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1917年2月，胡适的《蝴蝶》（原题《朋友》）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被视为是中国第一首白话诗。《蝴蝶》，连同其它最早亮相的一批现代白话诗，在喧闹的质疑乃至嘲笑声中拉开了中国新诗的序幕。时光飞逝，到了2017年2月，中国新诗已经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胡适大概不曾想到，一百年中有关新诗的争议从未停止过。
从2016年到今年，中国各地举办了数十场关于“新诗百年”的纪念活动和研讨会。2016年底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中国新诗诞辰百年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教授洪子诚在总结发言中说道，之所以有一场又一场关于“新诗百年”的研讨会召开，是因为即使走过了一百年，中国新诗的“合法性”还没有确立。
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口语和文言，精英和大众，在百年间的不同阶段中，这些矛盾轮番被置于争论焦点，至今依然没有结论。在中国第一首白话诗发表整整一百年，界面文化（公众号ID：booksandfun）采访了国内几位知名诗歌评论家和代表不同风格的诗人，畅谈他们心中的新诗百年，在阅读这些访谈文章之前，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新诗走过的这充满波折的百年历程。
诞生之初的抉择：古典还是西方？
新诗在最初随着宣扬民主、自由和解放的新思潮诞生，站在倡导新文化运动的胡适等新式知识分子的立场看，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旧体诗不再成为仕途之必要，而新诗则被视为“启蒙”的途径之一。在当时的诸君看来，文学革命是整个社会变革重要的一环。胡适1919年的《谈新诗》开头，不言新诗的进展而议论中国国家革命的可能：“（一）于政治上应揭破贤人政治之真相，（二）于教育上应打消孔教为修身大本之宪条”。胡适后来在《尝试集·自序》中写道：“社会对于我，也很大度的承认我的诗是一种开风气的尝试。这点大度的承认遂使我的《尝试集》在两年之中销售到一万部。”这种销量在今天仍可算是一本诗集的荣耀，由此也可见时人求变之心切。
人们看到新诗相较旧体诗在样貌上发生的变化，比如语言从文言改为白话，形式从整饬和押韵的句式走向不要求押韵和对句的分行。初期的白话诗除了开社会风气的作用外，很难看到美学上有什么成就。在新诗史上，诗人们为此五次三番进行了汲取古典诗歌资源的实验，这种尝试从新诗创作之初就已开始。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诗人闻一多就有感于新诗少了形式约束，反而太过自由，导致感情泛滥，主张建立新的美学规范，给新诗“戴上”新格律，这种诗歌流派因而被称为“新格律诗派”。从创作实绩可以看到，诗人是怎样受古典诗歌影响的。诗人朱湘于1925年创作的《采莲曲》，在题材和表达方式上都借鉴了中国传统诗学，而这首诗又被认为完全符合闻一多提出的“三美”原则（音乐美、色彩美、建筑美）。这种古典主义倾向的典型在上世纪许多台湾诗人那里依然可以觅得。
相应地， 向西方看的现代化几乎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新诗诗人的自觉。早期诗人李金发以向法国象征派诗人师法而著称，但他的诗在发表后却因晦涩而遭到许多批评，胡适就直言《弃妇》等诗是猜不透的“笨谜”。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一批师生自称“自觉的现代主义者”，学习西方现代派文艺理论，进行新诗现代化实验，从而形成九叶派，这被北京大学教授谢冕认为是新诗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台湾诗坛，曾发生过一场有关“横的移植”与“纵的继承”的讨论。以诗人纪弦为首的台湾现代派诗人主张现代主义的中国诗歌应该放弃“纵的继承”，全盘西化，向西方自波德莱尔以降的现代诗看齐。覃子豪等人则表示反对。但自此现代主义的诗潮仍然占据台湾现代诗主流，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对中国古诗进行重新审视。
从压抑到解放的新诗探索
“到了1949年，新诗仅仅是到达了西方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诗歌的阶段，但当（中国大陆）诗人开始准备走向现代主义时，却因为历史原因不得不中断。”这是当代诗人伊沙在纪念纪弦时的发言。
上世纪50-70年代，被认为是中国大陆诗歌界少有建树的时期。1958年，“新民歌运动”序幕拉开，这与新诗此前倾向西方现代主义的路线是完全不同的。人们试图用砸锅炼钢的斗志作诗。此后在上世纪60年代，政治抒情诗又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被创造出来，这种诗歌致力于在意识形态上保持绝对的正统性，而诗味索然。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七十年代以手抄本等形式潜伏多时的中国地下诗歌浮出水面。这段时期以来的新诗被中国当代诗歌评论界称为“先锋诗”。七十年代的地下诗歌表现了诗人独立的艺术和精神探索，因而承接了新文化运动的火种。诗人食指成名于七十年代。他最为人称道的代表作是《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相信未来》。它们曾因在特殊的时代道出青年人普遍的压抑之感，却仍带有乐观主义的信心而被广为传颂。
食指被视为随之而来的朦胧诗人的“鼻祖”。朦胧诗在刚经面世时曾面临诗意“朦胧”的指责，但以今天的眼光看则大多谈不上复杂。朦胧诗可以被看作是对建国后政治抒情诗的反叛。但也正因此，朦胧诗很快遭到更年轻一代诗人的批评，在他们看来，朦胧诗中振臂高呼的政治热情仍然没有熄灭。在这些新一代反叛的诗人看来，北岛作品中流传的警句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与政治口号有着相似的语调，而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中透露出来的热切赞美也太过陈腐。
年轻诗人们进行了更为大胆和个人化的尝试。这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整体氛围是相互呼应的。二十岁出头的学生聚在一起，谈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等从西方引入的哲学或思潮，诗人则是“随便在大街上扔一板砖就能砸中的”。这一时期出现的某些诗人对社会既成观念的颠覆性是很惊人的。一些青年诗人在讥笑乃至怒骂一切可以触及的体制、传统和惯例，包括诗歌本身。进入九十年代，诗人伊沙在《车过黄河》中写自己面对黄河，没有像个伟人或者诗人那样远眺，而仅仅是撒了一泡尿。在这里他解构了诗意，也解构了“美”，因为诗人觉得此时“美”并不重要。而“美”本身也是很可疑的，对“美”和“诗意”的解构成为八十年代以来从韩东、于坚到伊沙等口语诗人的一个重要主题。
1989年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而不久后，他的好友骆一禾在整理海子诗稿时去世，两年后诗人戈麦自沉于北京西郊。这些诗人的死被一些评论家看作是“殉诗”，甚至一时间不少年轻诗人追随海子的脚步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在荷兰汉学家柯雷看来，海子之死在特殊的时间结点被“神化”了，但这一事件也暗中契合了一个时代的转折，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的新诗从“精神”的时代走向了“金钱”的时代。
文学边缘的时代，新诗何为
就是在诗人们进行自由实验的时候，新诗逐渐不再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了。这种情形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几乎一直持续到今日。“为诗歌着迷乃至狂热的人什么时候不见了？”“为什么不再有一首诗影响整个时代的年轻人？”“那些被翻烂的诗歌手抄本或地下诗刊哪里去了？”当新诗在新世纪再次以互联网的方式得到传播时，人们对它已经感到十分陌生。人们对新诗的了解，局限于某些具有足够刺激性的“新闻”事件，比如海子的卧轨自杀及多位诗人的尾随，九十年代末致使当代诗坛分裂的“盘峰论争”以及新世纪在网络上围绕当代诗的几次“骂战”。
1999年，在北京市平谷县盘峰宾馆联合召开了“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这次本以讨论近十年诗歌逐渐遭受冷落乃至“边缘化”的局面为目的的会议却以不可挽回的分裂告终。九十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分歧在这场会议上达到了白热化。以西川、陈东东、欧阳江河、王家新等诗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 主张诗歌创作中对诗歌语言的精密处理和写作技巧的运用，推崇西方现代诗人的写作方式，而以沈浩波、于坚、伊沙等人为代表的“民间写作”，则认为写作应该在口语化的基础上发挥不受任何规范约束的日常语言的优势，描述直接的生活经验和客观的原生存在。两大阵营的分歧到今天还未曾弥合。
但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民间”，都依然代表着小众的精英主义文化，新诗越来越远离大众读者的视线。在诗人于坚的眼里，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同质化、唯物化和标准化因而了无生机了，立言之诚被物、商业、科学、技术严重遮蔽，他试图用新诗“招魂”，恢复“诗教”传统。而翟永明更加悲观，她认为这个时代文学已经都到了一个边缘的位置，最核心的是图像，这个状态只会越来越严重，不会走回头路。
近几年来，新诗似乎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回暖”趋势。2015年，诗人余秀华在网络上成为话题人物，随后出版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这本诗集的销量突破10万册，成为20年来中国销量最高的诗集。而诗集出版和各类诗歌节等活动也开始重新热络起来。翟永明同样提到，外国诗人来中国参加诗歌活动，总会惊讶于现场竟拥有如此之多的观众，而其中很多还是年轻人，这在国外是少有的。“中国这么大，就算很小比例的一部分人读诗，人数也挺多的。我去了国外参加一些诗歌活动以后，才感觉到中国真的是个诗歌大国，它有诗歌传统。”
我们有理由对新诗抱有更美好的期待吗？在采访过程中，诗歌和评论家们纷纷示意，新诗从诞生之初不过一百年，而中国的古诗历经过两千年的发展演进。言外之意是，谁能设想接下去的一百年，新诗会发生什么呢？中国新诗在一百年的时间里走过了外国几百年走过的路，而接下来，我们期待见证它如何走出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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