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龙：在“加长版20世纪”，财富利用欲望把我们征服了

1870年以前，人类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缓慢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果被不断膨胀的人口吞噬。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发明创造加速推进，技术能力每过一代人得以翻番，最终改变了全球经济生活的面貌。

2010年，世界人均年收入约为1.1万美元，几乎是1870年的8.8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曾担任过克林顿政府财政部副助理部长的布拉德福德·德龙研究了从1870年到2010年跨越140年的经济发展史，他将这段时间称之为“加长版20世纪”。

德龙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三大推动力量，同时他认为这期间人类在实现经济增长和追求公平理想两个方面徘徊前行，在曲折中迈进。

历史总是押着相同的韵脚，当下国际经济形势，在历史上有很多相似的时刻。

以下内容摘自《蹒跚前行：1870-2010年全球经济史》：

为什么是“加长版20世纪”

我要介绍的“加长版20世纪”始于1870年前后：当时发生了若干分水岭性质的事件，即全球化、工业实验室与现代公司这三件大事，它们带来的变革将使人类逐渐摆脱自发展农业以来的上万年贫困苦难。这一加长版20世纪的终结点则是在2010年：作为世界领先经济体，北大西洋两岸的国家仍在2008年开始的大衰退中挣扎，无法让经济增长重新接近1870年以来的平均速度。

这段时期之中发生的事情既辉煌又恐怖。但以整个人类历史的标准来看，辉煌远远超出恐怖。我坚信，1870—2010年之间的140年加长版20世纪是人类全部历史中最具深远意义的阶段，它也是我们可以把经济作为最主要历史发展线索的第一个世纪，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终结了几乎普遍存在的物质贫困。

我坚信这段历史应聚焦于加长版20世纪，而不同于以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为代表的其他人喜欢强调的所谓“缩短版20世纪”，即从1914年一战爆发到1991年苏联解体。他们通常把19世纪(约从1776年到1914年)视为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漫长兴起时代，而把缩短版20世纪理解为现实版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带来震撼冲击的时代。

无论长短，以世纪计的历史都是以宏大叙事来定义的，其目标是诉说作者想讲的故事。把1914—1991年设定为一个世纪，便于霍布斯鲍姆叙述他想讲的故事，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大地忽略了我强烈主张的更加壮阔也更为重要的故事。那就是在大约1870年至2010年间，人类得以成功打开发展之门，摆脱长期受困于贫穷的状态，但是到后来，却未能延续早期已顺利启动的财富快速上升趋势。

天才的英籍奥地利经济学家、芝加哥学派道德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发现，市场经济通过在草根层面提供激励和协调，给自身提出的问题寻找众包式的解决方案。41870年之前，人类还没有掌握足够多的技术或组织手段，能让市场经济提出如何让自身变得更加富裕的问题。因此，尽管市场经济此前已经存在了数千年时光，或至少存在于经济生活中的某些部分，但它们能够做的仅限于为奢侈品或便利品的生产者寻找客户，使富豪们获得奢华的生活，让中产阶级过得更为方便和舒适而已。

情况自1870年左右开始改变。人类拥有了开展组织和研究的制度与技术，取得了全方位全球化、工业研究实验室、现代公司这些关键进步，通过它们打开了曾把人类长期禁闭于贫困状态的大门。于是，如何让人类致富的问题终于可以提交给市场经济去回答，因为它已掌握了解决方案。在大门的另一侧，通向理想社会(乌托邦)的道路已经呈现，其他一切美好事物也应该会随之到来。许多美好的事物在之后也的确到来了。

根据我个人非常粗略的估计，作为人类经济增长的核心，已经被发现、开发并应用到世界经济中的、关于如何驯服自然和组织人力的有用知识的存量价值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从1870年之前的大约0.45%跃升到之后的2.1%，这是真正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巨大进步。对1870—2010年这140年而言，2.1%的年均增长率意味着21.5倍的增幅。这是极其辉煌的成就：创造财富和获取收入的能力增强，让人类拥有了更多的好东西，生活中的必需品、便利品、奢侈品，能够更好地满足自己及家人。

它并不代表2010年的人类在物质的富裕程度上达到1870年的21.5倍，因为此时的人口规模已是1870年时的6倍左右，由此导致的资源稀缺性加剧会抵消生活水平与劳动生产率的部分提高。大致算来，2010年的世界人均年收入约为1.1万美元，几乎是1870年的8.8倍(8.8的由来是，用21.5除以6的平方根)。我们可以把这些数字作为非常粗略的参考，表明人类在2010年相比1870年的富裕提高程度。但同时也不能忘记，全球范围内的财富分配状况在2010年要比1870年不平等得多。

每年2.1%的增长率意味着每33年将翻一番，即1903年的人类社会的技术和生产率基础已经远远不同于1870年的情况，以工业和全球化取代了由农业和地主占主导的局面。1936年，又实现了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的激进变化，至少在发达国家的工业核心部门是如此。到1969年，向大众消费和郊区化转型的变革同样深刻，之后则是在2002年，走向信息时代的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支柱的经济模式。

假设我们能够穿越回1870年，告诉人们到2010年时社会将变得多么富裕，他们会做何反应?他们基本上会确信，2010年的世界将是天堂、传说中的乌托邦。人们的富裕程度会提升8.8倍?这显然说明到时候会有足够的力量去支配自然和组织人力，清除阻碍人类发展的一切主要问题和障碍。

经济是最重要的线索

加长版20世纪是可以把经济作为最主要历史线索的第一个世纪。

1870年之前，技术的增速一再输给人类的繁衍力，即我们的人口增速。人口增长加上资源稀缺与技术创新缓慢，使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无法确信自己和家人能在一年之中拥有足够的食物和安居住所。1870年之前，能够获得这种保障的人们必须依靠对他人的掠夺，而不是找到让所有人都更为富足的办法，尤其是因为专业从事生产之人会成为专业从事掠夺之人的极为软弱与肥美的目标。

加长版20世纪的影响深远巨大。如今，全人类仅有不足9%生活在大约每天2美元的生活水平之下，即我们所说的极端贫困状态，相比1870年的70%左右已大幅降低。即使在当前9%的贫困人口中，许多人已能够获得有巨大价值与力量的公共医疗和移动通信服务。如今，世界上较为幸运的经济体达到的人均富裕程度是1870年的至少20倍、1770年的至少25倍，并且有充分理由相信繁荣水平将在未来多个世纪里继续呈现指数式增长。如今，这些经济体中的普通民众可以发挥的位移、通信、创造和毁灭力量，在过去据称只有巫师和神灵才能够拥有。甚至于生活在不够幸运的经济体和南方国家中的大多数人，其平均生活水平也已经接近每日15美元，远远超出了那些国家在1800年或1870年的每日2~3美元。

过去这个世纪的许多技术发明，把之前只为少数富人提供的、极度稀缺的高价值奢侈品体验变成现代生活的普遍特征。我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不再将其列入财富构成清单中的前20项甚至前100项物品。许多人已习惯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福利水平，以至于完全忽略了某些惊人的成就。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丰裕得绰绰有余的现象，可是包括最富裕的群体在内，我们今天很少有人认识到自己的幸运、富足与快乐是如此不同寻常。

今天全世界生产的食物热量已绰绰有余，任何人都不需要忍饥挨饿。

今天全世界有绰绰有余的建筑物，任何人都不需要承受风雨之苦。

今天的仓库中有绰绰有余的衣服，任何人都不需要受冷挨冻。

今天有绰绰有余的物资处于储备或者生产中，不应该让任何人感受到某种必需品的短缺。

1870—2010年间，技术和组织的进步一再超越了人类的繁衍速度。新富裕起来的人类确实成功压制住了人口膨胀以及资源稀缺加剧抵消知识与技术进步成果的趋势。然而，物质繁荣在全球的不均等分布程度达到了丑陋乃至罪恶的地步。在政客及其同党寻找各种新方法自肥，置民众于不顾的世界中，物质财富没有让人类获得幸福。因此不能把对加长版20世纪历史的讲述，当作一次胜利的疾驰或者行军，甚至不是沿着乌托邦理想之路的进步旅程，而充其量只是无精打采的蹒跚前行。

人类向乌托邦的进步显得如此无精打采，原因之一是有太多方面在过去和今天被市场经济中的不义之神(Mammon of Unrighteousness)所累。市场经济实现了惊人的协调合作：当今全世界近80亿人参与高度有效的劳动分工。但除各国政府承认的财产带来的权利外，市场经济并不承认人的其他权利。合法财产权利只有在有助于生产富人们想购买的东西时，才具有价值。这种安排不可能是正义的。

哈耶克总是告诫，我们要提防如下主张：应该追求正义，而非单纯地提高生产率和物质繁荣。我们需要把自己绑到桅杆上，因为无论初心是多么良善，对市场的干预都将把我们推入下坠的旋涡。它将使我们步入工业时代的某种类型的奴役之路。但卡尔·波兰尼对此回应说，这种态度既不人道，也不可行。因为首要的一点是，民众坚信在驱动市场经济的财产权利之外，他们还有其他更为重要和优先的权利。他们有权要求社群给自己提供支持，有权要求获得带来必要资源的收入，有权要求确保持续就业的经济稳定。

当然，蹒跚而行比静止不动要好，更优于后退。这是历代人类不曾争议的自明之理。人类总是充满创造性，技术进步很少会完全停止。公元1700年时荷兰的风车、水坝、耕地、作物和牲畜，使该国的乡村经济与公元700年极少开垦利用湿地时截然不同。公元1700年在中国的广州港停泊的船只，相比公元800年有了远得多的航程，装卸的货物量也大大增加。而公元800年的商业和农业在技术上则比公元前3000年左右出现的首批文字记载的文明先进许多。

但在我们的时代之前，在工业化之前的农业时代，技术进步带来的变化在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有生之年非常微不足道，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在多个世纪乃至千年之中鲜有提高。

经济增长的三大推动力量

这里再谈谈我对人类改造自然和组织人力的有用知识的价值的粗略指数估计，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技术发展指数。为便于计算，假设世界范围的人类典型生活水平每提高1%，就意味着我们的有用知识的价值增加1%。这只是个标准化的操作设定，因为我希望该指数同实际收入而非其他指标(例如收入的平方或者平方根)保持同比例。我还假设，典型生活水平不变时的人口数量每增加1%，就意味着有用知识的价值增加0.5%，因为在人口增加导致资源变得更加稀缺时，必须由知识价值的增加来维持生活水平不变。之所以采用这个设定，是为了反映如下现实：由于自然资源并非取之不竭，我们必须依赖人类的才智来支持更多人口维持相同的生活水平，这与我们依赖人类的才智来支持相同的人口实现更高的生活水平是同一个道理。

我把全球人类有用知识的价值的量化指数设定为：1870年，即加长版20世纪的起点，取值为1。回到公元前8000年左右，当人类发展农业和畜牧业时，该指数的数值为0.04：大致来说，以全球平均水平计算，利用相同的物资和同样面积的农场，需要25个公元前8000年的劳动力才能完成1870年一个劳动力的工作成果。到8000年之后的公元元年，该指数提升至0.25：利用相同的资源，由于有了更好的技术，此时的一个典型劳动力的生产率已经相当于农业时代开启之初的6倍，但依然只是1870年的典型水平的四分之一。到公元1500年，该指数提升至0.43，相比公元元年的增幅超过70%，仍不及1870年水平的一半。

人类关于技术和组织的更为丰富的知识，是否让普通人在公元1500年时的生活比公元前8000年时美好许多了呢?并非如此。人口数量在公元元年到1500年之间以平均年0.07%的速率增长，导致每个劳动力拥有的平均耕地面积和其他自然资源以每年0.07%的速率减少，让技术更先进的劳动力获得的平均净产出至多只有很少量的增加。公元1500年时的社会精英群体的生活水平远远超越公元前8000年或公元元年，但农民或工匠等普通人相比自己的先祖并无多少进步。

农业时代的人类处于极度贫困中，社会只能维持基本生存。平均来说，每个母亲有2.03个子女能存活到生育期。典型的女性———她不属于在生育子女时死去的七分之一群体，或者在子女成年之前死去的五分之一群体，有时和子女一起死于某种传染病———将把大约20年的时间花费在两件事情上：差不多有9次怀孕和6次生育，把3~4名子女养活到5岁以上，子女的平均预期寿命不足或许远远低于30岁。

养活孩子是每个父母的第一和最高目标，农业时代的人类对此却完全无法给出保证。这个指标反映着人类承受的物质需求的压力大小。

坚冰在1500年之后开始松动和移位。或许更好的比喻是翻越了一道分水岭，跨入新的流域：人们走到了下坡面，各种事物正在朝新的方向奔流。我们可以把这一转型称为“帝国-商业革命”时代的到来，发明创新的步伐加速。然后到1770年左右，坚冰裂开。

就世界范围的经济繁荣水平和全球经济增长速度而言，我们再次跨越到一片新的流域：1770年之后的世纪可以称为“工业革命”时代的来临。公元1870年，有用知识的价值指数达到了1，相当于1500年时的两倍多。从0.04到0.43，这个指数用了大约9500年才增长10倍，平均大约2800年翻一番，而下个翻番仅用了不到370年。

这是否给1870年的人类带来了更为富裕和舒适的生活呢?并不明显。1870年时的全球人口达到13亿，是1500年时的2.6倍。但就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来说，平均耕地面积只有过去的大约五分之二，抵消了技术进步的绝大部分效应。

到1870年左右，人类再度跨越一道分水岭，进入新的流域，即西蒙·库兹涅茨所说的“现代经济增长”时代。在这之后的加长版20世纪之中，终于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到2010年，全球人口接近70亿，有用知识的价值指数达到21。值得惊叹!人类关于技术和组织的有用知识的价值实现了年均2.1%的增长速率。自1870年以来，人类的技术能力和物质财富以超出过去想象的速度暴增。到2010年，典型的人类家庭已不再把为下个年份或下个星期寻找足够的食物、住处和衣物作为最紧急而重要的问题。

从技术经济学的视角看，1870—2010年堪称工业研究实验室与层级式公司组织的时代。前者集合了工程应用技术群体的力量，以推动经济增长;后者组织起推广利用发明成果的群体的力量。这同样是全球化的时代：廉价的海洋运输和铁路运输消解了距离这个成本因素，让数量庞大的人们共同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借助通信连接让我们在世界地实时交谈。

工业研究实验室、现代公司与全球化掀起了发现、发明、创新、应用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全球有用经济知识指数。奇迹在延续。例如在1870年的伦敦———当时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最前沿，一位非熟练男性劳动者的日工资可以给自己和家人购买大约5000卡路里热量的面包。这已是进步的成果。1800年时的日工资或许只能购买4000卡路里更为粗劣的面包，1600年时只能购买大约3000卡路里还要更粗劣的面包。有人会问，更粗糙的、富含纤维的面包不是对健康更有益吗?对今天的我们或许如此，因为我们已经有热量足够多的食物，能得到充分的能量去完成日常工作，才会去关心纤维素摄入之类的事情。而在过去，你必须拼命摄入尽可能多的热量，因此更白和更细的面包才是好东西。今天，伦敦的非熟练男性劳动者的日工资可供购买240万卡路里热量的小麦制品，几乎是1870年的500倍。

从生物社会学的角度看，上述物质进步意味着典型女性不再需要把20年的时光完全花费在怀孕和哺育子女这两件事上。到2010年，做这些事情的时间差不多是4年左右。同样是在20世纪，我们在历史上首次避免了一半多的子女夭折于流产、死产和婴幼期，避免了十分之一以上的母亲因为生育而死亡。

从国家和政治的角度看，财富的创造与分配推动了四件大事。第一，也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件，1870—2010年是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世纪;第二，世界的构成在这个时期变得以民族国家为主，而不再是帝国;第三，经济的重心逐渐变成控制价值链的大型寡头企业;第四，世界的政治秩序主要通过有普选权的选举来合法确立，而非依靠富豪出身、文化传统、个人能力、领袖魅力，或者对历史命运的神秘洞悉。

我们仍在蹒跚前行

我们今天有多少人能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前的厨房做个好帮手?在电力和自动洗衣机出现之前，洗衣服并非烦人的细小琐事，而是每个家庭（更确切地说是家庭主妇）每周劳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今的社会中很少有人担任采集者、猎人乃至农夫。狩猎、采集、农耕，以及放牧、纺织、清洁、挖掘、冶炼、切割木材乃至用手工修造建筑物，均已成为极少数群体从事的专门职业，且人数仍在萎缩。而农民、牧人、制造业工人、建筑工人和矿业工人等在具体操作中已主要成为机器的控制者，越来越多地担任机器人的程序员。他们不再是过去那些用双手来制作和塑造物品的劳动力。

现代的人们又在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越来越多地在拓展科学技术知识的体量，我们互相提供教育，互相提供医疗和护理，照看老人和孩童，彼此娱乐对方。我们相互提供其他各种服务，以便充分利用分工的好处。我们参与复杂的有象征意义的互动，这些互动能够分配地位和权力，在公元2010年组织协调包含整整70亿人的当代经济的劳动分工。

在这个加长版世纪中，我们跨越了一道高耸的分水岭，把人类在此之前的行为与之后的行为彻底分开。这的确是乌托邦，同时又不完全是。

经济史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对此给出了解释。他认为，人类追求目标的历史表明，我们与乌托邦理想并不能很好地相容。随着财富变得越来越多，过去的必需品不再让人担心，甚至完全被我们忽略。但便利品会成为必需品，奢侈品将成为便利品，人类还会想象和创造出新的奢侈品。

困惑的伊斯特林质疑，“为何如今最富裕国家的物质忧虑同以往一样严重，对物质的追求同以往一样迫切?”他仿佛看到人类站在“享乐跑步机”之上，“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以为，收入再提高10%或20%就能拥有完美的幸福……但最终，经济增长的胜利并不是人类对物质需求的胜利，反而是物质需求对人类的胜利”。我们没能利用财富征服自己的欲望，而是财富利用欲望把我们征服了。尽管一切都发展顺利，我们仍只是向着乌托邦蹒跚前行而非疾行，上述的享乐跑步机效应正是一个重要根源。

但话又说回来，抛弃这台跑步机同样不妙。无论蹒跚前行还是疾行，只有傻瓜才会有意无意地朝着接近全球普遍贫困的悲惨方向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