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周一表示，新冠疫情后，全球经济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债务走向更低的增长、较高的通胀、较高的利率、更高的债务，这一趋势将严重影响到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走势。
“增长我认为是比过去还要低，下了一个台阶。”王一鸣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去80年与未来展望”国际会议暨2024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说。他指出，现在一般的预测是，未来五年全球经济年均大体是增长3%，而2000-2019年年均增长是3.8%。
他说，这里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人工智能会不会改变低增长的局面。仅就现在而言，人工智能对生产效率的正面影响是否能对冲掉逆全球化、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是通胀，王一鸣说，目前通胀总体是缓和了，但很难回到过去的水平。这是因为，过去金融全球化吸收了全球的货币，但现在全球化在倒退、在碎片化，通胀变化带来的最大的一个挑战是更高的债务。
“疫情后，债务就像脱缰的野马，全球债务水平大幅提升，全球债务总额接近GDP的250%，主要经济体的债务规模迅速扩张，譬如美国政府债务接近35万亿美元。 ”他说，高债务又会带来三个问题：
一是，由于通胀的粘性，利率依然会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所以债务成本会大幅提高；二是，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收窄了许多，政策面临两难困境；三是，为抗击通胀，主要经济体都在收缩资产负债表，但是利率又不可能大幅调降，这会影响到流动性，最终会影响到资本市场，影响到股市、债市，还会拖累全球的增长。
“我觉得这几个基本的变量，通胀、债务、利率相互交织，而债务的风险会持续攀升，不能有效应对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和拖累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王一鸣说。
在当天的论坛上，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海洲提出了不同看法。他指出，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不能笼统地把世界经济概括为高债务、高通胀、低增长。
“美国过去两年的名义GDP增长涨了将近20个点，这哪是低增长？美国过去两年造出‘七巨头’这样的巨型公司、市值2.3万亿美元的公司，这根本不是低增长。”他说。
黄海洲强调“未来靠增长”，增长才是关键，这一方面是要依靠科技革命，一方面是需要制度性改革，在国际层面上还是要拥抱全球化，支持多边主义。“所有的问题最好的解释是靠增长，增长应该优先于对债务的担忧。”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