有外壳的“精神咖啡”几个字是600号的——这正说明了精神疗法在营销方面的号召力。 

为什么大家会对“精神卫生文创”感兴趣呢？一方面当然有实际的需求，据报道，上海抑郁症患者数量居全国之首。另一方面，这或许和之前的“雍和宫热”也有关联——年轻人在雍和宫里祈福、购买手串，并纷纷在网上分享“反向灵验”。这样的例子还包括上海玉佛寺的手机背景图片，以及北京回龙观医院的漫画系列。同时，我也注意到松江的西林禅寺开设了“心灵点化所”，将佛学与心理科学结合为患者解忧。

01 精神卫生中心是什么地方

徐鲁青：上海精神卫生中心2021年办过一个画展，展览设在院内专门开辟出的一个偏僻长廊，创作者是院里的精神分裂症和双向情感障碍患者。当时展出了很多画作，每一幅画边上有画家的自述，内容大概是创作心情和创作感想。以前我认为精神病患者的艺术创作大多会表现他们的难过、愤怒和悲伤，用色会比较阴暗。我在参观的时候惊讶地发现，他们会用星星、蝴蝶、鱼这些五彩斑斓的意象进行绘画。这个画展一直很受欢迎，600号后来把那个空间开辟出来专门给大家做艺术展。

在上海，几乎无人不知“宛平南路600号”，这里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总院院址。实际上，全国各地的人们使用精神病院的号牌进行调侃甚至谩骂的现象并不鲜见。但是最近几年，“600号”慢慢变成了一个文创热地，最出圈的应该是它推出的文创月饼。每年中秋节都会有“600号月饼”在市场上流通，其中很多只是对内供应，外面没有办法买到，闲鱼上有很多人想买，拿到之后会发朋友圈说我拿到了“600号”的月饼。

董子琪：“600号”这个词还没有完全摆脱污名化的倾向，网络上依旧有人用这个词对别人进行攻击谩骂。所以精神病院在大家的心目中是个什么样的场所呢？

林子人：每座城市都有精神卫生中心，杭州的精神卫生中心是第七人民医院，在我小时候它的位置属于比较市郊的地方。大家提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都有一种神神秘秘的语气，潜台词可能是“只有不正常的人才去那个地方”。

在杭州，“你去精神病院”也是一种骂人的话，这种针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其实是司空见惯的。刚才鲁青提到，2021年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第一次举办画展，在我的认知里，精神疾病的重视以及去污名化差不多也是在新冠疫情开始之后。

在新冠疫情之后大家对精神健康的重视有所提升，背后有相关社会基础。各种数据统计显示，新冠大流行确实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精神疾病案例的飙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在2019年，全球约有3亿人患有焦虑障碍，大概是占全球人口的4%。根据2022年世界精神卫生报告，2020年全球焦虑障碍患者较之前增加了26%，这个比例在儿童和青少年当中是更高的。在2020年到2021年，全球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中有1/ 5正在经历临床焦虑，达到了疫情前的两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数字在不断增加。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门诊接诊的18岁以下的焦虑障碍症患者人数，在2019-2021年分别是2.23万、2.93万、3.98万，2020年和2021年分别比2019年增加了约31%和78%，这个增长是很可怕的。我觉得这些数据也能说明为什么年轻人反而对“600号”有更强的亲切感甚至认同感，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会以文创这种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去推广它的理念。

董子琪：精神疾病与疫情的关系我也深有体会，之前去西林禅寺时关注了它的公众号，在后来疫情封控期间我收到了公众号的一条推送，提醒大家西林禅寺提供线上“心灵点化所”服务，可以线上加禅师的微信去倾吐内心的问题和不快。禅师将结合科学的心理治疗手段以及佛法进行心灵点化，原话是“运用佛法与专业的心理学知识，为大众答疑解惑，提高大众心理健康意识，共同打赢疫情防疫战”，将佛法心灵疗愈和疫情防疫紧密联合结合在一起，既有科学上的、心理上的也有宗教上的抚慰。

过去的家长会吓唬孩子，如果不听话就会被送去“那里”，北京的回龙观医院、杭州七院还有上海600号大概都是类似的。不过在今天，精神病院变成了一种自嘲和标榜，“精神状态美丽”也成为了现在年轻人的口头禅。

02 “精神状态美丽” 

尹清露：精神病从被污名化变成了一种自嘲和标榜，这种现象让我想到一个梗——如果你对东亚人说“nobody loves you”（没有人爱你），是没有任何杀伤力的，这句话只能伤害到白女和f人。f人听到这句话会崩溃大哭，但与之相对的t人只会淡淡一笑说“不要犯病”，或者“不要发神经”。

同理，“你疯了吧”这句话也伤害不到年轻人。像刚刚子人说的，很多年轻人已经得了抑郁和躁郁症了，精神状态已经不好了，对他们来说“疯了”可能就是自己的日常，对于那些原生家庭不太好、本身没有受到很多关爱的人，“没有人爱你”也是他们的日常。这些话无法造成伤害的原因是年轻人们把自己主动放在了第一位，比任何人都更早看透了身边的一切，从而夺得了一种话语权。我觉得这些梗以及背后对精神病的情感态度的转变，暗含着一种区分敌友的方式——我们这些能够理解精神问题是什么的人，已经看透了世间所有黑暗的真相，而“你们”还没有。

我之前在《2023年亚文化盘点》的文章中提到了“抽象文化”火起来这件事。现在“抽象”这个词被大家用得越来越多了，在很多场合都能听到类似“这也太抽象了”的表达。我觉得“抽象”是类似于黑话的东西，充满了很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表达。

“抽象”这个梗在最开始也是和精神状态不太好的人相关的。比如说有些贴吧老哥觉得自己生活很不如意，就会说很多抽象内部黑话。其实这也是一种区分敌友的方式，如果你不理解我的抽象，那你可能太单纯了，或者你的生活太舒服了，我们理解抽象话的人则是掌握了某种黑暗世界的真理。通过这些梗的流行可以看出来大家精神状态的变化。

潘文捷：福柯谈到，精神病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产物。所谓的文明社会在建构自身的同时，一定会排斥所谓不正常的、异质的、扰乱社会秩序的东西，也就是疯狂。精神病患者一直都是被观察和被嘲弄的对象，被排斥为他者和边缘人。但这样的宏大叙事当下已经不再流行了，大家逐渐意识到自己就是边缘人，放在《西游记》这样的故事里面，自己不是孙悟空，而是小妖怪。

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父权社会，我们处理关系的时候总有一个区分，听话的人和不听话的人、正常的人和不正常的人，区分之后再对大家进行一些规训、惩罚或者奖励。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自己就是不受控的、不正常的。另一方面，就像子琪刚才说的，好像一切东西都变成了一种消费，比如说狂躁症或者抑郁症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但大家说“我抑郁了”似乎把很严肃的事情娱乐化了，在娱乐化之后又可以变成一种消费品。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跟上海交响乐团联名推出了挂耳咖啡，包装设计对应了10种不同情绪症状，分别是狂热爱好、狂躁发作、表演型人格、优越感、自卑感、职场PUA、失眠症、焦虑症、情绪化、恋爱脑，我感觉这些其实不算是病症，而是日常的一种感觉。

买这些东西一方面是玩梗，另一方面是因为大家彼此体认，表达的意思类似于“作为一个社畜，我的精神状态很自由，我很骄傲”，这种身份通过购买行为得到了相互的肯定和加强。除了去年盘点的那些流行文化，今年流行的“上班恶心穿搭”，“老板一看就不能委以重任的头像”，都有一点犬儒的意味。虽然我看得清这个世界的真相，但我没有办法改变，只能觉得很恶心。

我举两个“精神状态很美”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有一个老外穿了一件很别致的T恤到中国玩，前面写着“老外来了”，等他走过去之后，大家发现衣服的背后写着“老外走了”，评论区都说他的精神状态很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填空题，题干是你和老公、婆婆、孩子四个人去游乐场玩，结束以后打算回家，但是孩子不听话，哭着赖在地上不走，你说这样不听话，妈妈要生气了，这时候婆婆跑过来，______——这个空要填的是婆婆做的事情。评论区最高赞的答案是“婆婆跑过去”，连起来就是“婆婆跑过来，婆婆跑过去”。这种无厘头的填空在很多社交平台都得到了很多关注。我觉得这种无厘头本身就有一种解压作用，可以把前面攒的压力完全释放。现在网络上写的爽文也是这样，前面要虐两把，先压一压，让弹簧压到最下面，然后再一下子爽一把，这样的节奏是很解压的。很多时候我们说的“很美的精神状态”其实是释放、解压，让大家心中的某种情绪得到一种宣泄。

林子人：刚才文捷援引了福柯的观点，说精神病是指疯癫，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发明。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推演，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深化，精神病的状况也会越来越严峻。马克·费舍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作者发现在英国，抑郁症是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治疗最多的一种疾病。费舍还援引了《自私的资本主义者》，那本书认为精神痛苦的增长率和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奉行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是密切相关的，作者发现，相比于1946年出生的人，1970年出生的这代人的痛苦率几乎翻了一倍。1982年，在满32岁的女性当中，16%的人声称自己有神经问题、感到低落、抑郁或者悲伤。而在2000年，年满30岁的女性当中有29%的人表示有情绪低落的情况，男性的对应比例分别是8%和13%。

这种心理痛苦的增加，在过去三四十年的时间里是非常普遍的。马克·费舍在书中写道，我们现在可能需要提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能接受那么多的人——尤其是那么多的年轻人——都生病了？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健康瘟疫”将表明资本主义不是唯一奏效的社会系统，它天生就功能失调，而且它看似奏效却代价极其高昂。这个代价中的一部分可能就是人们的精神健康。

董子琪：上面说到了生产与社会组织形态对人的精神状态的影响，我想补充另一个角度。荣格的《现代人的心灵问题》把人分为原始人和现代人，两种人的区别是信仰不同，原始人更加信仰巫术、神秘和宗教，现代人信仰的是科学以及逻辑思维的判断，凡事都要科学的证明，忽视了心灵的力量，令个性萎缩。譬如原始人会天真地把自己的心灵当作事物本身，认为天打雷是自己做了什么导致老天生气了；现代人正好相反，他们朝向的不是自己，而是世界，把自己当成客体搁置在一边，把个性献祭给客观精神。

我最近重新看《诗经》，《诗经》中“我”的感受非常强烈，《卷耳》《柏舟》等篇的女性叙事者尤其显示出了个性：“我”心多悲伤，“我”多么不愿意屈服，但后来这个“我”去哪儿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觉得稿子出现“我”会显得不客观，“我”是不应该存在的。在荣格看来，这会造成心灵的萎缩，这是他在综合很多患者病历之后得出的结论。

徐鲁青：我觉得很多病症是随着医疗基础设施慢慢发展才开始出现的。比如成人多动症，我一个朋友在英国读书，他的很多同学得了这种病，学校给他们配备一对一的tutor来做咨询。但我另一个朋友在中国的经历是，他去看精神科，医生说除了脑检查、填量表之外，还要检查发育史，而这部分需要打电话和父母确认。他和父母说他过几天要去精神科，他父母就不想接医生的电话。他问父母他小时候有没有一些坐不住、爱插嘴的表现，他父母说有，但他们不觉得这是一种病。如果你问他们孩子有没有多动症，他们是不承认的，但如果去确认一些比较具体的行为的话，他们觉得是有的。

有医学报道认为，游牧民族的很多人都有“多动症”的症状，因为这种状态很容易对外界的刺激保持警惕，能更快速地做出反应。但这个状态不适合长期去做一件事情。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游牧部落以及相应的生活习惯变得越来越少，这种状态就变成了一种精神病。

03 拧螺丝的人需要被治愈吗 

董子琪：这次“600号”展览的主题是厌食症，让我想到了已经去世的美国诺奖诗人露易丝·格丽克，我们在报道她的时候也着重讲过厌食症如何影响了她的创作。她有一部诗集叫做《合作农场的冬日食谱》，写到了把苔藓制作成食物以及修剪苔藓的工作，也描写了老年疗养院里的秩序与冷清，白色的墙、护士的叮嘱、吃药的安排等等。所以精神疾病障碍和艺术表达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尹清露：艺术天然和我们所认知的精神病症相关，因为艺术家表达的东西很多时候是超出现代理性世界的存在。他们需要通过解剖自己的痛苦，或者无视那些“你必须客观理性”的声音，才能够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以自身突破了所谓的犬儒主义。

有的歌手会唱一些很积极的、阳光的内容，让人感觉舒服一点，但有的歌手是通过描述自己的病症让听众产生共鸣。日本歌手大森靖子被很多人认为是“女版太宰治”，她的听众也是比较边缘的一群人，被称为“地雷女”。“地雷女”看似外表楚楚可怜，穿得非常可爱，画着日式甜美妆容，但实际上非常“病娇”，平时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但她们就像地雷一样，踏中以后威力惊人。如果你对她们做了比较过分的事，或者说了比较过分的话，她们就会表现出思想消极的一面，说一些旁人听不懂的话。所以，“地雷女”这个群体也通常会跟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关联。

我觉得大森靖子的歌就是唱给这些对于生活不太满意的年轻人听的。我很喜欢她的歌，觉得她的歌里面有一种非常震撼的能量，因为她是通过暴露自己非常阴暗的一面进行治愈的。我很喜欢一首歌叫做《染上鲜红的圣诞节》，只听曲调的话，可能认为它只是一个圣诞歌曲。其实歌词讲的是一个女孩由于太爱某个人，而不断在一个地方埋下地雷。直到圣诞节那天，两个人在那个她称之为“爱的爆炸中心”的地方粉身碎骨。我听完这首歌会有一种悲伤又畅快的感觉。其实她演唱的是一种旁人看来很偏执的感情，但是我觉得正因为她懂得人生中一些苦痛的部分，反而比一些很肤浅地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歌更加治愈。

她还有一首歌叫做《创作歌手》，歌曲最后基本上是不断重复一句词“stop the music”（停下音乐），有人阐释说其实她真正的意思是 “don't stop the music”（不要停下音乐），也是在以否定去表达肯定。

我最近在听“河南说唱之神”（河神）的歌，他的歌曲也充满了躁郁症的意象，评论区里也有很多让人看不懂的抽象评论，比如说有人装成之前和“河南说唱之神”绝交的朋友，说“以后我们都各自安好吧，河神你也别来找我了”，但其实他根本不认识河神，只是在玩抽象，但不知道这个事的人就会问“你们怎么回事”。还有一些让我触动的地方，比如有一条外卖小哥发的评论，说我每天送很多外卖，闲下来就听听你的歌，你的歌让我感到被治愈了。我觉得河神的歌主要是唱给这些被社会边缘化，觉得自己无法在社会立足的人听的。

董子琪：清露说的音乐让边缘人得到治愈这点令我想到一个观点，即劳动者是不太需要治愈的。之前李娟说她过去在工厂拧螺丝，大脑是空白的，觉得非常平静。当然有很多人认为这个经历不真实。我在豆瓣的一个摇滚音乐组里看到一个说法，说摇滚乐其实是写给中上层的，对于真正愤怒的人来说，他可能干完活一躺就睡着了，根本用不上摇滚乐。

林子人：这和最近很多年轻人对于“体力活”的向往有点相似。我在社交网络上看到过很多这样的评论，说觉得在格子间里面工作脑袋转不动了，太心累了，还不如做咖啡、摇奶茶这种不太动脑子的工作，感觉会过得更轻松快乐一些。但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对所谓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二元对立的一种刻板印象，觉得体力工作者好像就没有心，或者他们是可以把内心的状态搁置一边的。再推导一下，是不是可能会变成体力工作者在精神层面更加低下，或至少是没有追求。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傲慢。我们不能默认体力工作者不会感受到精神上的痛苦，其实是有很多社会经济上的原因造成了他们没有办法表达，或者导致这个问题被长期忽视，但不意味着它不存在。我觉得现在很多流行的观念，其实反而在加固一些长时间的刻板印象和偏见。

潘文捷：在《做工的人》一书中，作者林立青从身体角度描写了体力劳动者的苦难，比如说长期的体力劳动导致腰椎磨损，他们没有钱去医院，配着高粱酒把止痛药咽下去。体力劳动者对身体的使用非常直接，脑力劳动者可能对身体不是那么敏感。但我们也知道身心其实是一体的，如果身体正在受到折磨，那么心理肯定多少也会感受到负担。

我之前写了一篇关于治愈系的文章，考察了一下“治愈系”的起源，发现“治愈系”这个词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的日本。当时社会竞争加剧，经济发展低迷，大家没有办法在家族和团体中获得归属感和依赖。有些人是通过追求刺激来自我疗愈的，但这种方法是危险的。“治愈系”的做法就是用舒适、平静和避免攻击的方法来实现治愈的目的。坂本龙一是所谓的治愈音乐之父，文学领域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和吉本芭娜娜的《厨房》也是治愈系重要作品。随着时间发展，“治愈”被应用于各个领域，比如说治愈系少女、治愈系广告、治愈系动漫。这些治愈往往是对孤独和悲观的一种英雄主义救济。

尹清露：“治愈系”其实有一些演变，后来还衍生出“致郁系”这个词，感觉是一种对原有“治愈”的一种调侃。村上春树和吉本芭娜娜归根结底写的还是一些在资本主义世界里面比较小的苦痛，通过解决这些小的苦痛来治愈别人。但是“致郁”还是有点像我刚刚说的，通过一些很暗黑的东西让你治愈，让你觉得很畅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