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代，日本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因为此时明治维新已经进行20余年，国内建设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国际外交战略如何选择？正在走向亚洲强国地位的日本到了必须做出抉择的时候了。
对转型国家而言，对国内政治理想的探索和对外交战略选择的思索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这两个紧密联系的问题成为日本精英们思考的焦点，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引起激烈争论，各种观点层出不穷，眼花缭乱。但是1887年，一本名为《三醉人经纶问答》的书横空出世，它以生动形象的形式，把当时对政治与外交选择的各类见解摆在大家面前，简洁清晰，一目了然。
更了不起的是，这本书精辟地揭示了其后日本对外军事扩张路线所赖以确立的主要逻辑，其中提出的和平思想，更是预言了60年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的发展道路。因此，《三醉人经纶问答》被视为日本的经典著作，至今仍然受到人们重视。
这本奇书的作者，就是明治时期自由民权运动理论家、政治活动家中江兆民。
1847年，中江兆民出身于土佐藩（现为日本高知县）一个下级武士家庭，17岁就学习英、荷、法等国语言。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政府为了学习西方，派遣年轻人留学欧洲。中江兆民抓住这个机会，于1872年来到法国学习。
此前一年，法国刚刚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虽然革命很快被镇压，但是法国社会围绕巴黎革命有各种争论，年轻的中江兆民也卷入了新旧思想的冲突中。在与小酒馆和工人一起碰杯交流中，他对卢梭的学说和法国革命思想有了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3年后，中江兆民回到日本。在度过短暂的宦途之后，他就转而投身教育工作。在他看来，改革必须依靠拥有现代知识、思想解放的国民。他开办法兰西学塾，讲授法语、政治、哲学等，前后受教育者达2000 余人。
中江兆民一方面传播现代知识，为日本培养新的人才，一方面潜心翻译，为日本提供新的思想学说。他用汉文翻译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附以解说，名为《民约译解》。他把书中的“liberte”译为“自由”，“democratie”译为“民主”。这些在中国本就存在的汉字词语，从此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内涵，中国至今仍然在广泛运用。
《民约译解》为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自由民权运动提供了思想资源，也给年轻人打开了新的世界。有人写诗道，“天下朦胧皆梦魂，危言独欲贯乾坤，谁知凄月悲风底，泣读卢梭民约论。”无数热血青年都是在这本书的影响下，投身于自由民权运动。中江兆民也因此书获得了“东洋卢梭”的美名。
中江兆民没有做时代的旁观者，而是积极参加自由民权运动。他创办报纸，奋力抨击藩阀政治，反对君主世袭。他公开鼓吹“君民共治”、 “地方分权”，甚至说“自主”的“主”，就是在“王”的头上钉上一个钉子。这些言论对自由民权运动理论上的影响极大。
1887年12月，明治政府发布施行《保安条例》，以“阴谋内乱”、“防害治安”等莫须有之罪名，勒令民间政治活动家离开东京，否则予以逮捕。在警察押送下，中江兆民抱着才几个月大的女儿被赶出了东京。但是，中江兆民矢志不渝，跑到大阪创办新报纸，自己当主笔，继续为自由民权鼓与呼。
自由民权运动发展的同时，保守主义思潮也在日本兴起，许多知识精英成为国家主义者。参加自由民权运动的，既有自由主义者，也有民主主义者。三种思潮互相激荡，使得1880年代的日本思想界异常活跃。
当时日本面临方向选择：是选择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制，还是民主制？是走军国主义路线、对外扩张，还是走和平发展路线，睦邻友好？中江兆民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三醉人经纶问答》一书中，虚构了洋学绅士、豪杰君、南海先生等三个各具不同思想倾向的人物，对日本的内政、外交分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洋学绅士通晓西方近代思想，主张日本建立民主制，实现彻底的民主化。在他看来，消除国与国之间对立的途径就在于废除君主制，实现民主制。他主张日本实行无条件的和平主义和不抵抗主义，彻底废除军备、放弃战争，成为永久中立的和平国家。
豪杰君反对洋学绅士的观点，他认为当今世界乃实力主义时代，战争乃不可避免之事，只有物质力量强大的“文明国”才能战而胜之。在列强的船坚炮利面前，空谈理想没有实际效用。日本作为一个小国，要求得富强，必须走扩军备战、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由“小邦”变为“大邦”，才能解决国内矛盾，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
如果说洋学绅士是民主主义思想的代表，豪杰君是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国家主义思想的代表，那么南海君就是一位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他赞同洋学绅士的民主制理想，但是认为目前难以实现。他批驳豪杰君所论属于专制时代之事，对外侵略不符合人类的“正义”。
关于日本政治改革的目标，南海先生主张“设立宪之制，上张皇上之尊荣，下增万民之富祉，置上下两议院，上院议士以贵族充之，使之世世相承，下院议士用选举法取之”。在对外政策，他主张“至于外交之旨趣，务以好和为主，不至国体毁损，决无张威宣武”。
《三醉人经纶问答》展示了明治时代日本民族在历史十字路口的真实心境和政治思潮，揭示了一个近代转型国家的理想与苦恼。书中的南海先生就是作者中江兆民的化身。这个积极参与自由民权运动的知识分子，并非卢梭式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而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1890年，日本开设国会，中江兆民当选为首次众议院议员。但因为不满民党在预算问题上与政府妥协，3天后就愤而提交辞职书，“本人因酒精中毒，碍难参加讨论，请准辞职” 。国会议员当了3天便辞职，被人们传为奇谈。
后人称赞中江兆民说，“先生自幼聪颖，通经史，善诗文。然其性情极为温良恭谨，却又颇为称奇。”中江兆民一生办过很多事业，但都没有成功。晚年的中江兆民穷困潦倒，就像《三醉人经纶问答》中的南海先生一样，他“性酷嗜酒，又酷好论政事”，饮酒半酣时，“心神顿激昂，思想频坌涌，身在一斗室，眼通观全世界”，“指示世界航路，讲授社会方计”。
后来，中江兆民被诊断为喉头症，医生说他只能再活一年半。但是他仍然乐观地面对人生，写下来《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两本宝贵的哲学著作留给后世。1901年，在世界刚刚步入新世纪的时候，54岁的思想家就在病痛中与世长辞。
中江兆民幼时学习汉学，先后用过许多名字，最后根据《诗经》中的“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取名为 “兆民”，意为“亿兆之民”，即“大众”之意。作为明治维新时代的思想家，中江兆民眼看着日本一步步走向强大，成为亚洲强国。但是他并不认为强国有什么了不起，呼吁国人做“大国人民”。他说，“大国人民和小国人民的区别，不是由于疆土的大小，而是由于他们的气质，胸襟的大小”。
思想家是非常宝贵的。尤其是那些处于转型中的国家，需要一大批思想家来引领。中江兆民就是日本在向近代化国家迈进过程中的一位难得的思想家。他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从日本民族长远利益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他说，“我们日本正应该省悟自己的天职是什么，应该考虑自己百年后的命运如何”，因此，“不论我们国家是怎样的强盛，邻国是怎样的软弱，假如我们无缘无故派兵到邻国去，那么，结果怎么样呢？外表的事物终归是不能战胜理义的”。
遗憾的是，日本后来走上了一条与他的期望完全相反的道路。可是日本近代帝国兴衰的结局，完全证实了中江兆民的远见卓识。这是一个思想家的光荣，但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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