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
（本文摘自作者新书《中等技术陷阱：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挑战》。界面新闻获授权刊发。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盛行“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国家为什么会成功？”方面的研究，大多数研究指向制度要素。但这些研究尤其是西方的研究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导向，以及用简约的制度要素来解释发展和不发展。
正如科技变化和其他方面的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制度要素和科技的变化的确有关联，即制度要素既可以推进科技的发展，也可以对科技进步构成阻力。但实际上，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而科技更是经济的核心。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变迁都是一波又一波的工业革命启动和造就的。也就是说，从科技变革的角度更能透视一个社会进步的动力机制。
近年来，我和我的研究团队一直在思考中国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从而提升为发达经济体。通过对欧美、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发达经济体以及拉美与亚洲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的比较分析，我们提炼了一个新的概念，即“中等技术陷阱”。
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它们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一个经济体要想从中等收入水平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水平，必须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或者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从经验的角度看，一个经济体从低水平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可以借助从发达经济体扩散而来的技术来实现，但除了一些较小的经济体，大的经济体很难通过单纯的技术扩散来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跨越。
也就是说，一个经济体在发展早期可以依赖技术扩散、依靠学习复制发达经济体转移出来的技术，但要实现高收入经济体的目标，一方面需要依靠培养“0~1”的原创性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则需要有能力在现有技术领域实现可持续的技术升级，即在“1~10”的技术刻度内，向最高水平进步。
就中国的技术水平而言，无论从供应链、产业链还是从价值链等维度看，目前大体上正处于中等水平。中国现在的情况是：第一，缺失原创性技术，即缺少“0~1”的技术创造；第二，发展以应用技术为主，即使就应用技术而言，中国在“1~10”的刻度内也处于“4~7”的位置，缺少“8~10”的技术水平，或者说，在很多领域还没有达到世界顶尖水平，许多核心技术及关键零部件对外依赖度依然很高；第三，中国在某些应用技术领域赶上甚至取得了世界领先水平，但这些领域还处于零散的状态，没有形成系统，或者说，中国技术的整体水平还远未达到全方位、系统性的强大。
面对今天美国对我们的“卡脖子”和系统脱钩，如何才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呢？在宏观层面，开放政策是关键。我们无疑必须进行举国体制式的回应。但是，我们强调的是“新型举国体制”，它绝对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创新，而是把大门敞开，在更开放的情况下进行举国体制式的创新。
这就涉及我们对世界科技发展内在逻辑的理解。我们可以把近代以来的世界科技看成一座山，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我们今天的处境。今天，世界思想市场上一些人在谈论“一个世界、两个中心”的概念，即一个以美国为中心，一个以中国为中心。
在科技领域也有人在思考，中国是不是可以构建一个独立于西方科技之外的科技体系？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经验层面，世界科技只能有一座山，是世界所有文明、所有国家共同造就的，离开了这座山，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构建另一座山。
今天，美国对我们“卡脖子”的做法就表明美国不再允许中国继续在这座山上攀登了，而“系统脱钩”更严重，表明美国意图把中国赶下这座山。中国未来的选择不是离开这座山，而是要继续待在这座山上，为这座山做出更多的贡献。总有一天，不仅我们离不开这座山，这座山更离不开我们。
因此，我们今天提倡新型举国体制，就需要在开放的状态下搞科技创新，继续为世界科技这座山贡献中国的力量。
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恐惧中国的科技崛起，对中国实行全面打压政策，但从长远看，它们不会成功，因为它们践行的是政治逻辑，而非资本逻辑、技术逻辑和市场逻辑。近代以来，发生在西方的几波全球化就是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冲破政治设立的边界而形成的国际市场。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用资本、技术和市场逻辑来回应。
第一，中国需要高水平开放。我们所说的“第三次开放”就是高水平开放。第三次开放就是以规则、规制、标准和管理为核心的制度型开放。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精准的单边开放，尤其是在人才、企业和金融领域。开放是核心，没有开放，就很难吸引所需要的生产要素。
那么，具体到科技进步层面，一个国家该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自工业化发生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持续创新的过程，这也被称为“创新经济”，其核心是技术创新。
新技术的产生对现存社会而言，往往是毁灭性的。新技术所带来的新经济利益打击旧的经济既得利益，改变现有的社会结构，迫使现存制度体系进行改革。因此，经济学家熊彼特把这个过程称为“创造性破坏”。
一个国家要突破“中等技术陷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就更有可能出现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我们也可以把这三个条件称为科技创新的“三位一体”模式。这三个条件是：
第一，必须具有一大批有能力进行基础科学研究的大学与科研机构。
科技创新“三位一体”模式的第一支柱是基础科研。一个经济体的基础科研水平决定了其经济状况是属于前沿经济还是追赶经济。相对世界先进水平而言，中国的基础科研还相当薄弱。
诺贝尔奖的获奖数据很能说明问题。在化学、物理学、生理学或医学这三大基础科研领域，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三个国家是美国、英国和德国。如果用人口数量作为标准化分母来衡量，这三个国家每 1 亿居民的获奖数量在 50~100 之间。目前为止，中国籍的基础科研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只有屠呦呦一人，中国每 1 亿居民的获奖数量为0.07。
要想全面提升我们的基础科研水平，就要找到中国基础科研相对较弱的根本原因，通过系统性地重塑与之匹配的教育、管理和软基建系统，为中国基础科研的崛起创造有利条件。
确立科学人口培养系统。大学是培养科学人口的主体组织。在这方面，需要做好两项主要工作：一是把“科学人口”的数量做大，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兴趣且有能力去从事基础科研工作；二是创造条件让这些人去追求自己的兴趣，发挥自身的能力。
建立与科学研究相适应的管理体系。在这个基础科研的管理体系中，行政干预必须尽量减少，更不能用行政逻辑替代科研逻辑。提供开放式的实验室，赋予科研人员足够的自由，在不同区域的大学和实验室之间建立横向合作，形成基础科学研究网络。
建设与科学研究相适应的软基建。虽然基础科研不是资本密集型的，但依然必须有足够的金融投入，解决基础科研工作者的薪资待遇、福利和保障等问题，即“软基建”问题同样重要。
第二，必须具有一大批有能力把基础科研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或机构。
科技驱动“三位一体”模式的第二支柱是应用技术。一个国家应用技术系统的综合水平决定了这个国家是否已经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总的来看，中国的科技发展目前基本上还处于技术应用式发展阶段，即通过发达国家的技术传播和扩散，对其加以应用。
我们仍然缺乏原创性、突破性和颠覆性的技术创新。被一些人称为“新四大发明”的高铁、网购、移动支付和共享单车，这些技术或商业模式都不是我们原创的，我们只是利用我们的人口规模和国内庞大的市场，在改良和推广这些应用上处于领先。
要改进中国的应用技术系统，我们至少需要考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改善“技术人口”的培养系统。“技术人口”所需要具备的能力中最为重要的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就是工程思维方式和动手这两种能力的叠加。如果我们希望中国的下一代中涌现出更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师，最起码我们要让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成为基础教育的一个重点目标，并且要把对这些能力的检验纳入升学评价体系。
促进隐性技术知识积累需要克服激励扭曲问题。中国在很短时间内成为“专利大国”和“论文大国”，但这并不符合实际科技水平。要促进中国应用技术系统的健康发展，必须消除体制内存在的激励扭曲，鼓励长期主义、创新、学术诚信和高质量发展，让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愿意静下心来去做真正能促进隐性技术知识积累的工作。
确立企业在应用技术转化中的主体地位。在中国，应用技术转化的主体既可以是国有企业，也可以是民营企业，但无论是哪种类型的企业，都必须是市场或者商业化导向的。
建设开放的工业实验室体系。工业实验室的市场化改革不可或缺，不能光讲投入、不讲产出。尤其是需要通过开放来有效提高工业实验室的有效使用率。各级政府的工业实验室之间应当互相开放，更应当向民营企业开放。
进行区域劳动分工。区域不均衡表明在基础科研和技术应用领域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各级政府不应当有“自给自足”的思想、设置各种障碍，而应该通过市场化改革，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第三，必须具有一个开放的金融支持系统，无论是基础科研还是应用技术转化都需要大量的金融支持。
就金融体制而言，缺失风投体系是中国科技进步最大的短板。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为实体经济和社会经济稳定服务的，无法扮演华尔街金融体系的角色，也很难产生像美国那样的风投体系。
但如果我们借用香港的金融中心优势，就可以获得基础科研和技术应用转化所需要的金融支持。我们最近也在提倡要建立双金融中心，分别是上海金融中心和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中心。上海金融中心为实体经济金融提供稳定服务，而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中心则基于大湾区各个中心城市的“劳动分工”，通过融合发展构建一个可以跟华尔街竞争的金融中心。
国有资本或者国有资本组成的基金至少可以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展开：第一，绘制世界产业技术地图，搞清楚如何实现产业升级。第二，利用大数据等工具，预测未来产业。第三，和大学合作，投资基础科研。第四，探索中国版风投体系，投资应用技术的转化。第五，投资新兴产业。政府的产业基金必须向民间资本开放，实现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回报共享。
除了金融和国有资本的作用，政府也必须通过金融改革发挥科技创新作用。中国目前的金融结构困境在于真正需要资本的科创企业拿不到资本，而不需要资本的企业则“被”给资金。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三条调整路径可以考虑：
一是要推动专为中小型民营科创企业服务的民间金融发展，政府可以根据规定来规制民营金融的规模、服务对象和区域；
二是设立大量的中小型国有银行，专门服务中小型企业，这些银行的考核标准应当和大型国有银行不同；
三是引导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后放出的资金进入这些与民生经济、创新创业有关的中小银行。
基础科研、应用技术、金融支持三个条件必须互相配合，缺一不可。正是因为这三者之间的紧密关联，在西方，人们把技术创新过程称为“国家、市场和金融”三者之间的一场持续“游戏”。也就是说，国家负责基础研究，市场负责应用技术，而金融负责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的转化。缺失任何一个条件，不仅会使技术创新很难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实现持续的进步，更会使得技术创新在某个节点戛然而止。
2024年5月
中信出版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