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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上海富有交叉和混杂的时间感，恰恰是这一点给予创作者以丰富的空间，在昨日举行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与城市论坛中，作家陈丹燕谈及，“这个城市（上海）的时间线非常奇怪，它走向前方的时候，是在后退；回顾历史的时候，其实是在展望将来。它是个镜像的城市。”而这是有利于创作的，她说，“因为当你看到历史是单一的、无穷无尽往既定的方向走的时候，是不能创作的。”
对此，2023年亚洲新人奖最佳导演得主、《梅的白天和黑夜》（2023）导演罗冬回应道：生活在上海，人们表面上看到的是东方明珠还有陆家嘴的高楼，可是只要走到小巷子里坐上十分钟，跟随着路人走进餐厅、公园和常去的角落，就能发现故事在慢慢地展开，“寻常人的生活从早到晚都是围绕城市的，《梅》中的宜家就是因为位于地铁交汇处，变成了聚会的地方。”罗冬说。
多伦多电影节执行官卡梅隆·贝利被《梅》打动，因为他也有类似的体会：城市中人们见到的大部分人都是陌生人，人们总需要了解他人，或者常常会在喧闹的人群中感觉孤独，“中国导演王家卫就以展现城市中的孤独感著称，这是一种有力的情感。”
与会嘉宾还谈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影像历史与记忆。令陈丹燕印象最深的影片是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的《太阳帝国》（1987）。电影改编自在上海出生的英国作家J.G巴拉德的作品。巴拉德出生于上海番禺路（恰好在活动现场上海影城附近），他在上海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占上海的历程，因此写下这部作品。写《外滩：影像与传奇》时，陈丹燕曾采访过斯皮尔伯格的中国副导演江海洋，“他们拍摄日本入侵中国、出云号进入上海整个过程，江海洋在场用大喇叭叫群众演员，让他们从外白渡桥逃难进入外滩。”《太阳帝国》强烈地影响了陈丹燕，它提供了准确的地理位置，“出云号从扬子江码头进入上海，难民潮通过外白渡桥朝延安东路跑，拍摄的角度是从和平饭店的顶楼开始。”由此，她不仅可以想象得出1937年的上海，也看到了1987年的上海。写作的夜晚，那些历史场景纷纷恢复，不同的时空又“混淆在一起”。
与陈丹燕不同，罗冬最初的印象就是电影拍摄现场。十四岁某天放学路上，他碰见了导演关锦鹏正在拍摄《阮玲玉》（1991）。十多年后，他与关锦鹏合作拍摄了以上海作为背景的电影《长恨歌》（2005）。他注意到不同电影都有将上海作为未来世界的想象，比如《碟中谍3》（2006）和《她》（2013）都在上海取景。他的电影《梅》亦展现了上海的未来性与过去性是如何交织的，“影片中有无人驾驶、自动转弯的地铁，好像是《她》里想象的未来世界，但是影片主角又是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人，他们属于平行的另一个时空。 ”
上海以外，还有其他城市。艺术家杨福东的《雍雀》亦体现了城市空间与影像的互动关系。3月至7月，《雍雀》每晚在中国香港地区M+博物馆外立面大屏幕上播放。这块屏幕长约110m，高约70m，屏幕上的影片成为了城市景观的一部分。杨福东说，存在于公共建筑设施之上的影片，不再是标准的有声电影，而是成为了公共电影，它的公共性就在于，”城市的海水声、马路的嘈杂声都成为了电影的背景声，但是电影不强求观众去看。比如在雨天晚上七点播放，有人静静地坐摆渡，正好看到了它，也许当时心情不佳，但所有的情绪都代入了此时此刻的叙事。匆忙的生活中，总有一部影片在静静地播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