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竞选运动中，唐纳德·特朗普说，“我们的非裔美国人社区现在绝对是最糟糕的时刻，比以前，任何时候，任何时候，任何时候都更差”。这位新任总统说道，“你看一眼内城区”，这些话是共和党政治家数十年的狗哨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形容政客们表面说一套，背后的真实含义只有少数目标人群才能领会）的回响，把种族和城市失序混在一起，从巴里·戈德华特参选到尼克松和里根时代，“你没受教育，你没工作，你走在大街上被枪击中”。
当被告知自己的继任者认为美国黑人正生活于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时期时，巴拉克·奥巴马回复说：“我觉得，他错过了从奴隶制和吉姆·克劳法（Jim Crow）那里学到的公民课”。但是内城种族暴力问题的确损害了奥巴马政府的最后一年：尤其是，每隔十天就会有一名未携带武器的黑人被那些声称保护公众的人枪击。正如一位青年抗议者在《他们无法杀光我们》（They Can’t Kill Us All）一书中对卫斯理·罗威瑞（Wesley Lowery）说道的那样，“有一名黑人总统并不能阻止警察枪杀麦克·布朗（Mike Brown）”。
2014年8月9日，一位白人警官，达伦·威尔森（Darren Wilson）开了六枪射击手无寸铁的十八岁黑人青年布朗，几分钟之前，布朗从密苏里弗格森的便利店里走出来，拿着一盒价值34美元的雪茄，但他没有付款。他了无生气的尸体冷冰冰地躺在一个宁静住宅区的柏油马路路边，长达四个半小时。小道消息在以黑人为主要人口的城市传开，引发了当地的抗议。接下来，几乎全由白人组成的警员力量作出了强硬的反应，并引发了一场暴动。在破碎的窗户和快速旅行汽油站阴影中被木板封起来的商店中间，罗威瑞，一名毕业不久的《华盛顿邮报》记者，在一家麦当劳被一名荷枪实弹的警员按在了饮料机上，当时罗威瑞把这家麦当劳当做了“厕所，WIFI和自动售货机”。
由罗威瑞和其他人报道的关于“弗格森事件”的图片和文章引起了全国范围内关于警员和种族正义之间的辩论，给了大家站在一起呐喊“黑人的命也是命”和一场新型社会运动的动力。这一短语来自于2013年加州运动家艾丽西亚·嘠扎（Alicia Garza）创作的无害短语“给黑人的爱之便条”，她是在乔治·齐摩森（George Zimmerman）——自封“社区看门人”——枪杀黑人青年特旺·马丁（Trayvon Martin）并被判无罪之后写的。当时马丁正走在回家的路上，手无寸铁，从佛里里达州的一家711便利店走出来。“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标签在弗格森事件中使用频率飙升。一夜之间，弗格森镇成了“美国黑人和进步人士的麦加”，不仅提供了受阻碍的黑人民权运动发展的快照，还提醒新一代运动家注意非裔美国人生活里遭受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的种族主义。
运动组织者们提供了从美国最大的数个城市前往布朗墓碑的“自由之旅”，并且通过社交网络为抗争队伍动员了有力支持，激励着年轻黑人们去记录自己和实施法律的警官之间的争执，并建立非正式，包容性的社团。正如罗威瑞写道，在一个警察暴力就是“日常生活中广泛的常态”的国家，搜集地方性事件并投射到全国舞台上标志着“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在重新塑造关于种族不正义公共对话上的成功。而伯尼·桑德斯和希拉里·克林顿在总统竞选期间能够发声反对严格的“盘查”制度和黑人的高入狱率都得益于这个组织的存在。
《他们无法杀光我们》勇敢地记录了警员们“不成比例地击倒了黑人和棕色人种”，并带着读者快速浏览美国，包括作者的故乡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作为“挣扎着的锈带大城市”之中心，罗威瑞在警察击毙12岁男孩泰米尔·莱斯（Tamir Rice）的地方停下。被击毙前，莱斯正在游乐场上打雪仗，假装使用玩具枪。还有布兰登·琼斯（Brandon Jones），一个有着学习障碍的18岁男孩，他的被杀却鲜有新闻报道（他的母亲哭诉说，“我的儿子不应该躲在我家餐厅壁橱的骨灰瓮里”）。
作者对这片区域的熟悉为我们了解这一代抗争提供了大量的帮助，他巧妙地将当地民权运动传统和如今悲伤的叙事编织在一起。他也回忆了自己的往事——从青春期和“克利夫兰最好的人”的互动到黑人父母给孩子们的警告（永远不要警察面前跑，要说，“是，先生”，“是，女士”）——来帮助读者理解警察不能承担带走无辜生命的责任。在一名公诉人告诉莱斯的母亲，她儿子的死亡“绝对是一个悲剧”，但是严格来说却不是“犯罪”，她恳求道，“我唯一想的就是有人能负责”。
穿越美国的东海岸，从暴乱损毁的巴尔的摩社区到各所南卡罗纳大学的校区，罗威瑞和新一代的政治组织者们对谈，他们有着超越自身经历的“镇静，自信和智慧”，封锁高速公路，协助高中进行罢工和支持抵抗以及象征性地扯下邦联旗帜。在学校学到了黑人抗争的历史，他们知道治愈美国种族隔阂需要的不只是文化上的曝光：二十世纪末的“迈克尔·杰克逊和乔丹”策略。
参加这次“黑人的命也是命”的人群动机也各不相同。有的人是对法律有争议，一些人是受宗教信仰的驱动（像布莱特尼·派克奈特，他在一个崇敬有着“棕色皮肤和黑人头发的完全不同耶稣形象”的家庭里长大）；一些人是自己遭遇了苦难。艾利克斯·泰姆布莱登（Alexis Templeton）相信，正是通过在弗格森镇的抗议活动，她克服了抑郁并遇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她告诉作者说，“麦克·布朗拯救了我的生命”。
而年轻的游行者们之所以站出来对抗警察的原因部分是由于“无助”：他们知道，尽管自己的奋斗目标是正义的，却不能依赖一些“可疑的白人为主的媒体”有效地将消息传播出去。罗威瑞呼指出了新闻业多年来“根本性的傲慢”，它相信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民权运动的成功”。他反问道，“让整个国家准确地认同黑人经历，是否需要白人的透视镜？”
在别处，罗威瑞也谴责自己的媒体同行“对刺激的成瘾”，在“时效性的祭坛上”牺牲了准确性和微妙之处。相比于直接报道新闻，媒体经常制造困惑并扮演着扩大化事态的角色——不管是通过在这些“无领导”抗争运动中塑造一个领袖，还是错误地将被害人当做“罪犯”，或者将新闻车开去正在进行的犯罪场景并要求居民们“谴责暴力”。“他们只是来这里看看是不是会有暴乱”，当电视台的摄像机比当地零售店的顾客还要多时，一名弗格森居民如此说道。“但是他们不在乎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抗争”。
但是罗威瑞的工作还包含培养消息源，寻找当地团体关于正在进行着调查的“重要八卦”和拜访受害者家门。他挣扎于协调自己“在混乱中的角色”和自己所学到的东西。他为自己的专业成就（他为母亲复印了一份来自克利夫兰的封面报道）感到骄傲，他也能快速注意到自己的不足：当和悲伤的亲属们说话时，他会使用“练习过的漂亮话”，他也会把一些受情绪支配的话发到推特上，当他和一个警方部门巧妙地周旋，这损害了他的可信度。他对于新闻能促进运动的理解敦促他劝说《华盛顿邮报》成立致命警力（Fatal Force）数据库，这是一个追踪美国每起警员枪击公民案件的数据库，这使得罗威瑞和他的同事于去年获得了普利策奖。
信息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邮箱和语音信箱（“死亡的存储器”），最终穿透了“那层我需要学习才能获得的情绪上的疏离”。他坦承当自己观看另一起枪击视频的时候会伏案而哭，这一起枪击案发生在明尼苏达，在电话联系受害者的女友前，他冲去新闻编辑室的厕所里呕吐，“他已经走了”，受害者的女友在电话里啜泣着说。
在终结奴隶制一个半世纪后，废除种族隔离五十多年后，《他们无法杀光我们》让我们再次直面充满种族不公正的美国历史。有待观察的是，在对抗警员暴力面前，在美国第一任黑人总统任期内爆发的社会运动能否超越其民权运动时期的先贤，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决意将重点放在法律和序上的时期内。但是许多年轻的运动者认为他们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了。“我给巴拉克·奥巴马投了两次票”，圣路易斯的说唱歌手和运动家泰富·博易（Tef Boe）告诉罗威瑞说，“却还是被瓦斯弹呛得流泪”。
（翻译：李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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