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女性比作动物和甜点，是父权制的语言学证据

编者按：语言一旦被发明，在被使用的过程中就躲不开被曲解、误会和篡改的命运，但关于语言的反思、叛离和斗争也一刻不停。在中文世界，有年轻人开始将“好屌”改为“好蒂”、把“老天爷”改为“老天奶”，以表达对男性占领日常语言的反抗；在英文世界，研究者也在思考和研究bitch为何演变成了一个针对女性的侮辱，而它最初只不过是genitalia的代称，指的是生殖器，任何人的生殖器，也包括男性。

美国语言学家阿曼达·蒙特尔（Amanda Montell）指出，我们所说的几乎每一个词的表层之下，都有一段丰富迷人、有时甚至是暴力的历史，另一方面，语言也在不知不觉中，以一种惊人的、肮脏下流的但十分迷人的方式，影响着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我们讲话的每一部分——用词、语调、句子结构——都在向别人传递着隐形信号，告诉他们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应该如何对待我们。如果使用不当，语言会变成武器；如果使用得当，语言能改变世界。

在所有关于语言的研究主题当中，最令人大开眼界且最具争议的，无疑是语言和性别的关系，即人们如何使用语言来表达性别，性别如何影响一个人说话的方式，以及他们的话语如何被听者感知理解。阿曼达·蒙特尔的《语言恶女：女性如何夺回语言》一书向我们揭示了语言的性别结构，针对女性的贬义词总是带有性含义，这也折射出了西方社会中女性的整体境况，女性被置于“妓女—圣母”二分法的境地之中，针对女性的语义的持续贬损，女性被比喻成动物或者甜点，正是父权制阴谋的语言学证据。

01 形容女性的词语为何被常常是淫秽的？

“关于女性‘污名’的研究多如牛毛。”语言分析师劳蕾尔·A.萨顿在论文中写道，并指出研究一致表明，英语中针对女性的性与性别的侮辱比针对男性的要多得多。语言学家认为，父权制度下使用的任何语言都是如此，因为语言能从根本上体现其所属文化的信仰和权力结构。英语中针对女性的贬义词总是带有性含义，这也折射出西方社会中女性的整体境况，即要么美好如“treats”和“filets”，要么恶劣如“hobags”和“hellpigs”。这是典型的处女/荡妇二元论——从对英语俚语的汇总来看，女人永远是两种性对象之一：一种是天真纯洁、矜持难得的美人；一种是古怪丑陋、水性杨花的荡妇。

20世纪70年代，语言学家缪丽尔·舒尔茨是最早扎进这潭“脏水”的研究者之一。舒尔茨曾担任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的语言学教授，现已退休。她于1975年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针对女性的语义贬损》。舒尔茨在文中明确阐述了一些词的语义如何逐渐发生变化，并成为针对女性的“性别诨名”，例如“cupcake”（纸杯蛋糕）、“cunt”。

英语中几乎每一个用来形容女性的词，在其使用过程中都会在某个时刻被涂上淫秽色彩。正如舒尔茨所写：

“回顾语言的使用历史，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一个用来形容女孩或女人的无辜词语，最初可能具有完全中性甚至积极的含义，然而它渐渐地有了消极色彩，一开始或许只是轻微的贬损，但一段时间之后它变成了脏话，最终变成了性别污名和侮辱。”

当你将某些特定的性别相关词语对照审视，就能发现针对女性的语义贬损化趋势。比如“sir”（先生） 和“madam”（女士），300年前这两个词都是比较正式礼貌的称呼。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madam”变成了描述自负傲慢或性早熟的女孩的词，后来又用来指代秘密情妇或妓女，最终成了妓院老鸨的代称。与此同时，“sir”的含义从未发生变化。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了“master”（男主人） 和“mistress”（女主人）两个词上。这两个英文词源自古法语，本意都表示具有权力权威的人。几十年后，只有后一用于女性的词被污染，含义变成了——如舒尔茨所说——与已婚男子“频繁私通”的淫乱女人。而“master”继续代表一个掌管某事物（比如家庭、动物，或性虐恋关系中的受支配者）的男性；也可以用于称呼一个掌握了某项复杂技能（比如空手道或烹饪）的人。

另有例子显示，词义转贬的过程使得某些女性相关的中性词变成了既针对女性也针对男性的侮辱性词语。以“buddy”（兄弟） 和“sissy”（姐妹）为例，今天我们会用“sissy”来描述一个柔弱或过于女性化的男人，而“buddy”是“好朋友”的同义词。许多人以为“buddy”和“sissy”两个词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但是最初二者其实是“brother”（兄弟）和“sister”（姐妹）的缩略语。只不过后来男性相关的那个词经历了词义转褒；而与女性相关的那个词与之相反，被冲进语义的马桶，落入了如今的贬义污水：懦弱可怜的男人，像个女人一样。实际上，语言学家已经确认，大部分针对男性的侮辱都来自对女性气质的描述，要么影射女人本身，要么影射男人身上的（刻板印象式的）女性化特质： “wimp”（软弱窝囊废）、 “candy-ass”（胆小鬼）、 “motherfucker”（杂种）。甚至“woman”（女人）这个词本身就有嘲笑效果，我就常听人说：“Dude, don’t be such a woman.”（哥们儿，别跟个女人似的。）

02 是谁在把女性比作动物和甜点？

自语言诞生之初，我们用来指代人的名称就象征着其指称对象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我说的不仅仅是侮辱性指称，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一个人的法定姓名。70%的美国女性仍然认为她们应该在婚后改随夫姓，而这意味着自己的人身所有权从她们的父亲转移到了她们的丈夫手中——她们或许没能意识到其中深意，或许是不愿意承认。我们并不是随机偶然地把一个女人等同于农场里的动物或者水果糕点，这其实显示出说话人相信（或者想要相信）事实就是如此。

看看我们的文化，看看我们对女性的羞辱，脏话大多带有性暗示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女人即性对象”是父权制最古老的修辞手法之一，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数千年来的一种看法，即女性的个人欲望和性自由意志在本质上是坏的。即使只是简单地浏览一下我们语言中针对女性的俚语，也会发现女性的性欲是可耻的，无论一个女人如何处理她的欲望。我们的文化只给女人的欲望两种归宿：若性生活丰富，就让她获得妓女的骂名；若她选择禁欲，就给她贴上假正经的标签。

20世纪70年代末，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学者朱莉娅·P.斯坦莉在收集和分析了一系列针对女性性欲的流行俚语后，发现了这种无处不在的“妓女—圣母”二分法的语言证据。她总共记录了220个俚语，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隐喻都是完全负面的，也都无一例外地落在了这枚意识形态硬币的其中一边：“献身”的女人被归类为荡妇，而那些矜持的女人则被咒骂为冰雪公主。与此同时，斯坦莉所收集的有关男性的大多数性隐喻——总共22个，正好是女性那组的十分之一——都具有积极正面的含义。这些包含“ass man”（恋臀男）、“stud”、“Don Juan”（唐璜）的俚语，全部暗示着对男性滥交的完全认可。

而将女性比作动物和甜点的本质是把女性贬抑到与它们相同的地位，并使女性因为性而受到谴责。把人类比为动物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女性独有的，几个世纪以来，所有性别的人都用野兽和家畜来形容人的习惯和外貌。女性当然也会拿别人——包括其他女人——跟动物做比较，她们之间相互调侃“bitches”和“cows”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她们也把男人比作动物，比如一个男人很邋遢，或者将女性当作“性猎物”，他会被叫作“pig”。但女性用这些词都是对行为的比喻，并不是判断被比喻者多大程度上会为了取悦他人而“委身相许”。相比之下，当男人用动物来比喻女人时，其象征意义往往是这样的：女人注定应该被捕猎（像鸟一样），被驯服（像小猫或奶牛一样），或者让人感到畏惧（像美洲狮一样）。

但将女性比作甜点是我个人最喜欢分析的模式。凯特琳· 海因斯是旧金山州立大学的一位语言学家，她的大部分研究都致力于探明英语使用者把别人比作食物时的潜规则。1999年她进行了一项分析，发现女人被系统性地类比为甜的、水果味的食物，比如果馅儿饼和纸杯蛋糕，而男人类同的食物更具“男子气概”，如“beefcake”（肌肉猛男）这个词。更明显让人不适的是，像海因斯描述的那样，与女性相关的甜点总是“外硬里软，中间多汁，要么可以切成不止一块——‘cherry pie’（樱桃派；处女的阴道）、‘pound cake’（磅蛋糕；丰美翘臀），要么可被想象为一份易拿取的或外有包裹的甜点——‘crumpet’（烤面饼；性感美女）、‘cupcake’、‘tart’”。你从来不会听到女人被称作冰激凌甜筒或者巧克力慕斯，因为人们认可并熟知“piece of ass”（臀部；性感的女人）的隐喻并一以贯之：女人嘛，是像单人份小糕点一样甜甜的东西，很容易到手的。

03 收复那些糟糕的词语并重新定义

基于性别的侮辱是有害无益的，因为它们是在传播关于男性和女性的有毒传言，而这对性别平等十分不利。那么我们就应该完全摒弃这类俚语脏话吗？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虽然我很讨厌在吵架的时候被骂“bitch”，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我和其他很多女性都会主动使用这一章列出的很多性别诨名并且乐在其中。就我个人而言，我很自豪地把自己定义为“nasty”、“bitch”和“slut”，我和朋友们也喜欢这样称呼彼此。说来有点惭愧，不过我也觉得像“tart”和“hussy”这样的词说出来很有趣。

表面上看，这些偏好似乎是对女性主义的背叛，但我想大多数语言学家会原谅我的。这是因为许多针对女性的俚语都朗朗上口，听起来很可爱。从语音来讲，“slut”、“bitch”、“cunt”恰好拥有英语使用者最喜欢的、最常用的，有时甚至是幼时最先学会的词语所具有的发音模式。类似于“mama”（妈妈）、“dada”（爸爸）及其衍生词，英语中最流行的俚语——包括“boob”、“tit”、“dude”和“fuck”——都既简短又含爆破音。人类从一出生就极其喜爱b、p、d和t这样的塞辅音（stop consonants）——如果你跟牙牙学语的婴儿一起待过就肯定知道——而且这份爱会持续一生。一个词说起来越有趣，就越会被人一直使用；而且，既然像“slut”和“bitch”这样的词拥有一个有趣的词所具有的所有发音特征，它们如此持久耐用就是必然。这并不是说女人只是被男人洗了脑才想用这些诨名称呼彼此，而是经验证明它们的语音的确能带来愉悦感。

但是，之所以女性倾向的侮辱性词语如此令人难以抗拒，除了它们具有语音愉悦性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其中的大多数词语不再被视为是完全贬义的。这要完全归功于词语的“收复再定义”，即人们主动地重新定义某些词语，彻底改变其含义及感情色彩。“收复再定义”最成功的词语出自文化中最受压迫的群体。

当然，词语的收复再定义是一个道阻且长的缓慢过程，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把旧词用在新语境中才会发生。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系统化的方法可以加速这个进程，行动主义就是其中之一。看看“suffragette”[意为通过有组织的抗议来争取妇女选举投票权的女性。2015年的电影《妇女参政论者》（Suffragette）讲述的就是20世纪早期，英国女性为争取选举投票权而不懈斗争的故事——译注]这个词发生过什么变化吧：如今我们不再认为这个词是羞辱人的脏话，但它最初被发明的时候是“suffragist”（一个拉丁语派生词，表示意图扩大投票权范围的任何性别的人）一词的贬损版本，本意是对20世纪早期的妇女解放运动者的贬低和诽谤：胆敢要求投票权的都是没人要的丑老太婆。显而易见的是，女性解放运动还远远没有取得成功，目前从中获益的基本上只有富裕的白人女性，但从语言学意义上讲，这些女性做了一件很酷的事：“suffragette”这个词一经发明，她们就毫不犹豫地把它抢了过来，把它放到海报上张贴出来，在街上大声喊着“suffragette”，还用它来命名她们的政治杂志，于是现在大多数讲英语的人已经完全忘记了它曾经是一个蔑称。

最近几年，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活动家试图复制这种成功。比如一年一度的抗议强奸文化（rape culture，这一概念最早形成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指的是把强奸等性暴力视为常态或漠视其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环境，该社会环境倾向于宽容理解施暴者、指责受害者，强调的不是如何制止强奸者施暴，而是告诫女性如何避免遭到强奸——译注）的“艾波·罗斯荡妇游行”（Amber Rose Slut Walk）。

在互联网时代，模因（memes）——病毒式传播的网络符号——也推动了将一个词的所有权从施暴者转移到受压迫者手中的过程，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nasty woman”（恶毒女人）。在2016年的第三轮总统辩论中，全世界都听到唐纳德·特朗普称希拉里·克林顿是“nasty woman”。不到24小时，这个短语就迅速被制成了gif动图、印上了一系列马克杯（我就有一个），还成了美国计划生育协会（Planned Parenthood）的数字筹款活动名称。这群“网络暴民”只用了大约一天的时间，就成功地从最先说出“nasty woman”的男人那里抢回了这个短语。这种时候互联网真是酷爆了。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语言恶女：女性如何夺回语言》第一章，较原文有删节，标题为编者自拟，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