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对自己看待成瘾者的方式感到愧疚 | 专访

编辑 | 黄月 

今年5月7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多部门调整了精神药品目录，镇咳药右美沙芬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自本月1日起施行。近年来，屡有报道提及国内青少年过量服用和滥用右美沙芬的现象，因为这种中枢性镇咳药物容易获得，一些未成年人为追求欣快、幻觉等体验而过量使用并成瘾。

现代人对于药物成瘾或许并不陌生。2021年美剧《成瘾剂量》（Dopesick）呈现了普渡制药的阿片类止痛药奥施康定（OxyContin）自1995年来在美国造成的大范围成瘾问题。《老友记》中饰演钱德勒的马修·派瑞生前曾在回忆录《老友、爱人和大麻烦》中提及自己的药物成瘾经历，其中就包括奥施康定。美籍越裔作家王鸥行曾在《大地上我们转瞬即逝的绚烂》中回忆童年好友在一次意外受伤之后，长期沉迷于止痛药物的悲伤过往。美国《国会山报》今年6月报道，最新调查研究显示，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自述有认识的亲友因滥用阿片类止痛药品而死亡。

2005年前后，美国人类学家托德·迈耶斯（Todd Meyers）开始关注一群滥用阿片类药物的青少年，在三年时间里，他追踪着12名青少年在治疗中心和少管所之间进进出出，然后再搬到他们称为“家”的各种地方。他目睹很多青少年在住院治疗中有所好转，一旦离开又被打回原形。迈耶斯说，“他们在这个无法决定他们是吸毒者还是病人的医疗系统中挣扎、对抗。世界对他们有所要求，他们对此却无能为力。”这些青少年模糊了病人与成瘾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又处在从儿童到成人的转型阶段，他们的生活和人生轨迹都被成瘾药物牵扯着。

在三年的研究之后，迈耶斯持续关注着这群青少年的生活，直到他们长大成人、离开人世或远走他乡，他也将自己的田野调查结合临床研究、医学资料和民族志，产出了《诊所在别处：成瘾人类学和药物依赖下的青少年》一书。他试图做的工作，是为青少年成瘾者树立一个新的形象，他们的形象长期以来被固化成浅薄顽劣的样貌，而实际上，“与阿片类药物依赖相伴的青春，就像青春本身一样参差多态。”

在下面这篇专访中，迈耶斯批评了大众对于药物成瘾青少年群体的偏见，指出我们应对既往的看待成瘾者的方式感到愧疚。因为阿片类药物的滥用“是一个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而且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阿片类药物的供应极大影响了药物滥用的风险和危害，但很多人仍然将成瘾视为个人问题，“我们对于个体责任的话语需要被重新思考。”

采写 | 于亦飞

01 用药可能成瘾，治疗如何继续

你能简要介绍一下《诊所在别处》这本书吗？在你的研究里，青少年的生活经历是如何挑战我们对成瘾和治疗的传统理解的？

托德·迈耶斯：这本书追踪了一小群正在接受药物治疗的青少年，主要是阿片类药物滥用。核心是为了展示青少年在药物治疗环境内外的复杂生活，想让人们了解他们如何将自己的世界带入诊所，诊所又如何跟随他们来到外面的世界，展现了家庭和诊所之间的交互作用。不同空间之间的移动已经在打破青少年药物使用者一成不变的形象，以及社会对他们的孤立。

我不想讲述一个关于治疗的普通故事，或是为“所有治疗都一样”“每个都以相同的方式接受治疗受并从中受益”这类错误说法添砖加瓦，其中最糟糕的说法是“治疗最终是失败的，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最终会再次使用药物”。我想更详细地描绘个体的生活，而不是依赖从其他地方截取的画面。 

这本书最初出版于2013年，到现在已经超过十年。如今回顾这部作品，从你的观察和研究来看，医疗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发生了哪些变化，又有哪些保持不变？ 

托德·迈耶斯：这本书2013年出版，但田野调查工作是早于出版5年完成的。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在那个时候谈论阿片类药物流行，我需要提醒人们这是什么以及意味着什么。如今阿片类药物已成为了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了解它们带来的问题、了解成瘾和依赖，也清楚药物成瘾的社会成本。

如果放在今天来写，它会是一本完全不同的书，不得不考虑到阿片类药物和药物成瘾已经成为了我们理解世界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一个与社会隔绝的事情。事实上，这本书在现在看来具有一定预见性，比如社会、医疗和成瘾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在第四章“治疗与原因”中，你提到，《巴尔的摩太阳报》于2007年发表的一系列报道批判了丁丙诺啡的滥用和误用，而这样的报道背后，实则是更广泛的对于使用阿片类药物治疗成瘾本身的公众焦虑。这与患者身份的社会建构有何关联，公众又是如何决策哪些药物可以被接受用于治疗药物成瘾的？

托德·迈耶斯：从伦理上讲，当治疗方法存在时，向人们提供治疗是当务之急。但我们知道，丁丙诺啡的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与药物依赖和成瘾有关的疗法有很多，其中许多疗法从未流行过，因为它们背负着太多的社会污名。研究使用药物并对药物上瘾的患者的复杂之处在于，他们仅仅被视为瘾君子，而很少被视为病人或需要医疗干预的人。

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就是说，这些病人的处境很复杂，很多判断涉及到治疗中的愉悦或至少是无痛。这关乎人们对治疗的态度，而不是治疗是否有效。对我来说，这才是真正的伦理问题。因为一种疗法不受欢迎或给患者带来快感而拒绝治疗，这意味着什么？ 每当治疗涉及到罪魁祸首——阿片类药物时，人们就很难将治疗意图与愉悦、犯罪或不良行为等因素区分开来。因此，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领域。

02 药物依赖循环往复，仍包含对治愈的渴望

对于这些青少年来说，他们是如何看待治疗的，与公众有何不同？

托德·迈耶斯：这很有趣，这也是一个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的方面。当时关于丁丙诺啡的信息并不多。当我开始研究它时，它是一种相对较新的治疗方法，尤其是在青少年中。让公众感到困扰的是，你正在使用与青少年成瘾药物相同的药物来治疗他们，这在许多报纸文章和其他报道中都有体现。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发现，但由于某种原因，这引起了各种各样的担忧。人们常常把对戒断症状的管理与吸毒产生的快感混淆在一起。因此，出于某种原因，这成为了人们心中认可这些治疗方案潜力的障碍。

对于青少年来说，这些治疗方法与用于治疗任何其他医疗状况的方法都差不多，既不更好也不更差。当然，自从我进行这个研究以来，又有很多关于滥用丁丙诺啡的文章被发表。但这从未真正成为诊所中的关注焦点。而且，正在接受治疗的青少年确实没有把药物治疗等同于他们接触到的其他阿片类药物。 

这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如果你认为在读报纸的人与在诊所工作的人是不同的人，那你就错了，公众的感受和专业人士的感受通常以令人惊讶的方式紧密相连。因此，公众的看法或误解确实影响了某些疗法是否能被药物上瘾者使用。但这与我们当前的情况非常不同，因为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阿片类药物的问题是如此巨大，它影响了许多不同经济和政治立场的人。但在当时，人们非常强烈地反对开发这些新的治疗方法，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可以变成为依赖者提供愉悦的药物。

在研究这些问题时，必须以某种方式承认误解的存在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如果不承认它，无论药物是好还是坏，这些疗法是有效还是无效，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尝试解决人们对药物滥用的误解。

你在书中提到，许多工作人员过去曾有药物滥用的经历，并会公开与接受治疗的青少年谈论这些经历。当医生以及这些青少年进入和离开医疗和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无论是在物理上还是象征意义上），他们的行动如何塑造他们对药物依赖和治疗的经历？ 

托德·迈耶斯：在住院式药物治疗中心工作的人，无论是临床医生还是员工，都非常了解毒品的使用，那些来这里接受药物滥用治疗的青少年也是如此。他们也对治疗非常了解，这可能是我在做研究时收获最大的惊喜。在诊所里，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他们都非常详细地理解了治疗方法，和他们对药物和药物使用的了解相当。他们知道治疗中的优先事项是什么，他们知道临床推理包含什么，并且使用他们自己的版本的临床推理来理解他们的治疗。

既然他们对药物成瘾和治疗的两面都了解得如此之多，“治愈”和“疗愈”的概念在这样的叙述中是如何体现的？你提到在诊所里更多地被谈论的是“疗愈”，但人们在私人环境中人们更多地谈论“治愈”这个概念。

托德·迈耶斯：说到底，我们谈论的是人。 无论你有多清楚药物使用和依赖通常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并且可能持续一生，以及从成瘾或依赖中彻底被治愈的概念对于药物滥用治疗来说似乎是一个极端且陌生的概念，人们仍然抱着这样的希望，认为如果你使用丁丙诺啡进行治疗，你就会被治愈。这非常矛盾。但这些矛盾仍然被人们认可。临床医生并不对药物使用的现实一无所知，他们知道他们可能会再次看到那些青少年，而且通常确实会如此。在这本书中，我追踪了那些接受治疗的人，他们离开又返回，这都在意料之中。但是，使用药物来治疗成瘾仍然伴随着对治愈的渴望。因此，尽管现实中存在着成瘾和康复，但我们都是人，都渴望拥有可以改变的未来。

这听起来有点矛盾。一方面，公众认为用来治疗成瘾的药物也会导致成瘾，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寻求被治愈的方法。

托德·迈耶斯：事实上，这其中有很多矛盾。这些青少年既是患者又是成瘾者。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被当作成年人对待，但他们仍然是孩子。他们正在接受一种被认为可以使他们摆脱药物依赖的药物治疗，但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试图治愈他们。产生成瘾的生物学机制与这些药物刺激的受体以及其他阿片类药物刺激的受体相同。这方面的例子还有很多。

诊所与这些孩子的世界是分离的，这之间存在着更细微的矛盾。他们的世界被带进了诊所，诊所也被带出到了他们的世界，这是一个非常多孔且易受影响的环境。如果认为这些地方是独立的，就会产生认知失调。你必须相信诊所在象征意义上、在物理意义上是完全不同的。现在，阿片类药物危机和滥用药物危机这两件事都告诉我们，社会和临床世界之间的联系要复杂得多。

03 一个滥用药物的人也值得接受治疗和关怀

你在《柳叶刀》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由于药物依赖导致的死亡可以被视为相对于其他更“被认可”的需求的次要问题。那么，在疫情期间和后疫情时期，青少年药物依赖和获取治疗的趋势是怎样的？ 

托德·迈耶斯：疫情引发的一个问题是：某些生命是否比其他生命更值得哀悼？什么样的死亡是与疫情相关的，又有哪些不是？成瘾和药物滥用所导致的死亡是一种非常边缘化的死亡形式。然而，正如我在《柳叶刀》文章中写到的，社会隔离、医疗服务短缺、医疗危机和公共卫生危机加剧了药物滥用的问题，这直接影响了使用药物的人，而且这确实有非常强的社会经济维度。

因此，若说这些死亡不在疫情期间的关注范围内，也恰恰突显了强制社交隔离的封锁期间人们滥用药物率如此之高的原因，也告诉了我们社交关系网对于保护人们有多么重要。作为一个全球化的社会，我们应该对我们看待成瘾者的方式感到愧疚。疫情突显了这一点，我们仍然需要重新思考我们对使用药物的人的看法。青少年对阿片类药物的使用并没有消失的迹象。关于阿片类药物危机和药物滥用危机的讨论通常只关注成年人，但其对青少年的影响是深远的，这在疫情前后都没有改变。有时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我们在谈论这一危机时的用语似乎没有多少改进，我们对药物使用和药物滥用的看法似乎没有多少变化。 

如果在青少年时期经历药物依赖，治愈和疗愈的过程通常会以什么方式展开？

托德·迈耶斯：我们是否将药物依赖和成瘾理解为一种终身的经历，还是说个人处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时，药物使用和滥用是否重要且有问题会随之变化？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谁知道呢？但我不认为我们可以简单地假设这是伴随人们一生的东西。如果使用人生历程发展模型，你会意识到在人在早期青春期、晚期青春期、进入成年期都会经历变化，与药物和药物依赖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付出了大量努力，通过疾病模型、大脑变化等方式来重新思考药物和依赖问题，试图减轻成瘾者的社会道德压力。他们未能认识到，这些问题在根本上是社会性的事实，并且确实与个体的发展变化同时发生，这些变化不仅在生物学或神经学方面被塑造，在社会上也被塑造。我们可能需要更愿意接受变化的观念。

在当今社会中，个体被认为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但常常忽略疾病和疾病周围的社会成因。我们应该如何把道德判断放在一边，并通过医学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重新思考青少年药物滥用？

托德·迈耶斯：第一，我们对于个体责任的话语需要被重新思考。在过去十年里，我们逐渐意识到，阿片类药物的供应极大影响了药物滥用的风险和危害，却仍然将成瘾视为个人问题。这是一个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而且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公共卫生和医学与其他领域一样，必须认真重新思考责任问题。 

另一方面，医学人类学家、医学社会学家和其他人也必须关注这些问题的道德层面。我们很容易只考虑个人责任，只把成瘾者视为所有问题的焦点，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非常老式的观念，认为他们只有解决自己的问题才能摆脱成瘾。《诊所在别处》正试图提供一些不同的观点和话语，来重新思考使用药品的青少年的生活。我们总是希望自己写的东西会产生影响，但其实很难衡量。但尝试改变观念是值得的，展示真实和完整的图景是人类学家值得追求的目标。

要彻底改变公共政策非常困难，但基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你对临床医生或政策制定者有什么建议，特别是在青少年药物滥用和成瘾方面？

托德·迈耶斯：一个起点是允许患者和成瘾者的双重身份存在，即一个滥用药物的人也值得接受治疗和关怀。这听起来可能不像是一个重大的政策干预方案，但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并能够在个体层面发生，它体现在我们如何对待一个人、如何思考他的思考家庭、如何思考这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等等。所有一切变化都始于对个体的深描，我们不要仅仅将他们看作一个成瘾者或一个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