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的记者在2008年夏天拜访了翁贝托·埃科，地点在埃科藏了三万卷书的米兰宅邸，那时的埃柯“挺着肚子，双脚在地板上缓缓挪动”，同时身上“闪耀着智慧与活力的光芒”。
在长达数个钟头的采访和会餐过程中，埃科回忆了自己创作《玫瑰之名》时的最初联想，这部小说完成时，埃科已经48岁，它是大众读者认识埃科的开端。这本书讲述了一个中世纪宗教背景的侦探故事，与市面上流行的侦探小说不同的是，书中充斥着整章整章的神学与符号学讨论，这源于作者翁贝托·埃科的符号学家本职。深邃的论述，无不炫耀的广博知识，以及学术元素和侦探题材的精妙结合，让书评界大为震撼。经过舆论的协助鼓吹，欧洲的知识分子们闻风出动，咖啡馆中几乎人手一本。这部多数读者声称难以看懂的小说在1980年卖出了超过1000万册。
然而就在两年前，埃科还对写作小说一事毫无概念，他得到某位朋友的请求，希望能够完成一篇短篇侦探小说。这个建议被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埃科鄙夷侦探故事，但他还是考虑了这个想法，结论是如果要写，它将会是一部以中世纪修道士为人物的500页的长篇小说。
那天回到家中，埃科开始罗列一张虚构的中世纪修道士名单。渐渐地，一个遭阴谋陷害的修士形象在这位符号学家心头浮出。
“所有的一切就从那里开始，从那个人物形象开始，它成了无法抗拒的推动力。”
通常而言，很多作家的第一部作品往往特为杰出，因其汇聚作者前半生的所有积累。这一现象在埃科身上得到证明，凭着对于中世纪的浓厚兴趣和手头上已有的数百份资料，埃科仅花了两年就完成了《玫瑰之名的创作》，后来第二部作品则耗费了他八年光阴。
《玫瑰之名》出版后，导演马可·费拉里找到埃科，并告诉他“你的作品像是特意为电影剧本而写的”。费拉里试图将其翻拍成电影，但最终，埃科将电影改编权交给了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
阿诺打算找来007系列的主演肖恩·康纳利扮演故事的主角、一位具备侦探头脑的老修士。这个消息让埃科气急败坏，他质问导演，那个在穿梭在美女红酒和间谍故事里的低俗苏格兰佬，怎么能出演他的作品。阿诺没有理睬埃科的抗议，找来好莱坞演员的同时，他还将原著中冗长的学术讨论通通删去，电影1986年上映，虽在美国反响平平，却在欧洲红遍一时。
埃科很快适应了自己在流行文化界的声名，他继续开拓自己的学术版图，同时也不吝发掘自己的小说才能。1988年，埃科的小说《傅科摆》出版，这部作品延续了埃科对于过去时代的迷恋，他以19世纪物理学家里昂·傅科的故事为蓝本，融合卡巴拉教、数学公式与米老鼠等光怪陆离的元素。《傅科摆》几乎复制了《玫瑰之名》在商业上的成功，但在知识分子中却招来了不少批评。
作家萨尔曼·拉什迪就对《傅科摆》满腹牢骚，他评价这部小说“毫无幽默感、缺乏性格、完全没有任何可以接受的口头语言，各种晦涩的术语有如天书，让人头昏脑涨”。埃科并非对这些批评无动于衷，他在某些场合展示了自己促狭鬼的一面：2008年，在纽约的一个文学研讨会上，埃科当着拉什迪的面，故意朗诵了《傅科摆》中的一段文字。
埃科后来的写作几乎延续了这一模式：故事中充斥着长篇大论和晦涩概念，饱受评论家的批评，却神奇般在读者中大受欢迎，从《昨日之岛》到《波多里诺》。对这种现象，埃科也颇为自得，他在1994年接受媒体采访特意提到：“人们总是问我，‘你的小说这么晦涩，为什么还总能取得成功？’”
早在少年时代，埃科就已经尝试进行创作，那时他迷恋于连环画和故事写作，他笔下的故事往往源于对遥远国度的想象，作为一个博洛尼亚本地长大的小鬼，埃科总把故事安插在马来西亚或者中非。
第一个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人是埃科的祖父，在埃科的回忆里，这位祖父对世界有着异常充沛的好奇心，并在家里铺满了未装订的书籍——这些书籍在1938年祖父过世后被放入地窖。最终成为了埃科许多年后偶然发现的珍宝，这对他意义重大，自打那以后，地窖就成了埃科满足阅读需求的神秘宝库。
青年时代的埃科成为都灵大学哲学系的学生，1954年他完成了博士论文《圣托马斯的美学问题》，这个论文的修改版在两年后以《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问题》为题出版，加上另一部1959年诞生的专著《中世纪的艺术与美》，埃科作为“中世纪学者”（medieval scholar）的身份初露峥嵘。
在意大利，兼具名作家与大学者双重身份的埃科极为吃香，他以富有韵律的谈话节奏、幽默迭出的谈吐闻名，据说能够跻身意大利人最为钟爱的前两位本国文化精英之列——另一位是对埃科有过提携之恩的卡尔维诺。
埃科和卡尔维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55年，那时埃科在米兰电台一档节目中参与制作有关詹姆斯·乔伊斯的广播内容，“朗读《尤利西斯》的某一章，广播节目有拟声的狂欢，用3种语言朗读，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后来因为乔伊斯自己说，这一章的结构是卡农赋格，所以我和制作人又在原文加上赋格音乐，使《纪念乔伊斯》成为像交响音乐一样的广播作品。”这个节目吸引到了不少听众，其中就包括伊塔洛·卡尔维诺。
随后卡尔维诺寻找到了节目制作者的文章来读，意外发现这个叫埃科的23岁小伙子对乔伊斯竟有不少见解，卡尔维诺找到埃科，提出为他联系出版社出版文集的建议。许多年后埃科回忆说，“因为卡尔维诺的支持，我开始计划出版一本完整的书，阐释当代艺术理论中的形式和不确定性。”
这本书在1962年诞生，被命名为《开放的作品（The Open Work）》，它成为20世纪中叶最受关注的艺术批评作品。这时的埃科，已经进入出版行业，成为一名编辑，他还同时为几份报刊撰稿，并积极参与文化运动，《开放的作品》为埃科带来了学术界的名望，他成为一个文化先锋团体“63 Group”的领袖。
从1975年开始，埃科开始在博洛尼亚大学担任符号学教授，他以五种现代语言授课，还通晓拉丁文与古典希腊文，并出版了自己的《符号学原理（A Theory of Semiotics）》。在从事小说创作后，埃科相继收到了来自全球35所大学的荣誉学位。
有一种说法透露，埃科早年的写作风格曾偏重媒体符号研究领域，但他在阅读罗兰·巴特1964年写作的《符号学原理》后，感到“无地自容”，于是从纯粹的专门研究中抽身出来，转而试图将大众文化、符号学、语言学纳入同一个视域。可以说，正是这次转向造就了后来人们认识的埃科。
随着时代迁移，埃科的兴趣越来越多，他在多个领域齐头并进，研究内容涉及中世纪神学、符号学、美学、阐释学、大众文化研究等。除了随笔、杂文和小说，埃科还创作大量论文、论著和编著，有研究者将这些著作分门别类，列出了翁贝托·埃科所涉足的学科领域，竟达8大类52种。
埃科游刃有余地穿梭在流行文学和严肃的学术领域，两手往往都名利兼收。他在博洛尼亚的酒馆喝最便宜的葡萄酒，与学生谈论20世纪的暴政和文艺潮流；他有时一天吸几十根雪茄，声称自己喜爱美国文学胜过法国文学；他半生都在研究中世纪历史，却在48岁以一部小说敲开天地，世界成名；从1950年代出版头一部学术作品《圣托马斯美学问题》以来，埃科在符号、语言、历史、批评诸领域的专著超过60本，几乎每年都有新书问世，每周都能更新专栏。
在邻邦法国，惯于摆弄各种主义与理论的知识分子们对于如何将文字书写得尽量复杂显得经验丰富，堆砌术语、制造门槛成为家常便饭，尤其在符号学这种云山雾绕的学科。但埃科并不是他们一路人。
2002年，他在回答《卫报》的采访时说：“我不是原教旨主义者，非要说荷马和沃尔特·迪士尼（Walt Disney）之间毫无区别，但是米老鼠和日本俳句可以具有同样的意义。”能够在高端文化和通俗文化两个看似互不兼容的领域自如施展才华，显然令埃科获得比同辈更加丰富的生存经验。
作为欧洲最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对于知识分子在当下的作用也不吝发表见解，在他的观念里，一位终其一生都在重复海德格尔理论的哲学教授并不能算是一名知识分子，因为批判性创造，即批判我们现今所做之事或创造出更好的做事方法，是智力功能的唯一标志。
同样，他不赞成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介入政治运动，他告诫人们，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于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而非“我们必须行动！”——这是政治家的工作。埃科以托马斯·莫尔 （Thomas More）为例：“如果乌托邦成为现实，我敢肯定那会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的社会。”
毫无疑问，埃科是一位并世无二的独特人物，他理应被归类为本世纪早已式微的知识贵族中的一员：一个只有在类似18世纪的时代，从斯宾诺莎、笛卡尔和康德之类的博雅之士身上才得窥其丰采的人物。在这些博学者眼里，今日习以为常的学科分工只是阻碍他们理解世界的藩篱。而埃科本身更加迷人之处在于，在他路数庞杂的思想之上，还套着一副促狭可爱的幽默皮囊。
2016年2月19日，全意大利——也可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84岁的翁贝托·埃科因癌症逝世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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