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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客座讲席教授王明珂看到一位教授将一张漫画贴在办公室门口，内容是查理·布朗的漫画《史努比》引用了他的名字和著作。学者都希望自己的著作被一些世界重要的学者引用，王明珂说，最大的理想却是被《史努比》引用。
日前，在普林斯顿-文研中国讲坛系列2024“从边缘看文明”的讲座上，王明珂说，在人文学术界，最简单的偏见常常却成为常识（common knowledge），所以要把学术成果化为最简单的语言，让大家能够接受。他的演讲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学术演讲系列”出版，用普通人能接受、易理解的语言讲述他的历史研究。
王明珂长期从事羌族及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以及北方游牧社会研究等。在演讲中，他提到自己并不认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风潮。“在1990年代后现代主义流行的时期，我很容易去讲中国如何去建构羌族，但我还是花了10年的时间做田野，这也表明我对后现代主义是不满意的。”他被自己所从事的研究称为一种“再建构”，即建构一种新的知识体系来认识我们当今的存在。
通过对口述录音的文本分析，王明珂发现羌族村寨遵循“山神社会”。山神社会的特质是对内谨守自身地盘，与邻人合作保护共有地盘，又彼此区分、争夺地盘，不以往外开拓发展作为解决资源不足问题的手段。
在当地，“弟兄祖先故事”是一种历史建构模式。如果在一条沟里有三个寨子，人们会说：从前，有三个兄弟来到这里，各建自己的寨子，老大说要靠近太阳，就占了阳山面，老二老三就来到阴山面，各自繁衍自己的子孙，我们就是这三兄弟的后代。又或者有七条沟，他们就会说：从前有七个兄弟来到这里，各占一条沟，他们分别是这七条沟的祖先。王明珂认为，如果人们相信这样的历史，现实社会里就没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后代，没有先来者也没有后来者。可以说，羌族人选择遗忘英雄、征服者和战争，从而合理化了临近人群既合作又彼此区分、对抗的历史。
王明珂研究发现，这种“弟兄祖先历史”故事在西亚、北欧等地也很普遍。如《旧约圣经》记载，挪亚的三个儿子雅弗、闪、含，分别成为了两河流域及其北方与南方各地域族群的祖先。13-14世纪波兰史诗记载，三兄弟雷克、捷克、罗斯因打猎而分散，分别成为了波兰人、捷克人、俄罗斯人的祖先。
与羌族人“弟兄祖先历史”的历史建构模式不同，王明珂看到，凉山彝族是非常强悍的民族，他们常常搬迁，寻求新栖地，并不尊重其他族群的地盘界线。他研究发现，他们有非常丰富的“英雄祖先”的历史记忆，可以接续二三十代。在彝族的氏族或家支历史中，弟兄各有几个儿子，儿子又各生下儿子，这些弟兄作为父亲都是有名字的英雄。在过去，彝族还是一个种姓和阶序社会。王明珂提醒现场观众，“英雄祖先历史并不是所有人的历史，而是统治者的历史。”在彝族，统治者各家族都有丰富的家族祖先谱系记忆，能够团结对付外敌以及统治下属人群。“需要打架、需要借钱的场合，他们都可以跑到山上去问有没有他们家支的人。靠着这样的关系，他们在近百年中地盘扩大了很多。”
中国古史中经常是先有一个神话叙事，跟着一个英雄祖先的历史叙事，例如史记《五帝本纪》中里描述了黄帝，说黄帝打败了蚩尤和炎帝，得到天下，此后黄帝又四处游历、开发疆土，“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用这种征程来描述华夏地域。《五帝本纪》称上古和三代帝王都是黄帝的子孙，且黄帝进行了许多的文化上的发明。“在我生活的中国台湾地区，有一种声音在问，我们到底是哪一种中国人，是文化性质上的中国人，是政治上的中国人，还是血缘上的中国人？”从司马迁的著作中，我们就可以知道，王明珂说，“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人就是血缘、空间、政治、文化一体的。”
他还提到，“文明中心的人常常会想象，我们这里的一个人到了远方去，都可以成为远方那些人的领导人。”中原文明建构的边缘人群历史中，黄帝孙“始均奔于北狄”，秦逃奴“无弋爰剑奔西羌”，楚将军“庄蹻奔于滇”，商王子“箕子奔于朝鲜”，秦方士“徐福东渡日本”，周王子“太伯奔吴”……其实，不论这些历史是否真实，都遵循着类似的结构，这种结构不仅在古代中国存在，在全球的文明中心都会存在。例如在好莱坞电影《阿凡达》中，战斗中负伤而下身瘫痪的主人公到了远方，还是能够成为土著的领导者。
王明珂总结道，“不同历史记忆会造成不同性质的社群与人类生态。”现场嘉宾、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回应道，王明珂的研究在学术界“独树一帜”，“起点都是非常小的案例，无论是田野还是文本分析，都有非常具体微小的切入点，却从中得到了相当一般性的、能够适用不同规模的人群、文明的历史。”罗新说，能否“简单地应用到古代中国中心地带的人群这么复杂的政治构造上，中间可能会有一些难度、一些跳跃、一些不大容易处理的环节”，但王明珂的成功之处是“他让我们觉得这是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